提起著名歌唱家王昆,人们总是把她与革命文艺联系在一起。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她小小的身影就出现在西战团的队伍中;早在延安的舞台上,她就成功地塑造了“喜儿”。在新中国第一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她演唱的《农友歌》韵味十足,广为传唱;在许许多多重大文艺晚会上,她更是留下精彩的演唱……最近,她又以80岁高龄两次往返澳洲,行程数万里,参加了“不朽的旋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海外音乐会”。她在悉尼歌剧院、墨尔本剧院引吭高歌,把抗战文艺的经典之作连同一位老艺术家的精湛技艺献给了澳洲观众。王昆的从艺道路与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紧紧连系在一起,从她身上也折射出文艺工作者与现实生活、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王昆,听她对往事娓娓道来,说到激动处,歌唱家会情不自禁地低声唱起来,在歌声中,记者寻访到她过去艰辛的足迹,并为此深深感动……
13岁就参加了革命
记:1938年您参加八路军时,还只是一个13岁的小姑娘,是什么原因使您在小小年纪就投身于抗战?
王:那是为了活命,尽管我年纪小,却懂得不抗战就只有死路一条。1938年,日本鬼子打进了我的家乡河北唐县,把我们县城都烧了,我们家连八月十五中秋节都没过就逃难去了。10月,八路军打过来,解放了我的家乡,成立了自卫队、妇救会等。但我们知道,敌人一定还会来,因为我们那里离平汉铁路很近。八路军撤走时我就跟着走,上山20里地就是抗日政权所在地。另外,我很小就投身抗日与家里情况有关,我家里有个老共产党员——我的三叔王鹤寿,他1925年就参加了革命。我还有个小姑姑林浦,是个了不起的女性,我就是与她一起参加八路军的。
记:别人参加革命是扛枪,而您从一开始扛的就是“文艺”这支“枪”,这与您从小就能歌善舞有关系吧。
王:我从小就喜欢唱。我的老师臧玉科是香山慈幼院毕业的。他会很多种乐器,教我们唱了很多歌。我还很喜欢家乡的民歌和戏曲。凡是开会,领导总要让我先唱歌,这让我与演唱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您在澳演出时,唱了一首抗战歌曲《叫老乡》,在演唱前您介绍说,当年您高唱着这首歌动员人们参军上前线。
王:我参加八路军后在妇救会工作,妇救会经常下乡去组织发动群众抗日。每次下乡,都要召开群众大会,我们先到打麦场唱救亡歌曲,一首接一首唱,人就越集越多。然后我开始演讲,动员妇女们做鞋,支援前线,号召妇女放足,教她们识字、唱歌,动员青壮年参军抗日。我唱完《叫老乡》,往往有两三个人跟我走,去报名参军。
西战团是我的学校
记:1939年春,当时很负盛名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了冀中,您成为了西战团中最年轻的一员。
王:加入西战团正好是在1939年4月15日我14岁生日那天,我独自背着背包到西战团的驻地报到。参加西战团的过程,说来也很有意思。1939年初,我还在唐县妇救会工作,在4月初的一个晚上,三军分区冲锋剧社为群众演出,县领导让我在演出前加演一个独唱节目,我唱了《松花江上》和《江水红》,当时我并不知道台下坐着西战团主任周巍峙,他是经人推荐从八十里之外赶来对我“秘密”进行入团考试的。那一天决定了我后来的命运。
记:西战团的文化名人不少,与“大哥哥”、“大姐姐”们相处,收获一定多吧。
王:是的,在西战团的5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西战团荟萃了很多文化人,素质非常高。有诗人田间、邵子南、方冰、曼晴、邓康,音乐家劫夫、卢肃,戏剧家凌子风、贾克、洛汀、白居、牧虹、陈强、朱星南,美术家徐灵等。西战团分文学组、戏剧组、音乐组。戏剧组组长陈正青和音乐组组长何慧夫妇都是大学毕业生,劫夫是东北的流亡学生,也比我们大一些,陈强那时也很小。
我们那时写的歌、唱的歌都是与现实密切结合的,比如牧虹和卢肃合作的《团结就是力量》,方冰和劫夫合作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就是在我们一方面反扫荡、一方面进行演出的游击生活中创作出来的。
我仅读过小学,西战团仿佛就是我的一所学校。美术组的写标语、画漫画、刻木刻,我也拿着笔跟着他们写写画画;文学组的同志作诗写文章,我学着刻钢板;戏剧组的演戏,我管服装、道具,演配角。我在团里年龄最小,跟他们在一起工作,潜移默化学到不少东西。做人,以他们为榜样,业务上他们都是我的老师。
记:在西战团五年多的时间,您觉得苦吗?
王:生活虽然艰苦,但我非常快乐、充实,自从参军以后,我觉得自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整天唱歌。我觉得自己就像春天的小草似的,一天天长高,每天都在增长新的本领。西战团是我艺术成长的摇篮,也是我思想成长的“母体”。
排演《白毛女》轰动延安
记:1944年西战团工作结束后回到延安,您又成为鲁艺的学生,后来便排演了轰动一时的《白毛女》。
王:《白毛女》的故事是邵子南在我家乡收集的,周边好几个县也在流传这个故事。他先写成诗句,用秦腔谱曲。试演后,有关领导认为故事不够新颖,人物形象也不够鲜明,内容也应该进一步挖掘,要求重写。于是贺敬之、丁毅等人重写剧本,马可、张鲁、瞿维、焕之、向隅、陈紫、刘炽等人谱曲。他们那时都非常年轻,但非常有才华。贺敬之才21岁,就写了这样一个大戏。刘炽也不过23岁,就写了《胜利鼓舞》,日本宣布投降那天,我们来不及写歌,游行欢庆时就唱这首《胜利鼓舞》。
记:怎么挑中您演喜儿呢?
王:第一稿并不是我演,第二稿才让我演喜儿。我想可能是因为故事发生于河北,音乐主要运用了河北民歌、梆子等因素。我对河北农村生活很熟悉,从小就接触民间音乐,所以演起喜儿来不费劲,能较好地把握人物性格。当时听了我试唱,张鲁同志就推荐我饰演喜儿,我当时还不到20岁。
当时的《白毛女》是写一场排一场,排练在鲁艺校园,鲁艺没有围墙,老乡们放羊、下地路过时也过来围着看。还跟我们一块哭,一块笑,斗争黄世仁时小孩子跟着喊口号。
记:还记得当时的演出盛况吧。
王:《白毛女》上演时,真是非常轰动,可以用“一票难求”来形容。当时在党校三部大礼堂演,陈庚同志进不来,急得在外面大喊。叶剑英同志看剧时流泪了,有人问他,他说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当时我们党的领导人都来观看了演出,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来看戏,戏演完后到后台来看我,我正在洗脚(因为后半场喜儿在山洞里生活,是赤脚),周恩来同志对我们说“这个戏好,很感人”。多年以后,我听张瑞芳对我讲了这样一件事,总理当年在重庆观看了她演的话剧后,对她说:“延安最近演出了一台戏,感人至深,许多人看后都忘不了。”足见周总理对这部戏的喜爱。
民族艺术是我的根
记:除了家乡民歌、戏曲从小对您的熏陶外,到鲁艺后您又学习陕北民歌、眉户剧、道情、秦腔等,这些对您的演唱起到很大的作用,使您演唱不同的作品总是富有独特的韵味。
王:我认为,不仅搞文学创作、美术创作的人要采风,演唱者也需要采风,不然没法进行二度创作,没有闪光点。为什么同样一首歌,有人能把它唱得不一样,而有人却唱得平淡无奇,就是要看你二度创作的功夫下得够不够。
比如我唱《农友歌》时,向湖南籍演员请教,用方言一遍遍念,慢慢琢磨里面的声韵特点,再结合湖南花鼓戏的腔调,演唱时韵味就出来了,表现力也就丰富多了。
记:您能保持艺术的青春,也在于不断吸收和创新。
王:吸收新的东西要结合自己的特点。解放后,我曾去中央音乐学院学习过一段时间,苏联专家给我上课,他说,你这是从“奴隶社会”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让我改,让我放弃原来的唱法,还说“要有得就要有失”。第一年我觉得还可以,第二年就不行了。在去音乐学院之前,周总理就曾对我说:“你只能学好,不能学坏。”何谓“学好”,就是声音更高亢、宽广,让我们更爱听;何谓“学坏”,就是再听不出是你王昆在唱。总理的意思就是不要失去了自己。
没继续在音乐学院学下去,不等于不继续探索。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原来的风格如何保持,又如何提高。民族声乐中也有许多可借鉴吸收的东西,是我们中国声乐艺术的宝贵资源。
艺术就是要张扬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特点。就是合唱团都要有自己的风格,更何况是独唱演员。
从艺做人最崇尚“真诚”二字
记:您在墨尔本演出时,曾对观众说了这样一段话:“也许我的声音不如以前那样高亢,但我在真唱”。您的话深深打动了观众。
王:我这个人虽然80岁了,却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这是为什么?我认为自己对观众非常真诚。观众需要我,我就用歌声为观众服务,我以真诚对待观众。
记:您认为老歌为何这样受欢迎?
王:台下的很多观众与我有共同的经历,我一起唱这些老歌,就等于一同回忆过去,心中自然会感慨万千。不仅在澳洲,我在美国演出,华人华侨们抱着我流泪,酸甜苦辣涌上心头。前不久我到苏州参加当地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演出,一位老干部带着家人,驱车从南京到苏州看演出。老人的儿孙们说,这是老人家的心愿。
记:您已80高龄,从澳洲演完后又紧接着到苏州演出,演出日程排得那样满,像您这样年岁的歌唱家还活跃在舞台上并不多见。
王:我8月中旬还要参加中央电视台“心连心”在山西的演出,9月份可能还要随中国文化代表团到曼谷参加庆祝中泰建交30周年大型演出。我很珍惜这样的演出机会,对于一个演员来说,登台是一种享受,得到观众喜爱更是一种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