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我的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我要先唱一支歌。“叫老乡,你快去把战场上啊快去把兵当。莫叫日本鬼子来到咱家乡,一家老少杀光啊我的好老乡。”

    我就是在这首歌的鼓舞下,12岁参军当了交通员的。

    我刚上四年级,父亲干活时跟日本工头打起来,把日本人打伤了,跑回家不敢出门,从此失业,我们只好从天津又回到山东老家。这时我的老家已是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了。建立县、区抗日政府,各村都有民兵队、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常有干部来给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我唱的那首歌,就是在村里动员参军的会上学的。

    我姑姑家距我村三里地,村东头是伪军据点,西头是初级小学校。我住到姑姑家上学校听课。校长姓魏,对我很好,常找我聊天。有天他就对我说:你文化基础比这里学生高,又懂抗日救国道理,在这里听课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参军抗日呢?并表示可以作我介绍人。我回去跟父亲商量,我父母比较开通,虽有顾虑但没阻挡。于是在一天夜里,魏校长领我到一个偏僻村落,见到了我一位上级高凤林同志。高凤林同志问我:“你参军是自愿的吗?”我说:“是。”他说:“抗战很艰苦,而且要有牺牲准备,你不怕?”我擦着眼泪说:“我宁死不当亡国奴。”魏校长小声说:“我说他思想早熟,是不是?”高凤林说:“抗日战士不都穿军装。咱们的工作需要穿便衣。过两天我给你领布来,请房东大娘按你身材两天就做好了。

    从这时起我正式走上人生之路。

    高凤林同志是我的领导,更是我的革命导师。他原是乐陵的中学生,八路军从山西开来后,班主任带领他们全班都参加了革命。交通站几个点分散在不同村子。我只和高凤林俩人在一起。有时他一人出去执行任务,就把我寄放在堡垒户老乡家。堡垒户是个外来铁匠,姓张。鬼子来“扫荡”,他就叫我在院子里给他拉风箱,鬼子进来搜查,他说我是他儿子。我和高凤林一起行动时。在交通壕里他边走边对我进行教育:讲共产党的政治理论,讲革命人生观,讲抗战形势,讲革命纪律和教导我工作方法。不仅言传而且身教。有时走到敌人据点附近,他叫我趴在交通壕里。自己却站起来高喊:“伪军弟兄们,你们听着。中国抗战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鬼子在太平洋也吃了败仗,他们的日子不长了,赶紧立功赎罪还来得及。谁干过好事谁是铁杆汉奸我们都记上了黑红点,这笔账是要清算的……”

    敌人在炮楼上朝我们打出照明弹,开起枪来。他再把腰一躬拉我就跑。

    这样经过几次,我胆子大了。有回他刚喊了一句“伪军弟兄们”,我就接上喊“你们听着”,谁知他却按下我的头小声说:“你别喊!”然后继续大声喊,说完拉我就跑。他说:“你嫩声嫩气的,他们发现这边有小孩,说不定会来追击我们!”

    开始我只跟他到不同的点上布置工作和到据点、村子与线人接头。他跟人谈话,我爬上屋顶或草垛上放哨。后来他就派我单独执行任务了。“反扫荡”中我们有人负伤,但缺乏药品。当时伪区长是我们村的本家。高凤林看我认识他,就派我进据点给他送信。我按他的指示去了据点。找到区长住的屋,那位“三爷爷”正躺在炕上抽大烟呢,一见我来,怠搭不理的指指炕头说:“坐下吧,你怎么来了?是不是家里没粮食吃了?”我说:“不是,来看我姑,我爹叫顺便看看你。”他叫勤务兵给我去倒茶。趁着屋里没人,我掏出信来塞给他说:“还有人托我给你带封信。”

    他朝信看一眼。马上睁大了眼珠子,摆摆手叫送茶来的勤务兵说:“到门口放哨,有人来报告一声。”勤务兵出了门他才仔细看信。看完坐了起来,用手比了个八字,小声说:“爷们儿,你啥时干上这个了?”我说:“我啥也没干,人家叫我送这信,我敢不送吗。”他笑笑说:“好。你干啥不干啥我不问,在那边你就多给三爷爷美言几句吧。我不是铁杆汉奸。这件事我尽快去做。万一有没做到的,别怪罪我就是了。”接着他要留我住一宿,我正想观察一下据点内部情况,就答应留下来。没想到半夜我看到了宪兵严刑拷打乡民以勒索其家人,景象凶残、丑恶、悲惨,令我终生难忘。天一亮我就跑回去,向高凤林报告了和伪区长联络的情况,他表扬我干得不错。接着我就把夜里看到一切告诉他,要求他以后别再派我到据点去了。我恨汉奸,不想跟他们说话。

    高凤林低头沉默了好久,才说:“叫你去据点一是你跟伪区长有本家关系,二是你在大城市里呆过,还学过点日语,见到鬼子也能应付一下。别人没这个条件。你看见了,不消灭鬼子汉奸,中国人还有活路吗?你进据点是革命工作,是为了打鬼子呀。”

    在领导教育下,我坚持了下去,利用会几句日语,帮助到伪区部要东西的日本兵作翻译,趁帮他们拿东西的机会走进日军炮楼观察情况。还曾奉命在据点内找到我们被俘的伤员,转达组织上的指示。

    我也遇到惊险的场面。

    有一次,高凤林拿来一叠彩色的日文传单,命我在赶集人多的机会,把它撒到有据点的村里去。我把传单塞在衣服内,匆匆往集上走。半路经过一个村庄,被两个在村口站岗的少年抓住,并搜出了传单。他们把我关进一间牲口棚子里,大的拿枪看着我,小的拿着传单去报告。我想:这回完了。传单搜去不要紧,可我绝不能说出这传单是谁给我的。开始还算镇静,心想:“不就是一死吗!学习革命英雄,誓死不作亡国奴!”可一想起那晚上汉奸们动刑的情景,就紧张起来了。死不可怕,那个罪可受不了。他们不是说我要跑就开枪吗,等他们带我出去时,我撒腿就跑,引他们开枪吧。正想着,那小孩领着个大人来了。大人看了看我说:“你不是邓友梅吧?”我说:“是,怎么着?”他把传单递给我说:“走吧。”我问:“上哪儿去?”他说:“原来你要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呗。”我迟疑地站起来,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他说:“还不快走,呆会儿集就散了。”我问:“你们是谁?”那人说:“这个你别问,叫你走你就走!”我不相信事情就这样完了,就斜着身子,眼盯着拿枪的大孩子往门口退,打算出了门就撒腿跑。那大人笑了笑说:“快走吧,怕他开枪啊,那枪里没子弹。”我这才扭头跑了出去。

    我赶到集上时,集已快散,完成任务后回村就晚了。见到高凤林我正要说明迟回来的原因,他却笑着说:“今天辛苦你了,快洗洗脸歇歇吧。今天的事我知道了,你表现得不错。”后来,我随高凤林去参加一个会。在场的有几个人,看见我就指指划划地笑。我问他们笑什么,谁也不说。至今我仍不知道那次是场误会还是高凤林布置好了考验我的。

    不料,我正干在兴头上,又来到一个人生的路口。

    1943年冬天,中央命令全军实行精兵简政,我属于被精简之列。想不通归想不通,命令却要服从。临走那天有一位地方干部背着个口袋送我到家,对我父母说:“部队实行精兵简政,小同志先复员,情况好转再叫他们回去。小邓是奉命复员,没有犯什么错儿。”说着打开口袋,拿出来一卷土布抖抖说:“这是他的复员费,两丈布四斗谷子,你们收下。上边交待,复员后要他马上离开咱这儿,到外边去躲一躲。怕万一敌人“扫荡”抓着他,会有危险。”复员后我来到天津准备投靠亲戚,后被招工骗至日本充当廉价劳动力。

    在日本一个化工厂,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劳动12个小时,下班后还要挖防空洞,学日语,在集中营里干零活。星期六则连续劳动24小时。一天3顿饭,每顿一个便当。二两饭里边还掺着一半萝卜、地瓜、海菜之类。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人格侮辱。一个日本职员在办公室前种的葱少了两棵,找到我就打。理由是当天只有我一个“支那人”到过办公室,日本人是不偷东西的。警察局在厂里设有“勤劳课”,专门监视我们的言行。有次我受苦无奈,休息时在地上写了个“忍”字,被勤劳科的人看见了,他追问我写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说:“我在学习写这个字,没什么意思。”他问我:“你忍不住了吗?你来这里才多久?”我说:“我夏天从中国到日本,到这儿半年了。”他扬手打我个嘴巴,吼叫道:“你说什么?从中国到日本!日本是你叫的吗?要叫内地。你是从支那来到内地!”他们早把中国看作是殖民地了。

    不仅是我,不少人都暗地里说,只要活着回去,坚决参军抗日,报仇雪恨!

    1945年春,工厂被炸毁了,日本人只好把我们送回到山东。有大伙伴观察了附近的路线,就在夜间带我钻出铁丝网,奔向山区,找到了部队参加了抗日队伍。部队听说我原来作过交通员,就把我又分配到敌工部门。日本投降后,部队送我去学校学了几个月文化,然后调到新四军军文工团,从此走进了文艺队伍。

    抗日战争令我度过艰辛的少年时代,也使我我受到了党的教育和时代的磨练,建立起基本的人生观。这就是个人生活境遇可能变,爱国爱人民之心不能变,个人命运是和国家民族发展紧紧相连的。这段艰苦的历程,还无意间充实了我的写作资源。我的小说《据点》、《猎户星座行动》、《别了,濑户内海》、《成长》等,都带点自传性质。

    1980年,我随巴金、冰心等前辈访问日本。日本友人提出让我到当年当劳工的地方看看,巴老立刻表示赞成。从广岛出发就有一批电视台、报社记者跟我上了火车。到达地点后,又有当地记者在站台上等候。到工厂时,厂里的负责人排成一排,鞠躬欢迎,谈话中一再道歉:“邓先生,你当年在这里当征用工受苦了,实在对不起。”他们陪我坐车绕厂参观,才知道发我干活的车间已经变成一片荒地。这时一群记者挤上来问我:“邓先生,经过这几十年,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说:“当年在这里当劳工是邓友梅,现在站在这里的还是邓友梅,我个人并没多少变化,变化的是我的祖国!今天的中国不是当年的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