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剧协顾问、著名剧作家胡可虽然年逾八旬，却精神矍烁，神采奕奕，提起当年自己如何参加抗日战争，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戏剧工作者时，老人更是兴致颇高。

    在战争中学习文艺

    胡可说，他从事文学创作，并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被分配到文艺工作这个岗位上，学着做起来的。60年前，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胡可还是个怀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中学生。他说，尽管在上小学的时候写过《我的志愿》这类的作文，有过对文学艺术的憧憬，但是国家民族的命运却把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包括他在内，带进了抗日救亡的汹涌洪流之中。卢沟桥事变以后，胡可参加了北平郊区的抗日游击队，成了一名小游击队员，并随着游击队一起到了刚刚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成了聂荣臻将军部下的一名八路军战士。当时，敌后人民踊跃参军，抗日武装迅速扩大，为了适应部队发展的需要，军区成立了专门培训干部的军政学校，胡可被送去学习，成了这所学校的首批学员。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做了一名宣传员。

    来到抗敌剧社以后，胡可开始体会到八路军对文艺工作的重视。一到剧社，他就把唱歌、演戏当作严肃的任务来对待。《抗敌剧社社歌》中有这样几句词：“我们为英勇的战士而歌唱，把大众的生活、斗争演出在舞台上。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在那与日本帝国主义做殊死战斗的年代，这首歌表达了剧社同志们共同的心声。胡可来到抗敌剧社的时候，剧社刚刚成立不久，成员中有红军时期的宣传员，有来自大中城市的进步学生，有在当地参军的知识青年，还有十几个学跳红军舞蹈的小同志。胡可的任务除了参加合唱和用口琴给跳舞的小同志伴奏以外，主要是参加话剧演出。有人说演话剧只需要3个条件即可：一是五官端正，二是会说普通话，三是上台不怯场。胡可说他3条俱备，而且因为有一点在学校演剧的经验，被认为“会做表情”，因此很快成了演戏的骨干之一，并且不久就担任了戏剧队的副队长。戏剧队长刘佳同志是从事过救亡戏剧运动的东北流亡学生，是后来著名歌剧《不要杀他》的作者，在当时是他们中间唯一的内行。胡可从他那里学习到不少演剧的知识。那时演的戏还多是后方传过来的一些抗日内容的独幕剧，后来大家感到应该自己动手来创作反映边区斗争生活的剧本，以配合当前的斗争，于是能动笔的同志就尝试着动起笔来。胡可说：“我在学校时就喜欢舞文弄墨，此时也就当仁不让，积极参加了剧本创作的讨论和执笔；演戏之余，也常写一些歌词交给会谱曲的同志，并写一些小稿投寄给军区办的石印报纸《抗敌三日刊》。”在这种情况下，在剧社的一次整编中，胡可就从戏剧队被调到了文学组，开始了他的“文学之初”。

    炮火中开始文学创作

    文学组一共10个人，其中3个女同志、两个小同志。大家仍然参加演戏，只是多了写剧本、写歌词和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的任务。同志们积极性很高，也很团结，无论谁写出作品都在组里朗读、传阅，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在这里，胡可逐渐懂得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懂得了亲身感受的重要。

    因为创作需要，剧社给了胡可许多次体验生活的机会。他曾跟随着骑兵团的小部队奔赴山外，在青纱帐里伏击敌人；跟随着地区支队的侦察员潜入敌占城关执行侦察任务；跟随着地方干部在敌人控制的地区钻地道，昼伏夜出进行征粮和锄奸；也曾以区干部身份在滹沱河两岸走乡串户做了两个月的减租复查工作。正是这些经历，使胡可更多地知道了敌后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他说，剧社给了他极大的满足，促使他平时对周围老乡们的生活状况留神观察。他开始懂得创作的原料需要像采矿那样在生活中寻找、挖掘、识别和筛选。为此，胡可把日记当作材料本，养成了观察思考和记录生活的习惯。可惜的是，1943年以前的全部日记，在这年的秋季反“扫荡”中，在敌寇的“三光”政策面前，和剧社的物资一起化为灰烬。

    当时，剧社出于满足干部观众的考虑，曾演出了名剧《日出》、《雷雨》和苏联名剧《前线》、《俄罗斯人》等。在这些戏里胡可都扮演了角色。他把这些戏视为范本，把排练和演出这些戏剧的过程当作精读这些范本的过程。在那偏僻的老山沟里，在敌人的包围封锁之下，对于胡可来说，最为渴望的莫过于文学书籍了。那时同志们手头传阅的文学名著，有的是新同志从北平、天津、保定等地带出来的，有的是通过关系从敌占区搜罗到的，有的是从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沙可夫同志那里借来的，每得到一两本名著，便从一个同志的挎包传到另一个同志的挎包，书籍被看得卷了边儿，磨破了封皮。那几年，在跋山涉水行军演出的空隙，在农家的场院里，在老乡炕头昏暗的油灯下，胡可读了《被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夏伯阳》、《茶花女》、《欧也妮·葛朗台》、《苔丝》等外国小说和一些中外剧本。他跟随区干部在游击区活动期间，一次被安置在敌占村庄的一个老乡家里，闷得无聊时他就向房东大娘求索书籍，大娘便从柜底下找出几册旧书，居然有一册《论语》和一册《唐诗三百首》。胡可如获至宝，急忙拂去灰尘就着窗隙射进的阳光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他说，没想到在敌人的碉堡下面，竟补上了求学时没有学到的一课。

    胡可从1940年开始写剧本，最早由剧社演出的是一个名为《清明节》的三幕儿童剧。那是他随部队到边缘地区活动，了解到敌寇残害敌占区儿童的不少事例，出于激愤，为剧社儿童演剧队的小同志们创作的。此剧的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并且被几个有小同志的兄弟剧社选用。后来，胡可在剧本创作上不断有许多优秀作品问世。

    用文艺进行政治攻势

    在采访中，胡可特别提到了政治攻势，他说，“政治攻势”这个词儿，对于今天的文艺工作者来说已经十分陌生了，可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却是敌后文艺工作者习以为常的一项任务。它指的是那种以小型演出队的形式，在武装掩护下，到敌占区或游击区向那里的人民群众，包括敌伪人员及其亲属所进行的秘密演出活动。文艺演出是政治攻势各种手段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这项任务理所当然地由文艺工作者担负起来。

    1942年春节期间，胡可所在的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奉命组成轻便的演出队，由敌工部长厉男同志带领，到平山县接敌区的几个集市上进行广场演出。由于部队把邻近的敌伪据点炮楼监视了起来，敌人几日来竟未敢出动，个别敌伪人员还悄悄走下炮楼来看胡可他们的演出。那次他们演出了以《边区军民誓约》为内容的歌曲和曲艺，并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糖》、《可找到了》等小话剧。当时，“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的日本朋友也参加了这次政治攻势，他们的任务是编写日文宣传品、向敌军寄送“慰问袋”和夜间向敌炮楼喊话。“反战同盟”支部长宫本哲志还主动参加了演出，扮演了独幕剧《糖》里的日军宣抚官角色，使该剧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同年4月，抗敌剧社又参加了第二次对敌政治攻势。胡可说，他们组成了3个演出队，一个队活动在五台县一带游击区，两个队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在地区武装的配合下深入到敌寇控制严密的山西定襄、崞县(原平县)敌占区。活动的方式是，白天隐蔽在可靠的老乡家里，傍晚出动，趁夜色苍茫潜入预定的村庄。为防止汉奸向敌据点告密，由部队封锁住村庄的每个路口，行人只许进村不许出村；同时让伪保甲长挨家挨户通知村民到戏台前或学校广场看八路军演戏。演出完毕迅速撤离，再到另一个村庄的可靠人家隐蔽起来。他们演出的小歌剧《弃暗投明》，小话剧《王七》、《黑老虎》等，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这样的政治攻势效果明显，但抗敌剧社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胡可说，他们的另一个队在任务临近结束时，遭到敌人的包围，突围中女同志方璧牺牲、胡朋负伤，剧作家崔品之被俘后遭杀害，杜烽等几个同志跳崖摔伤。胡可说：“在我国新文艺的历史上，把文学艺术作为对敌斗争的武器，是当时许多文艺工作者的共识；而把它当作一场实际的战斗，时刻准备献出鲜血和生命的那种豪情，恐怕只有在政治攻势当中出现过。”

    1944年春天，抗敌剧社在平西地区涞水县的深山里开荒生产。任务完成后，刚好平西军分区的部队拔除了涿鹿敌人的李家堡据点。剧社决定抽调汪洋、徐曙、何迟和胡可4个人配合平西挺进剧社的同志们到涿鹿新解放地区进行演出宣传，兼做些调查。因为面对的是长期受敌人欺骗宣传、对我党我军毫无了解的新区群众，不得不从最起码的宣传做起，所以此次任务也是政治攻势。到达后，胡可立即赶写了一首《八路好》的歌词，内容是对我军性质的通俗介绍。徐曙为歌词谱了曲，曲调好听易学，每次演出前都由何迟和胡可登台演唱。随着后来解放区的扩大，这首歌曲流传开来，成为向新区人民进行宣传的必唱歌曲，而且歌词中的“日本鬼子欺侮咱们七年整”也变成了“八年整”。

    在调查访问当中，胡可和其他同志深为敌区人民所受敌寇压迫摧残的事实所震撼，很想写一部戏来反映，以鼓舞群众的斗志，但是又没有足够的时间。为了不失去这良好的宣传时机，不失去眼前新解放区的观众，胡可同何迟商量并得到挺进剧社社长石岚的赞同，决定以范家坡李家堡一带的现实情况为内容，组织一次“幕表戏”演出。他们构思了一个四幕剧的梗概，并分配了角色。戏剧的主要情节是：敌寇对各村庄敲诈勒索。东庄的乡长慑于敌人的淫威，对敌人百依百顺，结果使东庄受到很大损失，自己的一家也受到敌寇的凌辱；西庄的乡长依靠了群众的力量，巧妙地抵制了敌人的横征暴敛，保护了西庄乡亲们的利益。事实教育了东庄的乡亲，也起来与敌人作斗争。4个新解放村庄的老乡们挤坐在一个大院子里看了演出。许多观众被剧情吸引，感动得流下眼泪，其效果为其他戏剧所不及。这个戏的名字叫《东西庄》，是战争年代胡可和同志们搞过的唯一 一部“幕表戏”。

    尽管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很多事却恍如昨日，在回忆中，一些当年战斗在一起的战友们经常浮现在胡可的脑海中。胡可说，当年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那种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献身的精神，那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作为文艺工作的优良传统，值得我们永远珍惜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