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我离开伦敦来到中国，本来是想去延安的，因为那时我觉得延安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但是几经辗转，直到抗战胜利也没有去成。”89岁的戴爱莲先生回忆起往事，十分感慨，但是，她依然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回到祖国后，作为著名的爱国舞蹈家，她频繁接触了宋庆龄、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陶行知等许多政治家、革命家和进步文化人士，把舞蹈艺术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民族文化之中，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里，成长为一代舞蹈艺术大师，为中国舞蹈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曾经和白求恩在同一个组织里

    戴爱莲出生在拉丁美洲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14岁时，家里把她送到伦敦学习舞蹈，20岁时，由于父亲破产，戴爱莲在伦敦开始自谋生计，继续求学。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战争时局让戴爱莲心中十分牵挂，因为她从小就向往着中国。那时侯，她对中国所知甚少，甚至连中文都不会讲，但她在英国读了很多关于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书，她始终认为，自己的根在中国。

    当时，英国有人出面组织了“援华运动委员会”，支持中国抗战。这个组织做了很多工作，抵制日货，组织义演，戴爱莲当时虽然生活极其艰苦，但仍然积极参加这个组织的各种活动。她回忆说，白求恩大夫在到中国之前，就在这个组织里工作过，她虽然当时不认识白求恩大夫，也没有见过他，但现在想起来，当时也算是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心里仍然十分自豪。

    向往延安 动身回国

    偶然的机会里，戴爱莲读到了一本书，这就是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她感到中国有希望了，中国人民是了不起的。当时，德国法西斯的飞机到达伦敦上空开始轰炸，戴爱莲在轰炸中体验了法西斯的残酷，渴望回到祖国去参加抗战，而她的目标，就是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

    但是，怎么回去呢？戴爱莲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她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英国妇女要去香港，需要为孩子找个同行的“保姆”，于是就上门应聘，但别人看她像个学生，太年轻，没有同意。后来，戴爱莲又多次希望到船上去找份工作，以便寻找机会回国，但还是没有结果。最后，她找到了当时的中国驻英使馆，里面有一位负责人叫张树理，专门负责安排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回国事宜。他认识戴爱莲，也为戴爱莲回国的诚意所感动，就对她说：“你生在国外，没有中国护照，因此不能按照留学生身份送你回去。但是，我知道你一直想回中国。等我安排完留学生后，我一定帮你弄一张回国的船票。”后来，张树理真的替她弄到了一张去香港的船票。

    被宋庆龄留在了香港

    1940年，经过长途跋涉，戴爱莲乘坐的船终于到达了香港，宋庆龄听说了这个消息，就派她的秘书廖梦醒前来，约见这位爱国的舞蹈家。戴爱莲这才知道，她在伦敦参加的很多募捐、慰问演出，所筹集到的抗日款项，大都是通过“援华运动委员会”转给了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因此，宋庆龄早就听说过她的名字。

    能和宋庆龄见面，戴爱莲十分高兴。她对宋庆龄十分敬佩。一见面，宋庆龄就热情而亲切地拉住她的手，说：“我们有一个‘保卫中国同盟’的组织，主要工作是为抗日募捐、为前线采购药品，你能参加我们的活动吗？”面对这样的邀请，戴爱莲责无旁贷。于是，她与当时的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施奚贵同台合演了一台晚会，演出了她自编的舞蹈《进行曲》、《警醒》、《杨贵妃》等，获得了很大成功。

    在香港，戴爱莲第一次接触到了国内的艺术界人士。叶浅予、冯亦代、马国良、丁聪等画家都为戴爱莲画过作品，有一次，戴爱莲练功后，发现现场有一副速写画画得非常好，画画的人，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叶浅予。在第二次为“保卫中国同盟”组织的募捐义演活动结束后，戴爱莲和叶浅予在宋庆龄的办公室里举行了婚礼，宋庆龄做了主婚人。

    在重庆结识周恩来

    戴爱莲想去延安的希望始终没变，和叶浅予结婚后，他们再次向宋庆龄提到这个想法，得到了宋庆龄的支持。但是，叶浅予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必须先去重庆一趟。

    到达重庆后，戴爱莲和叶浅予住在文化界的一个朋友家里。一天晚上，这个朋友宴请几位宾客，饭桌上，郭沫若正好坐在戴爱莲对面。戴爱莲对郭沫若早有耳闻，见他举止儒雅，谈吐不俗，十分仰慕，吃饭时总是和他谈话。当时，坐在戴爱莲旁边的是一位“周先生”，主人介绍时称他为“周师长”。戴爱莲一听“师长”，以为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而她对国民党没有好感，于是不想答理这个“师长”。虽然她感觉这位“周师长”风度翩翩，有大家风范，但当对方和她谈话时，她总是以最简单的回答敷衍过去，整个晚上，一直和郭沫若聊天。饭后回去，叶浅予问：“你知道坐在你旁边的那个是什么人吗？”戴爱莲回答不知道，叶浅予说：“糊涂，那就是周恩来啊。”事后几天，戴爱莲和叶浅予登门拜访周恩来，戴爱莲对邓颖超讲了那天自己失礼的笑话，邓颖超听后，大笑不已。

    叶浅予向周恩来表达了想去延安的心愿，周恩来听后说，你们在大后方的用武之地比去延安大得多，劝他们留在重庆。受到周恩来的指点，叶浅予和戴爱莲打消了去延安的计划，决定留在重庆工作。

    此后，戴爱莲和周恩来、邓颖超的关系日益密切了。八路军办事处每逢周末，都有文艺活动，戴爱莲总来参加。她还清楚记得周恩来亲自教她跳大秧歌舞的情景。她说，周先生一边迈步，一边摆臂，嘴里还念着节奏，教得非常认真，戴爱莲十分惊讶，没想到周恩来的秧歌舞跳得这么好。

    在硝烟中创作和表演

    在重庆期间，戴爱莲与著名舞蹈家吴晓邦、盛婕举行了一次“舞蹈发表会”，主题是宣传各阶层人民团结抗日。他们正为“舞蹈发表会”排练时，遇上了历史上有名的“大轰炸”，日本军队对重庆进行了一周的疲劳轰炸，轰炸过后，街上横尸一片，到处是残垣断壁。其中一次轰炸把重庆最大的防空洞出口炸塌，伤亡惨重，全市哀悼，他们的“舞蹈发表会”也因此延期举行。

    有感于日本军队的穷凶极恶和广大民众的生灵涂炭，戴爱莲这一时期创作了很多优秀舞蹈作品。舞蹈《空袭》真实反映了轰炸的残酷，《思乡曲》倾诉了背井离乡的人民的愁苦和悲愤，《游击队的故事》和《东江》则是她在报纸上读到抗战游击队员的英勇事迹后，创作出的鼓舞抗战斗志的舞蹈。对人民的痛苦生活，戴爱莲也深有所感，有一天，她看见一个小孩被大人打得很凶，就上去问：“这是你的孩子啊，为什么要打他呢？”那人回答说：“这不是亲生的，是买来的。”这件事震动了戴爱莲，于是她编了一个舞蹈《卖》，反映这一旧社会的悲剧。

    注重培养中国的舞蹈人才

    戴爱莲到重庆后的第一个正式工作，是参加了当时重庆的国立歌剧学校舞蹈教研组，开始有了国内的学生。

    1944年，教育家陶行知派人聘请戴爱莲到育才学校开办舞蹈组。戴爱莲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十分钦佩，尽管育才学校生活清苦，不能和当时国立学校的工作相比，但戴爱莲还是非常高兴地答应了这个邀请。戴爱莲回忆说，学校的物质条件很差，但陶行知想方设法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行，有时，吃的米饭都是发霉的，菜也只有黄豆、豆腐渣，大家都穿草鞋，没有教室，有个露天舞台就是舞蹈教室。但是，学校从各个方面教育孩子怎样做人、怎样抗日、怎样爱国，戴爱莲在这里面尽心尽力。她和学生们出去演出时，还教老百姓唱抗日救国的歌曲，教他们识字、学文化。

    戴爱莲非常注重培养中国的舞蹈人才，只要是热爱舞蹈的，不管身体条件好坏，她都根据各人的条件因材施教。她说，中国的将来，不仅需要舞蹈演员，还需要舞蹈编导、舞美设计，舞蹈艺术的工作有很多，都是需要人才去做的。

    寻访中华舞蹈之“根”

    戴爱莲在英国的时候，看过许多国家的民族舞蹈，但惟独没有看到过中国的民族舞蹈，因此，她回到祖国的愿望之一，就是要寻找“中国的舞蹈”。

    她到边疆去收集少数民族的舞蹈素材。当时是抗战时期，各种条件都十分艰苦，但戴爱莲却不在乎，甚至不顾生命危险。她回忆说，当时去西康地区，山间的道路既狭窄又湿滑，不时有石头坍塌，旁边就是山崖，一不留神就会跌下去摔个粉身碎骨。但发掘中国民族舞蹈的诱惑力太强了，戴爱莲没有退缩。

    经过长时间的收集整理，戴爱莲开始筹备“边疆音乐舞蹈大会”，节目全部是中国民族舞蹈。戴爱莲编了《巴安弦子》、《春游》、《甘孜古舞》等，还重新编排了原来创作的民族舞蹈《瑶人之鼓》、《哑子背疯》等。1946年3月，“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在重庆公演，轰动了整个山城，同年，又在上海连续演出了4场，其清新、健康的风格，一扫旧上海“十里洋场”的靡靡之音，正在开展学生运动的青年学生们，纷纷跳起了戴爱莲表演的民族舞蹈。

    戴爱莲说，人家说我是个爱国的舞蹈家，我爱的“国”具体是什么？是中国人，中国的民族，中国的文化。我要用舞蹈的语言，把自己的满腔爱国之情，都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