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文艺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采访贺敬之时，他唱起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校歌。抗战期间，鲁艺用它精神的养份滋养了贺敬之，让他成就了诗名。因此，说起抗战，提起鲁艺，贺敬之如此激动，是可以理解的。

    追寻理想的坎坷之路

    少年时的贺敬之在山东峄县(今属山东省枣庄市)北洛村私立小学读书时，就开始接受先进思想的教育。那时候，抗战虽然还没有全面爆发，但是日本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民族救亡的呼声已经遍及华夏大地。贺敬之说，那时候，学校里有几位老师非常活跃，他们是地下党还是进步青年，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们对我们幼小心灵的影响是深刻的。在这些老师的教导下，贺敬之学会了唱《苏武牧羊》、《渔光曲》、《大路歌》等歌曲，但引起贺敬之兴趣的还是文学。当时学生的新教材中有相当多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像鲁迅、巴金、蒋光慈、叶绍钧等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国文老师很喜欢给同学们介绍一些课外读物，没有课本，他们就亲自刻版印教材。后来，在老师鼓励下，同学们组织了拉丁化新文字学会，贺敬之是会长。贺敬之代表学会用拉丁新文字给北京拉丁化新文字总会写信，宣告学会的成立，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总会很快就回了信，给贺敬之他们热情的鼓励，还寄来了一些读物，里面有关于南方农民生活困苦情况的连续报道，特别是红军长征、西安事变的消息。在读这些作品的过程中，在老师的讲解辅导下，贺敬之幼小的心灵中，萌发了向往革命、向往进步的思想。

    1937年，13岁的贺敬之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兖州简师学习。可是山河破碎，国土上已经没有一块能放下课桌的净土。不久，简师南迁，贺敬之因为年龄小，被迫退学回家。当他在家万分苦闷、各方打听母校迁移去向的时候，台儿庄战役打响了。贺敬之回忆说，战场虽然没有涉及他所在的村庄，但是每天都会听到十几里外隆隆的炮声，看到炮弹爆炸后的亮光和弥漫的硝烟。站到村边的山头上，就能清楚地看到战场上的情况，坦克就像虫子一样在蠕动。村庄不是战场，但却是军队来往和难民逃亡的所经之路，从他们的口中，贺敬之了解到了战争的惨烈情况，知道了日本人的暴行。这让贺敬之更加仇恨日本侵略者。

    看到原本美丽的家园在战火中满目疮痍，听着祖国大地在敌人践踏下的痛苦呻吟，年少的贺敬之感到不能静静地等下去了，他决定去寻找母校。当听闻山东的学校都流亡到湖北，成为“国立湖北中学”的时候，贺敬之找了五个人一起去寻找母校。经过一番艰险之后，五人终于找到学校。贺敬之说，湖北属于第五战区，当地的文化活动很多，到处在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学校里几乎不怎么用正规课本，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文科，喜欢阅读一些进步书籍。学生们也经常自发组织去办壁报、演救亡戏剧。贺敬之说，当时对国民党是真抵抗还是假抵抗就非常怀疑，后来听一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讲述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对国民党的不抵抗和指挥无能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心中更加厌恶国民党。

    1938年，由于国民党军队即将从武汉撤退，流亡学校也随之转移。贺敬之随着学校的师生们经过陕南，来到了四川梓潼的分校。在流亡的路上，许多同学都随身带了一些进步书籍和刊物，这些成了贺敬之宝贵的精神食粮。一路上，只要有时间就看书，读了《大众哲学》、《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了解了红军是怎么长征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怎样一所学校，贺敬之的革命意识进一步增强，心中也有了投奔延安的想法。贺敬之说，他非常喜欢艾青和田间的诗，每次得到两人的诗集就一气读完，而且反复背诵，能搜集到的诗，几乎都能背下来。与此同时，贺敬之和其他四名同学共同创办了《五丁》壁报，来宣传抗日救亡。在梓潼，他开始了散文、小说和诗歌的写作，把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对国民党政府软弱的鄙视，对革命事业的向往，用文字痛快地表达了出来。《朔风》发表了他的长诗《北方的子孙》，《大公报》发表了他的抒情诗《夜，是深沉的》，《新民晚报》副刊也发表了他的许多诗歌。贺敬之说，当时写的诗歌很多，可是保存下来的很少，好几首长诗的草稿都遗失了，但是在民族革命、民主意识的指引下，前进的道路一天比一天明确，也越来越热爱文学。

    1940年，怀揣着对理想的追求、对延安民主和革命的向往，贺敬之和四名同学在春天的晨雾中，悄悄踏上了北上的征程。延安的一切在贺敬之的眼中是那样的新鲜，潺潺的延河水，巍巍的宝塔山，满脸笑容、身穿灰色军装的人们，这一切把他领入了一个新天地。到了延安，贺敬之交了自己在来延安途中写的组诗《跃进》，正是这组诗显现出他在诗歌上的才华，使得鲁艺文学系的主任何其芳决定录取了他。

    《讲话》精神滋养的才情

    在延安，贺敬之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养份，舒展着自己的诗情。在鲁艺，周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周立波的《名著宣读》课、何其芳的诗歌课是那样的精彩，让他感到，知识的海洋是如此广阔，有如此众多的美丽浪花。那时候，延安经常举行一些诗歌朗诵会，贺敬之很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他写出了《自己的睡眠》、《十月》、《雪花》等诗歌。1941年，日本侵略者疯狂地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受时代的影响，贺敬之的创作视角逐渐深入到阶级的苦难中，他接连不断地写出了许多关于农民题材的诗篇，《小兰姑娘》、《红灯笼》等作品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但是对贺敬之创作活动产生巨大影响的是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中国文艺史上出现的一次伟大历史事件。贺敬之认为，《讲话》是在总结了“五四”以来，包括根据地以及苏区乃至国统区等地的革命和进步文艺的实践经验上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纲领，是宏观的社会主义文艺学。《讲话》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式，满足了贺敬之的思想理论的需要。

    《讲话》发表后，根据地开始了新秧歌运动。1943年到1944年贺敬之一直为秧歌队写歌词，担任秧歌剧的文字执笔，也单独写了一些秧歌剧。贺敬之在这个时期创作了不少歌词，传唱至今的歌曲《南泥湾》就是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为慰劳三五九旅而创作的。创作于1943年的歌曲《翻身道情》，真实而生动地传达了陕北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闹翻身”的火热情感。由于这首词没有署名，长期以来被误认为是地地道道的民歌。这个“误会”恰恰证明了作者深入陕北农民生活，体验陕北农民情感，学习陕北农民语言的成绩。贺敬之已经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写出他们对新生活的新感受。贺敬之还写过小秧歌剧《瞎子算命》、《拖辫子》，中型秧歌剧《周子山》。

    说到秧歌剧，就不能不提到歌剧《白毛女》。贺敬之说，创作《白毛女》是在1944年下半年开始的，当时他参加文工团已有两年时间，是在经过深入生活和参加秧歌剧创作的基础上接受创作任务的。当时，周扬和张庚提出要以“白毛仙姑”的传奇故事为题材创作一个表现人民斗争生活的，具有创新意义、民族化、群众化的新歌剧。《白毛女》虽然有现实的故事作为依据，但是要把它转化为艺术作品，需要创作者具有深厚的功力和艺术创造力。《白毛女》上演后，反响非常强烈，观众们不住地擦眼泪，哭成了一片。在那个年代，《白毛女》以它巨大的精神感召力使得千千万万受压迫、受剥削、受蹂躏的中国劳动群众产生强烈的共鸣。它不但在当时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而且以其永恒的艺术魅力感染、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贺敬之以他的诗歌，他的秧歌剧，他的歌曲，鼓舞了民众抗战到底的信念，迎来胜利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