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一大批爱国青年纷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活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原中国剧协副主席、中国戏曲协会副会长郭汉城就是其中一员。日前记者采访了已88岁高龄的郭老，跟随他的娓娓讲述，我们又被带回了那段烽火岁月。

    辗转到达延安

    1937年日本攻占上海后，继而向杭州地区进攻，为了不当亡国奴，20岁的郭汉城告别了亲人，离开家乡浙江萧山前往湖南长沙。当时整个中华民族都沉浸在抗战救亡的气氛当中，大批青年纷纷前往延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活动，郭汉城也向往着到延安去。郭汉城说：“当时有一首歌叫《到敌人后方去》，我们就是唱着这首歌，走向了敌人的后方，到达了延安。”

    那时要到陕北去都要经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郭汉城到长沙后，经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最后辗转来到向往已久的延安。他回忆说，当时青年到延安去很不容易，国民党在山西设了几道关卡，经过关卡的人都要接受检查，有些人就被扣留下来，甚至一些要去延安的学生还被暗杀了。他的好友冯纪汉就是在去延安的路上被国民党扣留在关卡，费尽周折才逃了出来，最后到达延安的。

    当时延安有很多学校，像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工人学校等，大批的青年学生在抵达延安后就会进入这些学校学习，毕业后作为革命干部被分配到全国各地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抗战工作。郭汉城于1938年到达陕甘宁边区后，进入了陕北公学学习。“当时陕北公学由成仿吾任校长，因为他名气很大，所以很多人一方面是为了抗日，一方面是为了谋他的面，纷纷来到陕北公学”，郭汉城说。抗日根据地不光要抗日，还要传播文化、培养干部，边区的发展、建设需要很多干部，一些有文化的人就被分配到中学里教书，在陕北公学学习了近一年的时间，郭汉城被分配到晋察冀边区从事教育工作，一直到抗战结束。

    危难中进行革命

    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很艰苦，人们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粮食不够吃，老百姓就把花生壳磨成粉，到了春天，杨树发芽，就摘杨树芽吃。有一年赶上滹沱河发洪水，把庄稼都毁了，老百姓的生活就更苦了。郭汉城当时借住在一个老乡家里，他记得有一天早上，看到一个瘦得皮包骨的孩子把手伸到石磨的磨眼里去掏花生壳磨成的粉末吃，那情景惨极了，尽管当时他们的口粮也少得可怜，但他和另外一位同志还是把当天的口粮给了那个孩子。郭汉城还笑着说：“我们冬天穿的衣服被戏称为‘真空管’，也就是外面只穿一件棉袄，里面没衣服穿。”而他们的教学条件也很差，老师和学生都寄住在当地老百姓家里，根本没有教室和桌椅，在树林里、空地上，大家拿着小马扎往上一坐就开始讲课了。而且日本鬼子经常发动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本人所到之处一片狼藉，满是废墟，老百姓被枪杀，房子被烧毁，他们杀了人之后就扔到井里，有些地方的井都被尸体填满了。郭汉城在学习和从事教学工作时都受到过敌人的威胁。

    有一次，华北联大(由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培训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而成)要转移到晋察冀边区，队伍浩浩荡荡地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徒步走了3000多里路，就在即将到达根据地时，他们在河滩上遇到了日本鬼子。郭汉城说，为了躲避敌人，队伍决定改变路线，朝着附近的一座大山开进，上下山的路程足足有100里。他们上山的当晚还下起了倾盆大雨，同志们又冷又饿又累，很多人生病了，没法继续走路，一些病号就骑着毛驴上山。实际上，这样更危险。因为人骑在驴背上根本没法运动，产生的热量更少，一些同志就在驴背上冻死了。第二天天亮，队伍又开始往山下走，没有水喝，大家都渴得不行了，有些人就喝骡马的尿来解渴。有一个同志因为没有东西吃，饿得走不动路了，他翻遍全身，终于找到了一个蒜头，高兴把它吃掉了，但是吃完以后他就觉得烧心，非常难受，更加走不动了。当时的情形很苦很惨，但是为了抗日，大家都无怨无悔。

    还有一次日本鬼子进行扫荡，后方的机关都要转移，郭汉城所在的中学从陕西平山县出发，一直到了山西平顶县。一天晚上，敌人把他们住的地方包围了起来，他们必须要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当晚，老师就带着学校的孩子准备突围。因为孩子都很小，遇到敌人非常害怕，给突围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在大家的团结和努力下，终于成功突围，逃到了一个无人区里。无人区是日本人把当地的居民杀戮和驱赶走后形成的，当地的老百姓为了躲避日本鬼子，都逃到了山里。无人区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晚上远远看去一片漆黑，空荡荡的，非常凄凉。后来在山上老百姓的帮助下，几经周折，他们最终摆脱了敌人的威胁，回到了革命队伍中。

    战争是残酷的，很多同志都在战斗和敌人的扫荡中牺牲了。但就是在这种危险而艰苦的环境中，他们抗日的决心却非常坚决，没有丝毫动摇，这些学校为革命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干部。而且老百姓也给了他们很大帮助，军队在跟敌人战斗时，老百姓会自觉地组织队伍为军队运输粮食、抬送伤员，军民一条心共同抗战。郭汉城说，他深深地感受到了人民的伟大，抗战能够取得胜利与人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根据地充满歌声

    抗战时期，戏剧演出在晋察冀边区十分活跃，当时西北战地服务团和抗敌剧社经常会进行一些戏剧演出，主要形式是话剧，深受边区军民的喜爱。他们表演的剧目都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是根据当地发生的一些真实事件编写而成的。这些活动对宣传抗战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延安，《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剧目在延安评剧院上演时都经过了改革，注入了一些新的观念、新的内容。郭汉城印象最深的一部戏是《血泪仇》，给他以很大震动，“还有一些很好的戏，像《白毛女》等都非常精彩，很受老百姓欢迎”。郭汉城说，在根据地影响最大、普及范围最广的艺术形式还是歌曲。抗日根据地军民人人高歌抗日歌曲，到处都洋溢着歌声，鼓舞着抗日军民的士气。《红缨枪》、《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等歌曲在各个根据地都广受欢迎，它们鼓励年轻人积极参军、从事抗战，对当时的年轻人投身革命队伍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出现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一些歌曲经过了五六十年，还被人们传唱，有的歌曲郭汉城现在还会唱。他说：“戏剧和歌曲这些艺术形式对人的思想影响极大，我们当时参加革命队伍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当时抗战文艺的影响。毛主席曾经说过，革命有两支队伍，一支是拿枪杆子的队伍，一支是拿笔杆子的队伍，他对文艺给予了很高评价。”

    抗战影响他一生

    郭汉城解放后从事戏曲工作也与抗战时期的经历有很大关系。1952年，文化部召开全国戏曲观摩会议，把全国各地剧团中好的演员和节目都调到北京来演出，郭汉城一下子被中国戏曲艺术深深吸引住了，以前对戏曲的观念也改变了，他开始意识到戏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当时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没有戏剧，中国的戏剧是最落后的。这使经过了抗战、在抗战中培养起深厚爱国意识的郭汉城有了振兴中国戏曲的想法。他深深感到，戏曲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中国人自己连本民族的文化都不爱，那怎么谈得上热爱自己的民族呢？郭汉城说：“戏曲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关系到我们民族光荣的问题。于是，我把戏曲当作了我终身的工作，一干就50多年。”郭汉城表示，能够参加抗日战争是他一生中最难忘、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段经历，在抗战中培养起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影响了他的一生，也为他解放以后从事戏曲工作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