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当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之时,全国人民都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弥漫硝烟之中,有许多立志献身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青年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原中国民协副主席、著名诗人贾芝当年也怀抱着无限理想,跟随着抗战洪流来到了这方革命热土。如今,这位已92岁高龄的老人回忆起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依旧充满激情,感触良多。
“七·七”事变促使他投身革命
1937年,贾芝正在北平的中法大学孔德学院读书,并准备第二年去法国里昂大学学习。在离开祖国之前,贾芝想趁暑假回到山西襄汾老家探亲。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返乡之旅却改变了他今后的人生之路。
贾芝说:“返乡那天天气特别热,白天我在街上看到有人在吃冰棍,感到很奇怪,因为当时北平没有卖冰棍的,后来才知道那是日本人卖的,所以我没有吃。当天夜里10点钟我到达了火车站,准备乘坐最后一趟京汉列车离开北平。就在火车开动时,我听见有阵阵枪声从远处传来,而当火车行进至石家庄时,我在列车上看到了刊登有日本人攻打宛平城消息的号外。”贾芝正是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夜离开了北平。
北平的沦陷使贾芝不能返回学校,只好借读于西北联大。在那里,开设有共产党员讲授的马克思主义课程,这对于在中学时代就受过很多进步思想影响,参加过“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救亡运动示威游行的贾芝来说,无疑对革命又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同时也增添了他对于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去的渴望。后来,他便参加了西北联大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从此立志投身革命。可以说,那次返乡之旅使贾芝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于是,当1938年从西北联大毕业时,25岁的贾芝便放弃了中法大学为他保留的赴法国留学的名额,只身来到了延安。
初到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贾芝听到人们互称“同志”,既感到异常新鲜又觉得非常亲切。随后,他行军到瓦窑堡第一大队学习。但是,刚刚参加革命不久,在老家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就让人到延安去找贾芝,希望他回家。然而家人的担心并没能动摇贾芝的革命信念,他坚定地说:“我哪能回家?哪能离开革命队伍?”从此,贾芝便开始了在延安长达11年的军旅生涯。
黄土高原的“布谷鸟诗人”
作为一名诗人,贾芝在延安曾创作了许多反映艰苦生活和歌颂英雄精神的抗战诗歌,还被艾青称为“布谷鸟诗人”。其实,由于受到家庭的熏陶,贾芝早在中学时代就已热心于诗歌创作,在中法大学孔德学院念书时,他还是一位校园诗人。1935年,他与覃子豪、朱锡侯、沈毅和周麟5位同学组成了一个名叫“泉社”的诗社,当时他们每周六晚上都会聚会一次,各交两首诗,互提意见,并且还出版了《剪影集》、《水磨集》等诗集。之后他又参加了以北大学生为主组织的学生诗社,在朱光潜教授的指导下进行创作,并有多篇诗作被发表。
但是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在刚刚到达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贾芝却决心不再写诗了。他说:“我是怀着献身革命的思想来到延安的,是要准备去前线参加战斗的。”这时的贾芝认为文学无用,迫切希望到革命的大熔炉中去锻炼,而且自觉小资产阶级思想与革命的高亢基调极为不符,要等改变思想和世界观后再继续写诗。
到了1939年,不可抗拒的革命激情和令人感动的抗战事迹还是促使贾芝又开始了创作。贾芝说,曾经有一位战斗英雄给他讲过一件真实的事情,至今仍然难以忘怀。那是在抗敌战场上,有一队骑兵从这位战士身边飞驰而过,当他仔细一看,却发现其中有几个骑兵的头颅已经被敌人砍下来了,但马背上的躯体还保持着战斗的姿势,仿佛还在英勇杀敌。贾芝听后感到十分震撼,于是便有了那首名叫《蒙古骑兵队》的脍炙人口的佳作,并被刊登在《文艺战线》上。著名作曲家郑律成看到后,认为这首诗很有节奏感,就为它谱上了曲子,成为了一支大合唱,并改名为《抗日骑兵队》。据说,后来在朝鲜演出时这个作品还得到了金日成的赞赏。
下乡搜集民间故事
抗战时期,延安掀起了一股下乡的热潮。尤其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整个文艺界都兴起了向老百姓、向大众学习的活动,准备用从民间搜集到的素材进行文艺创作。作为我国民间文学界的老前辈,贾芝一直从事民间文学的研究和搜集整理,他在延安也积极开展了这项工作。
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贾芝被分配到鲁迅艺术学院从事翻译和创作等工作。当时,鲁迅艺术学院派贾芝带领一个小组到安塞下工厂,其中有文学系、音乐系、美术系的同志,他们被分散在纺织厂、造纸厂、皮革厂等参加工作,贾芝在造纸厂做文化教员。在教工人识字的过程中,贾芝不忘从他们中间搜寻各种民歌和民间故事,不仅有信天游,而且还从陕北农民出身的工人那里得到了一些陕北的革命故事,主要是刘志丹领导游击队在安塞作战的事迹,这些都被他一一记录了下来。至今,一张当时记载了《张生戏莺莺调》的手稿还保留在贾芝家中。
与冼星海同台演出
1943年底,贾芝被调至延安大学中学部,也就是后来的延安中学,担任教导员、教员、支部书记。当时,许多革命烈士的后代都是他的学生。在对学生们进行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以及教授各种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贾芝还凭借着他的音乐特长,教学生们做二胡,给学生们写秧歌剧,帮他们排练演出,为艰苦的抗战生活增加了一抹绚丽的色彩。据说,当时延安中学秧歌队自编自演的节目很受群众欢迎,有的学生至今还会演唱。
贾芝说,他在学生时代就非常喜欢音乐,在北平读书时曾跟随一位大学音乐教师学习小提琴。为此,他还花了很多现大洋从刘天华家买来了一把十分名贵的意大利出产的小提琴。在去延安时,贾芝什么都可以舍弃,唯独这把小提琴却被他一直带在身边。每天别人在散步时,他就站在自己住的窑洞前的山坡上练琴,许多学生下课后都会经常跑来观看。
贾芝一直把拉小提琴作为业余爱好,但没想到在延安他还真登上了舞台,并且是和从法国巴黎学成归来的冼星海同台演出。有一次,在八路军大礼堂举行大会,要表演很多节目,其中一个就是《黄河大合唱》。这个节目需要有小提琴伴奏,但那时没有几个人会演奏,而拥有小提琴的人就更少了。于是,贾芝就成为最佳人选,他和另一位同志在冼星海的指挥下进行合奏,一起完成了这次《黄河大合唱》的演出。贾芝说,那次有许多党中央的领导人都坐在台下观看,当“风在吼,马在叫”的旋律回荡在延安上空时,他感到无比激动。
种菜的行家里手
尽管陕北黄土高原上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贾芝还是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时,他在延安住的房子是一个没有窗子的窑洞,白天只能敞开门采光,室内黄土风沙到处都是,而晚上关上门后屋内就会一片漆黑。有一个朋友到延安去看望他,当看到别人住的窑洞都有窗子时,便开玩笑式地对他说:“这是在欺负你!”而贾芝却不这样认为,并且反驳道:“我很不同意你这个意见,这不是欺负,革命就应该是这样的。”
与居住简陋相比,更严峻的则是缺衣少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贾芝带领学生们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生产运动。当时规定,延安中学的学生每人要种3棵南瓜,贾芝为此编了一首歌,叫做《三棵南瓜要种好》,还组织同学们进行表演,以活跃劳动气氛。而贾芝也在窑洞对面的山坡上种了一片南瓜和西红柿。每天早上,他都会拿着一个粪叉到牲畜圈中去拾粪,把它们当作种地的肥料。正因为有了这些天然的养料,贾芝的收成很不错,南瓜长的很高,西红柿也结了好多。贾芝告诉学生们,谁想吃谁就可以去摘,因此每次等到他再去收获时,最大的果实早已被别人摘走了,但他心里却感到十分高兴。
在延安时期,贾芝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几十年来一直没有间断,这些日记记录了他在延安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更记录了那个令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难忘时刻。“这是多么惊人的消息,像闪电似的,这消息马上使山左山右各处都欢腾了,火把到处点起来,并且人群涌到山下,汇流到街上去,我也跑去了。街上一时火光满天,跑啊喊啊,店铺都开了门,队伍最后聚到戏曲音乐系的院子里,马上又是一个晚会,但只有锣鼓、扭秧歌、火把疯狂地旋转和吵闹,一切的打击乐器都拿出来,有的敲着脸盆,火把、帽子扔上天空去,人们到处在谈论、在握手,原要跳舞,但是细致的节目是插不进去了,一切成了疯狂的表现,一直到夜深,有的人一夜未睡。……”这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之时,贾芝所写的日记,是延安人民庆祝活动的真实写照。今天,当我们迎来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再次回味贾芝笔下的场景,仍然能够感受到那份发自内心的喜悦与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