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上海为中心,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革命文艺浪潮。金剑啸是在1931年夏天从上海回到哈尔滨的一个革命文艺的传播者,是一个浑身带着新文艺气息的人。他刚到哈尔滨就看到,刚刚萌芽的文艺领域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他既拿起笔来写诗写小说,又拿起画笔作画;他既写剧本和导演戏剧,又大声疾呼地作宣传工作。对于哈尔滨这个新兴塞上城市,金剑啸是文艺革命新风新雨的传播者。
多才多艺的革命文艺家
他首先是一个画家。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前后,金剑啸和一些朋友组织了一个美术展览会。展览会的名称带有罗曼蒂克的味道 —— “维纳斯展览会”。展览会上展出的大部分作品是他在上海画的油画,有不少裸体人像。同时展出的还有他到哈市后的新作。引人注目的展品还有萧红(悄吟)的习作——萝卜、青菜等水彩画。此外,金剑啸亲自举办的绘画训练班的新生习作也择优展出了。
他除了画画,也刻木刻。他也为报纸副刊画报头。《国际协报》副刊《文艺》(画面是鸽子与书本飞散在空间)和《黑龙江民报》副刊《艺文》的报头就是他的作品。
他曾经办过一个天马广告社,在摆在马路两旁的一些长椅的椅背画花和广告。
金剑啸也是一个漫画家,当时大家引为谈兴的是他在画报上发表的连续漫画《差不多先生传》,讽刺社会上一种做事马马虎虎、对一切事物不严格要求、读书不求甚解、对己对人只要求差不多就满意的人。
他是诗人和作家。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发表诗作,主要发表在当时道外出版的《晨光报》上。流露着少年诗人才华的一篇篇新诗,引起人们的注意。1931年剑啸回到哈尔滨之后,又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不少诗作。他对新诗的格律不断探求。留下的一首算是长诗的《兴安岭的风雪》,就相当重视炼字、造句、押韵等技巧上的推敲。
《兴安岭的风雪》的明显成就是用诗的形式记录了东北人民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日英勇事迹中的一个动人插曲:一群热血青年在风雪漫漫的兴安岭上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浴血搏斗,在敌人优势兵力之下,他们一共32人,一次就战死了14人,活下来的18人拭去身上的血迹,振臂宣誓继续战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血战到底。
他也写散文、小品、短篇小说
他又是剧作家和导演。1933年7月,他在哈尔滨组织了一个星星剧团,由他导演排练了《居住二楼的人》、《娘姨》、《一代不如一代》3个独幕剧。一群青年兴高采烈地排练了一阵子,但因受到了敌人的注意,而且场地也有困难,没有能演出。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愈来愈厉害,是决不会容许中国青年演这种吸引广大群众、传播新思想的进步话剧的。在敌伪白色恐怖的压迫之下,没有多久这个剧团便解散了。
1935年秋天,在齐齐哈尔演出了他的剧作《黄昏》和《母与子》、高尔特的《钱》、秋田雨雀的《喜门冬》,共4个独幕剧。大多是由剑啸导演的。
在齐齐哈尔这样一个地处边陲的城市演出话剧,并且包括外国剧作,是破题儿第一遭。演出本身是一束高举的文艺火炬。演出之后,在社会上又引起了相当的震动,因此,招致了敌伪统治者的警觉和注意。同时,剑啸所主编的《芜田》经常发表新文艺作品,《黑龙江民报》副刊《艺文》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文艺阵地。这个副刊的命名,来自剑啸的一篇短文。那篇短文发表在《国际协报》副刊《文艺》的终刊号上。他在文中气愤地说:“不让我们出《文艺》,我们就不能出个《艺文》!”在《艺文》上,有时他还用4号字发表公开信,点名号召南满、东满、北满各报经常发表作品的写作者相互通气。这种种行为,不仅引起敌人的注意,而且早已经列入了敌人的侦查项目之中。
他也爱好音乐。1935年至1936年间,有一位袁亚成(后名袁励康)办起了哈尔滨口琴社。这个口琴社成为当时哈市青年从事音乐活动的集体。金剑啸以及他所引进的好几位文艺活动者,都是口琴社的积极参加者。这个口琴社是党的外围组织之一。1937年,被日本宪兵“大检举”,侯小古、王湘等许多社员被逮捕,受了种种酷刑,而且侯小古等同志就在这次被捕后牺牲了。
做地下工作的亲密战友
1933年初夏,我在党的满州省委宣传部工作,负责主编党报《满州红旗》(后改名为《东北人民报》)。报纸和各种宣传品都要有宣传东北抗日事迹和揭露敌伪反动行为的图画。做秘密印刷工作的同志不会画画,需要找一位党内同志来绘画。当时的负责人物色到一位画家,由我去联系,约好接头地点和时间,互相用暗号碰头。6月的一个清晨,我如约赶到道里中央大街十三道街一家商店门口,看见商店门口的长椅子上坐着一个身穿俄罗斯人爱穿的绣花衬衫,束着腰带,头戴阔边大草帽的青年,这便是金剑啸同志。我们用暗号接上头,坐在长椅子上说了几句话,觉得这样早的时候,不便在寂静的街上久坐,便站起来在人行道上散步,边走边谈。我把他要担任的工作交待给他,由我向他提出画的内容和数量。他回去画好,约定时间地点,把画交给我。然后再给他提出新的内容,由他画好,下次碰头再交给我。
按照地下工作的要求,我们互相不询问对方的情况,不通姓名,只说代号(假名,但我知道他是金剑啸),也不说明自己的住处和过去的经历,因此我没有问他何时何地入党。我们只能约定时间在街上碰头,每次都必须更换地方。
但是刻蜡版的同志不会绘画,用蜡纸按着剑啸的画描绘效果不好,不如画家直接用铁笔画在蜡纸上,然后交给印刷所。这样,我们之间的工作又复杂了一层,首先要给剑啸带去钢板、铁笔、蜡纸,然后把画好的蜡纸送到秘密印刷所。这就给金剑啸增加了危险性:他要在自己的家里保存违禁品——钢板、铁笔、蜡笔,其次要带着一定的风险把画好的蜡纸随身带出来交给我。
虽然增加了一些危险性,但金剑啸很准确很机敏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个工作延续了半年多,直到我调换工作才由别人和他联系。
经过半年多的接触,我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同志之爱和朋友之情。我们互相信任,但他不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他的地址。渐渐地,他让我知道了他的工作地点—— 一个俄国人办的法律公证所,这个所就设在中央大街上,他在那里专做抄写状子的工作。如果我临时有紧急的需要,可以不去约定碰头的地方见面,而直接在他办公的时间到公证所去看他。
大约过了一年,由于我和金剑啸时常在街上碰到,从开始“当面相逢不相识”的状态,逐渐过渡到寒喧几句,进一步到他办公处,又进而到他家里去。从到他家里去看他满屋挂着的油画,发展到我们相约去参加苏联人的画展,一直到他改做画报编辑而去编辑部访问他,又从给他写稿子到比较自由的往来,最后发展到他约了罗烽同志一起到我住处商谈在长春《大同报》(伪满政府的机关报)办周刊《夜哨》的密切程度。
因刊发高尔基头像而被害
1935年,金剑啸失业,正好《黑龙江民报》编辑部邀请哈尔滨《国际协报》文艺副刊主编刘莉(白朗)去主编该报副刊。刘莉另有打算,推荐了金剑啸去,金便带着妻女一起去齐齐哈尔。金剑啸在《民报》做了不少革命文艺的宣传工作,报馆主持人看他的倾向性过浓,在1935年底把他辞退了。金剑啸又带着全家回到哈尔滨。这时哈尔滨的《大北画刊》因经营不善而停刊,他找到画刊主持人孙惠菊,商定我们接办画刊。《大北新报》是日本浪人在哈尔滨办的一份中文报纸,为日伪进行宣传。孙惠菊取得日人的同意,借该报名义,出版副刊《大北画刊》,每周出一次,免费赠送报纸订户,另外有权自己发行一部分。这是借用日本帝国主义的旗帜为掩护,出我们需要的刊物。因为我们是无法取得日伪的许可出版刊物的(曾试图过许多次)。
《大北画刊》从1936年4月开始出版,颇能吸引哈尔滨及其周围城镇的青年,成为一个新的文艺阵地。金剑啸是画刊的主编。画刊上发表了不少日伪不能容忍的文章和画片。6月13日,画刊已经排好,忽得高尔基病重的消息,编辑部金剑啸等人决定撤掉一篇短文,排进这条消息,并且加上高尔基的头像。画刊出版后,社长日本浪人山本虽不解汉文,但看到高尔基的铜版,认出是一个外国人,追问孙惠菊是谁,答是高尔基。他不知道高尔基其人,问明是苏联著名作家,立刻大发雷霆,追问画刊编辑部里是否有共产党人。可能他立即报告了日本驻哈总领事馆,第二天下午,日本领事馆便派人把《大北画刊》编辑部包围,把金剑啸等编辑部人员和来登广告、订报的人,共约10人,一并抓了去。
那次我也被抓去,当时我口袋里带着一批原稿正从编辑部走出来,准备送往印刷厂,便在中央大街上被捕了。第二天,我们这些新被捕的人,都被一 一赶到监房前面的过道里,摁指纹、剃光头、填表格。这样,我们一伙人便互相见面了,当然不能说话。一进监,戴眼镜的人都被摘去了眼镜。我和剑啸摘去眼镜,看起人来要模糊些,但互相都能认清对方是谁。我们都穿上了和服式的囚衣,光光的头,无镜的眼。填表时日本人问剑啸,有哪些朋友,剑啸回答:“我的朋友不是都在这里了吗!”日本人说:“不许这样说!”剑啸恨恨地闭住嘴,再也不说一句话了。我们用没有戴眼镜的眼睛默默对视了一会儿。这便是我们的最后一瞥。我们重新被关进监房后,彼此再也没有见面。
后来听说剑啸关进去之后,过不几天就被押解到齐齐哈尔去了。在我被押的第3天或第4天,管“思想犯”的“高等系”主任,一个能说几句中国话的矮矮的日本人,把我叫出监房,戴上手铐,押到日本领事馆的门口,叫我坐在石阶上,他亲自动手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我当时想不出这是为了什么。后来才明白:审问时再三问过我是不是张福林,我说不是,又追问我是否认识张福林。给我照像,可能是拿我的照片到齐齐哈尔去对质(也许是给告密人看)。解放后我听说,张福林确有其人,曾在齐齐哈尔工作过。我推想,也许就是这位张福林同志领导过金剑啸同志。
我和金剑啸同志有过组织关系,也可以说,我领导过他,但是他被捕后,没有把我供出来。他坚持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品德,没有牵连任何人,而是把责任全部自己承担下来了。因此,他被押往齐齐哈尔,我和其他数人在关了35天之后被释放了。我被释放后数天,曾到画刊社去过,立刻引来盯梢特务的盘问。我到报社后才知道剑啸没有释放,已被解往龙江城。因我的全部口供都是假的,很可能重新被捕,于是,仓促地收拾一下,赶快逃往上海。
到了上海,见到萧军、罗烽等人,才知道剑啸已经在齐齐哈尔就义。在萧军、罗烽等人的主持下,筹出金剑啸的遗作《兴安岭的风雪》,作品后附上10个老友的回忆和悼念短文。我用江水的笔名写了一篇《金剑啸》,简介他的生平。这个小册子是在上海租界地出版的,还不能公开地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的残酷统治以及他们杀害东北抗日爱国志士的罪行,我在简传中没有提金剑啸的党员身份,因为这是党的机密。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是一个优秀的、坚强的、英勇的共产主义战士。我爱他,钦佩他,他是东北革命文艺运动的拓荒者、推进者,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壮丽的民族解放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