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习惯称当年的抗日战争为“八年抗战”，我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适感。从时间的断面上来看，抗日战争是以1937年的“七·七事变”为起点的。而此前东北义勇军乃至东北抗日联军从1931年9月18日起还有过6年的浴血奋战，难道可以忽略不计吗？所以，我写《白山黑水》这部电影剧本和《抗日战争》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特地在片头加上“本片献给浴血抗战14年的民族英雄杨靖宇和他的战友们”，不单单是以示强调，我觉得应当是对千千万万东北抗日志士的一种肯定、一种慰藉。

    记得还是上大学的1958年，我和历史系的师生一起编写柳河县志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大量的反映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生活的史料，也亲自访问过许许多多当时健在的英雄们。年轻人的血液第一次被炽烈的火焰点燃，从此燃烧了半生！也许只有我知道那热血燃烧的滋味，它奔突、冲撞在我的血管里，逼使我一次次下决心，想把这些可歌可泣的人物再现出来。

    我忽略了自己当时的能量。以我当时的绵薄之力，以我当时所处的环境，这本来是不可能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愚者，我是不知其可为而为之，只证明我的可怜。我写就的反映抗联生活的《白山曲》命运坎坷，在“文革”中还成了为我罗织罪名的“证据”。后来云开雾散后，我的热血在冷却了若干年后又一次被点燃，又一次沸腾。

    《白山曲》1000余页的底稿是找不回来了，它被一个造反派学生看完之后，翻过来糊了洞房的泥土墙壁。当然，那些活在我心底的英雄人物是不死的。这以后，我陆陆续续写过小说《落露》、《埋在清波下的遗憾》，写过电视剧《假如有明天》、《国魂》。

    但我仍感意犹未尽。我一直想把抗联的气势磅礴、气壮山河的业绩搬上银幕，但这也不取决于作家的意愿。拍帝王将相、宫廷演义、野史、外传之类可能动辄花上几千万，但是拍抗联的英雄们则有阮囊羞涩之虞，不能不令人慨叹。

    记得陆定一曾对抗联的艰苦卓绝的苦斗史用过这样的修饰语，称他们为“极其悲壮、极其惨烈”的。是的，从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的时日算起，14年间，东北抗日健儿曾有几十万之多，最后到1945年他们以东北民主联军的身份出现接收东北大中城市时，他们只剩了几百人，可他们确实是铁骨铮铮的一群人。有多少烈士长眠在白山之麓、黑水之滨，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生平。

    常人与英雄有多大的距离？有时我觉得英雄离常人很远，甚至是霄壤之别；有时我又觉得英雄与常人是极其贴近的。如果没有突发的民族灾难临头，很多英雄可能只不过是平凡生活中平凡的人。我所写的人物，包括令日寇胆寒的杨靖宇、周保中、赵尚志这些人，其实也是很平常的人。他们的喜与怒、爱与恨与常人无异。他们的魅力在于在国家危难、民族尊严受到挑战时，他们那种高尚的气节。我访问过许许多多从那个年月过来的人，他们谈起当年艰苦的战斗生活，如聊家常一样，并不感到自己有多么伟大、多么值得人尊敬。有的抗日英雄从言谈到举止，看上去就像一个憨厚朴实的农民，与“叱咤风云”丝毫联系不起来。于是我想写几个起初的、极其平凡的“英雄”，而不是拔高了的、让人无法感知的理念化了的英雄。大老乔这个人物本来就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出身铁匠，他忍受不了日寇的欺凌，要投抗联，又顾忌瘫痪在家的老母，无法远离。当老母亲为了成全他对国家的“大忠大孝”而自杀时，大老乔得以参军。可你万万想不到，他入伍只提了一个条件：“我是大肚子汉，什么苦我都能吃，就怕挨饿，别叫我饿着就行。”后来，在抗联进入最艰苦的年月，连续吃草根树皮时，大老乔的肚子受不了啦，他想埋枪下山，混饱了肚子再上山。没有人相信他的真实性，今天的好多人不相信，当年他的战友也不相信，以为他这是意志动摇的一种托辞而已。但他怕饿却是真的。他被敌人捉住，提出的唯一条件是饱餐一顿，然后大骂敌人，高呼口号英勇就义。我们该怎样评价大老乔呢？有的评论者认为他“不真实”。在这些人看来，人只能分为两类，要么革命，近乎完人；要么反革命，十恶不赦，没有中间地带。我想，无论过去、今天或是将来，这么简单地区分和界定人群，显然是形而上学的。

    我写大老乔的时候流了泪，导演也喜爱这个人物，演员更是发乎于情，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被赤膊吊在十几米高的大木架上几个钟头，如果没有一种被剧中人感染的力量，是不可解释的。大老乔就是这样一个怕挨饿，却不怕死的人，你说他到底真实不真实呢？这样一个英雄，按传统的规定，是个有缺欠的、不完整的人，因此也就不能算英雄，是需要“拔高”，拔到大老乔下山是为了给大家找粮食，于是这个有个性的人也就类型化，一般化了。

    还有一个梅花鹿，是单枪匹马的女侠，专杀日本鬼子，令敌人闻风丧胆，每次杀人，都要署上“女共产党梅花鹿”。她所以这样“报字号”是因为她知道日本讨伐队最怕共产党。后来当她得知自己误伤了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后。十分愧疚。在她帮助抗日联军劫法场牺牲前，她希望自己死后，能在墓碑上写上“共产党员”字样。梅花鹿也不是个“完人”，可她同样有血有肉，是可敬可爱的的。这个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在《抗日战争》这部长篇里也有她的影子。

    我们常常说“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来“塑造”我们的英雄。为什么常常“塑造”出来的英雄反不及生活中的平凡的人真实、感人呢？我想，是人为拔高的结果，拔到脱离了红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于是也就成了一个符号，一个空壳了。

    我在写杨靖宇的时候，我的最朴素的愿望是把他写成一个平常人，平常人所能接受、认同的人，这也符合英雄的实际。我写他与死难战友的小女儿金月亮的关系，怀念妻儿的情绪，以及他临死前对生的向往与留恋，都不是虚笔。

    其实我原来还写了杨靖宇生命最后时日的多疑，自然也可以说是警觉。他身边的人，包括跟他出生入死多年的第一师师长、参谋程斌，甚至他带大的孤儿张秀凤，都先后投敌，可见斗争之艰苦、惨烈。在这种情况下，他本能地怀疑周围的人，不肯轻易相信人，这才有几乎误解林茵的戏，这都是真实的。

    张夷非是年轻一代导演，他对这一段历史完全陌生，因此，一般说来不容易激起他的创作激情。可是《白山黑水》让他动了心，让他流了泪，才有历时一年的与全体创作人员的苦斗史。

    《白山黑水》、《抗日战争》总算相继公映、出版了，我不想多谈什么艺术感受，我只想说，我可以面对几十万英灵，心灵稍安了。

    我相信，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民族一定还有面对外侮、面对生死存亡的关头，让后人知道在他们的前面，有过东北抗日联军带血的足迹，使后人不忘民族的尊严，这也就够了。

    我常常想，如此惨烈而悲壮的民族英雄们却不为今天的青少年们所知道，他们的知名度远不及歌星们的名头响亮，这是民族的悲剧。当今，日本某些右翼势力在钓鱼岛问题、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以及慰安妇等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早已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真不希望我们的民族仍是鲁迅笔下的健忘的一群。

    《白山黑水》和《抗日战争》不是一本教科书，它是艺术。艺术应当是有艺术良心的人所创造，必然也应该折射出艺术良心的光芒，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