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投入救亡运动

    记者(以下简称记):周主席,您是什么时候投身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

    周巍峙(以下简称周):我没有专门学过音乐。但是,我从小就很喜欢音乐。学生时代,我的老师经常让我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唱民谣,由此我喜欢上了唱歌。同时我也经常受到家乡民间音乐的熏陶。投身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时我才18岁,我当时在企业家石良材开办的图书馆工作,这家图书馆主要是对工人、店员、学生进行读书和学习的指导,图书馆的馆长是李公朴先生,他也是后来救国会的领导。图书馆下面有一个“读书指导部”,这是一个通过读书来引导读者,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追求进步,进而给他们灌输反帝救亡精神的一个组织。我一方面当李公朴先生的文字秘书,一方面当“读书指导部”的助理编辑。

    我最早参加歌咏运动,是刘良模先生组织的“民众歌咏会”。1935年,我参加了由聂耳组织,吕骥、周钢鸣领导的业余合唱团。这个业余合唱团和一般的工人、学生组织的合唱队不同,它相当于一个培训班,在这个合唱团学习了之后,可以到另外的合唱团、或工人学校再去教唱。

    记:当时组织了哪些活动?

    周:“七·七”事变前,我就领导了新生合唱团,这也是带培训班性质的合唱团。我还在工人夜校、小学、中学、大学里教歌,还当过记者,是读书生活社出版部的主任。从最早参加文化界救国会,到后来参加全国的救国会,我们始终坚持到工人当中去做工作,我们和上海的工人关系密切,除了白天工作,几乎所有的晚上和每周六、日,我都是在搞群众歌咏活动。

    另外,1935年我还参加了苏联自由社的音乐组,这是一个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田汉、任光、夏衍都做过负责人。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员都是左翼的人员,包括当时上海的文学家、音乐家,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活动。

    歌咏运动的潮流不可阻挡

    记:您在1936年的时候,就编辑出版了抗战歌曲集《中国呼声集》, 能谈谈当时编辑这本书的情况吗?

    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从“九·一八”开始酝酿的,当时黄自写了一批歌曲,由于国民党当局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所以有些曲子没有流传下去。但是党领导的左翼文艺的音乐创作一直没有间断,聂耳从1933年开始,就写矿工、写工人、写农民饥寒交迫之歌。很多音乐作品是通过电影插曲这种形式出现的。到了1934年,日本想向关内扩张,在华北培养傀儡政府,他们不仅要侵占华北、东北,还要侵占整个中国。这时群众救亡歌咏运动形成了高潮。在经过了聂耳等人的歌曲的传播之后,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上,很多群众唱着歌曲上街,这时歌咏运动达到了新的高度,歌咏运动的潮流不可阻挡,许多救亡歌曲在全国流行。

    当时歌曲仅仅依靠电影、唱片传播满足不了大众的需求,所以我就花了3-4个月的时间编写了《中国呼声集》。这本书基本上是我自己一个人编排、校对。在李公朴的支持下,《中国呼声集》第一版就卖了15000份,很快就销售完了。

    《中国呼声集》出版了以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巡捕都要找编写这本书的人。1936年底,巡捕找到了我们办公的地方,说要找周巍峙,要禁这本书。当时我的真名叫周良骥,“周巍峙”是我救亡活动时用的名字。所以人家找到我时,我就说,我叫周良骥,不是周巍峙。他们把书抄走的时候,还问这些作者都在哪儿?我说,这些书是别人投寄过来的,我们也没有权利问作者住在哪里。这样,也就把这件事推掉了。实际上,我和这些词曲作者之间关系非常密切,还经常联系。

    另外,在这本书里,我还介绍了国际歌。当时我不承认国民党的党歌,因此在编书的时候,还特意空出了2页,想将来我们打胜仗了,有了新中国的国歌时,再把它添补上去。

    后来,《中国呼声集》被禁了以后,我将其更名为《民族呼声集》又想办法进行再版。1936年10月,该书又再版了15000本,并加进了一些歌曲。我的名字也改为何立山,出版的地方更改为“山东歌曲研究会”。

    那时,只要歌词不提到日本,就可以表演。所以当时的书中是不提“日本”两个字的。排版的时候,我们就把歌词中的“日本”2字省略了,变成“打倒××帝国主义”。但是,只要我们一唱,下面的观众就会喊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情绪非常激昂。

    唱“饱”了,就不吃饭了

    记:请您谈谈当时和冼星海、吕骥、任光等音乐家在一起并肩作战的情况。

    周:星海从国外回来了以后,摆脱了国民党对他的“拉拢”,写了很多抗敌救亡的歌曲。我19岁见到他时,他充满了热情,他家里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张吃饭的桌子、一台钢琴、一把小提琴。星海不仅到合唱队教歌,还到学校教歌,他当时就想为中华民族写首交响乐,表现中华民族的精神。他写《黄河大合唱》时,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充满了热情,而且音乐方面,旋律很有力量、好听,采用了独唱、对唱、大合唱等形式,这些都说明了他具有极好的音乐修养,对救亡运动也充满了热情。

    任光在当时有很大的功劳,他当时在百代唱片公司,负责音乐部,他千方百计地把抗战歌曲做成唱片。皖南事变时,他牺牲了,很可惜。

    那时,我们在上海的南京路唱抗战歌曲的时候,用的是五线谱本。五线谱上面印的是外国歌曲《甜蜜的家庭》、《老黑人》等在外国流行的歌谱,五线谱底下写的是抗日歌曲。所以,那些外国警察一看,我们唱的都是英文歌,再翻翻歌谱,看里面的内容也英文的,拿我们没有办法。那时我们共同的特点是千方百计的开展救亡歌咏运动。吕骥是合唱团的骨干,但一年到头我们看他就只穿一件深色的西装,很穷,没有可以换的衣服。当时我们都很穷,没有钱买饭吃,周日聚在一起时就唱歌,唱“饱”了,就不吃饭了。总之,我们采取了各种形式,汇集了各种力量,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群众救亡音乐团体。

    八路军是一支歌唱的部队

    记:1938年,您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担任主任、合唱指挥,后来还担任了晋察冀边区音协主席。

    周:西北战地服务团是由毛主席亲自决定,在延安成立的。当时由丁玲带队,任团长。1938年,丁玲从山西回延安汇报时,中央正准备派一个团到晋察冀边区,可是丁玲同志病了,陈云就指定我带队到敌后去。那时,敌后除了打仗就是唱歌。因此,可以说,八路军是一支歌唱的部队。在广场开会时,我们大家先拉歌。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我们的情绪很高。大家打仗打得很辛苦时,就会说“唱一首歌吧!”很快,大伙的精神就来了。

    我们战地服务团,一方面要演出,一方面还要开展工作。1943年,我和军区的领导一起组织了一个“武工队”,开展了很多活动。当时,敌军很怕我们,称我们为“蜈蚣队”,说我们点子多、行动快。实际上,我们这些八路军只有四五支机枪。晚上,我们七八个人组成的演出小组,化了妆以后,走20多里的路赶演出。演出时,大家也都把退路看好了,以便有敌情的时候再撤退。

    居安思危,不要忘记过去

    记:今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各地都在举办活动来纪念这一胜利,请您谈谈举办这些活动的意义。

    周:举办这些活动很有意义。我们要记住那段艰苦奋战的历史,提高广大文艺工作者对这段历史的再认识,同时结合当前的建设,更好地发挥艰苦奋斗的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在远东这条战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忽视了。今天,通过纪念抗战,可以使世界人民更理解中国。另外,回顾历史,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居安思危,不要忘去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