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作家杨大群最近忙个不停,他的厚厚三大本《义勇军演义》正在印刷厂里紧锣密鼓地装订,很快就要问世了。五卷本的《伪满洲国演义》也还剩最后一册就告完成。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出版的《战争与命运》,最近也在再版。从家到出版社、再到印刷厂的“三点一线”占去了他最近的大部分时间。不久前,本报赴辽宁采访组一行走进他的家中,就他的抗战文学创作进行了一番畅谈。

    从亡国奴到志愿军战士

    谈起为何把抗战文学作为自己创作数十年不变的主题,他说,这还要追溯到他的童年经历。他1927年出生,而对日本侵略者最早的仇恨则开始于他八九岁的时候。当时,他家紧挨着奉天到山海关的铁路,而不远就是这条铁路线上最长的大桥——辽河大桥,桥旁边驻扎着日本关东军的一个营。这让他耳闻目睹了日本士兵残害中国人的桩桩惨剧。最为惨痛的一次,是8个中国农村孩子来桥头看火车,出于好奇趴在铁轨上听火车驶来时发出的轰隆声。结果被日本兵抓住,以破坏铁路的莫须有罪名砍头,8个年少无知的孩子还没有好好看看火车是什么样子,就这样惨死在侵略者的屠刀下,头颅还被挂在电线杆上示众。那一段日子,当地的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每当刮风下雨的天气,就隐隐听到孩子们在凄风苦雨中哭喊“妈妈”、“妈妈”。杨大群幼小的心灵中第一次播下对侵略者仇恨的种子。

    尽管仇恨已经在心里萌芽,但是,由于从小受的是奴化教育,杨大群和很多东北沦陷区的孩子一样,直到小学毕业还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只知道自己是“满洲国人”,管中国叫做“支那”。中国孩子还不断被灌输这样的观念:中国要繁荣,必须依靠日本,加入大东亚共荣圈。他回忆说,当时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有一次他拣到一套碗,大小3个。他很奇怪,因为一般的碗都是把字样、图案印在外面,而这种碗是把“效忠天皇”、“感恩”的字样印在里面。后来,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刘毅告诉他,日本人这么做,是希望老百姓端起碗来都忘不了自己这顿饭是“皇军”给的,要时刻不忘对“皇军”“感恩戴德”。

    但是,侵略者的罪恶面目是怎样都掩盖不了的。和千千万万东北沦陷区老百姓一样,日军的暴行让他的民族情感在仇恨中逐渐觉醒。当时,在沈阳街头,如果赶上上下班的时候,每辆电车几乎都要挤满人。但是只要电车里面坐一个日本人,整辆车中国人就不能上。在沈阳街头,一个小贩叫卖“山里红”,而当时抗联战士们的根据地大都在山里,日军据此认为他涉嫌抗日,犯了日军的大忌,把他杀掉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非常困难,但每家地里种的菜、母鸡下的蛋,都必须给桥头的日本兵送去。后来,杨大群在一个生产弹药的日本军工厂里面干活,发现其中有几个工人整天戴着脚镣,干活的时候才打开,而旁边还总有日本兵持枪监视。但他们趁日本兵不注意时总会告诉周围工人,说大家要记着,这些子弹其实都是用来杀我们中国人的,他们在侵略我们,这些杀害、虐待我们同胞的人都是侵略者。后来,杨大群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他们都是来自关内的抗战人士。

    1945年东北光复的时候,杨大群刚好高中毕业,逐渐知道了八路军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这样1947年初解放军一来他就积极配合解放军开展地方工作。抗美援朝开始后,他被派往朝鲜战场当了5年战地记者,成了一名志愿军战士。回国后,他在沈阳军区空军文工团当团长,1984年离休。

    离休后的日子却是他最忙的时期,当时辽宁省领导希望有人通过文艺的形式,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记录日本在东北的14年侵略历史,正好在报刊上看到杨大群发表的一篇日本侵略东北罪行史方面的论文。省委就把这个工作交给了杨大群。这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宝库的大门,杨大群多年的情感积累、生活经历和艺术积累以文学创作的形式爆发了出来。他自己写了一个条幅:“勿忘国耻我的创作动力”。

    写就800万字抗战文学作品

    由于作品涉及了大量史实,为了保证内容的严谨,杨大群把大把的金钱和精力投入到史料的搜集、研究中。他说,写抗战是严肃的事情,要带着爱国心和责任心去写,我的书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只有细节逼真才能有说服力地再现历史,才能让后人知道真实的历史。于是他千方百计四处搜购史料。有位香港读者手中有4大册伪满洲国时期的文艺画报合订本,杨大群毫不犹豫地从多年积蓄中拿出1万多元悉数买下。他说,这些史料非常珍贵,不但其中溥仪“登基”成为伪满洲国“皇帝”时他和婉容身穿礼服的照片以前从未发现,而且还能从中发现当时老百姓生活的诸多细节,能让自己的作品更符合历史真实。他为了写好《战争与命运》这部作品中的各国领袖人物,买了很多斯大林、罗斯福等的传记,仔细研究每个人的性格、语言、习惯等。而且,为了保证作品内容的真实可靠,他的笔触大多集中在自己最熟悉的辽河中上游。记者一册册翻读他的作品,最直接的感受是在几十本抗战长篇小说中,很多人物是一直贯穿下来的,而且绝大部分作品采用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体。他说,我的书是写给老百姓看的,章回体是中国传统,这样老百姓更容易读懂。他也曾用意识流等较为“现代”的写作手法,写过一本《人狗狼》。虽然获得了不少评论家的称赞,但他认为这种写法不适合国人的阅读习惯,很快就放弃了。现在,他的作品已经出版了近40册,总计1200万字,其中反映东北抗战历史的就占了800万字。其实谁能想到,这样天文数字般的作品竟然出自一位离休老人的笔下。有人感慨于他多年来丝毫不见衰竭的创作热情,称他的创作“如同辽河的波浪,滚滚长流”。

    随着作品一本本问世,他也曾遇到过不少新鲜事。他说,1985年春节那天,沈阳冶炼厂几位退休工人一起到他家来拜年。开始他很奇怪,因为这些老工人他根本一个都不认识。他仔细一问才明白,原来当时电台里正在播由他创作、由王刚主讲的《关东演义》,但没有播完就不知何故被停掉了。这下那些天天把听《关东演义》当必修课的老工人可不干了。他们告诉杨大群说,我们工厂为了让职工听《关东演义》,把午饭的时间都推后了半小时,怎么能说停就停呢。在他投稿过程中也发生过令人意想不到的巧合。上世纪80年代,他曾背着书稿在北京找有兴趣的出版社,在天安门广场旁撞到一个人,一聊才知道,原来此人正是群众出版社总编辑。当他知道杨大群从事抗战题材文学创作,就说,你的稿子我拿去看。一周后,杨大群接到了通知,群众出版社愿意出版这套书。最后,这部书稿就定名为《关东传奇》,分上下两册在群众出版社出版。就是这部作品,发行量高达60万册。

    与毛岸英相识于朝鲜战场

    在杨大群的作品中,有一本被他戏称为“奉命作文”的书是他格外钟爱的。这就是传记文学《毛岸英》。杨大群结识毛岸英是在抗美援朝战场当战地记者的时候。朝鲜战争期间他曾写了6篇关于毛岸英的新闻报道,但起初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笔下的人物就是毛岸英。当时,由于杨大群是记者,而毛岸英是师部机要秘书,那时写稿件都是由机要秘书发电报给国内,所以两人就认识并熟悉起来。毛岸英说自己姓刘,杨大群就和别人一样叫他老刘。当时美军飞机轰炸得很凶,毛岸英发现杨大群每次送稿件总是从北边过来,他马上告诉杨大群,这样是很危险的,你要记得美国飞机从来不会从南向北俯冲。这样,杨大群以后躲轰炸就有经验了。杨大群说,毛岸英的勇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不但抢着拆从江里捞出的定时炸弹,后来他还从火海里救出过朝鲜乡亲。杨大群说,毛岸英有一次看到一户朝鲜老乡家中失火,马上在一条被子上洒些水,披上被子冲进火海,救出了一位老大娘和她的小孙女。后来杨大群就把这些事情写了出来,在《人民文学》上就有《刘排长和小金枝》这篇文章。而杨大群到了1953年才知道“老刘”其实就是毛岸英。当时志愿军正要挪动毛岸英的坟,当年被救的老大娘不让把这座坟挪走,说里面埋的是自己的亲人。志愿军干部说,老大娘,这不是你家的亲人,这里埋的是毛泽东的儿子,现在需要把这座坟挪到别的地方去。她才知道当初把自己和孙女从火里背出来的是毛岸英,于是她向北京方向鞠了3个躬后才恋恋不舍的走了。当时杨大群在墓碑上看到上面写的是“毛岸英,湖南人,毛泽东长子”,这才相信志愿军干部的话。后来,一共3本《毛岸英》问世了,其中一本传记,一个学生读本,一个战士读本。出于对战友的怀念,他用这部书的全部稿费在辽宁省宽甸县上河口镇修建了一所希望小学——毛岸英纪念学校。

    在他四居室的家中,找不到几件现代化的电器。房间摆满了书柜,各种书籍、资料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床、书桌等都塞在书柜后的墙角里。看得出,他的写作是整个家庭中最重要的事情。令记者深感意外的是,在他的名片上,除了他的名字,还印着老伴康桂英的名字。他说,几十年来老伴一直在无条件地支持他从事抗战文学创作,自己现在取得的成果里有她一份功劳。

    离休后的杨大群整天忙于写作,一部部数十万字的大部头小说接连问世,现在,已经有一家出版社表示希望为他出版40卷的全集。这无疑是对一位老作家多年笔耕最好的回报。在人们看来,杨大群的几十本书肯定为他带来了丰厚的报酬。但是,我们看到的杨大群却衣着简单。他还打算拿出20万元稿费建立辽河文学奖,鼓励更多的人进行文学创作。而且,他除了写作,还热心参加各种公益活动,让人感叹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他先是参加了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又参加了由老英雄、老模范等组成的宣讲团。现在已经在当地学校、企业里讲解革命史800多场,已经有了全军离休先进个人、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代表等一大串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