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前，我清晨长跑，被一辆卡车撞倒，不省人事，撞我的司机把我送到医院。醒来看见一个医生拿着一张片子在照，很有把握地说了一句话“截瘫”。我不懂医，可是我知道这两个字会影响我的一生。可是紧接着的一句话才真正叫我终生难忘，是撞我的司机说的，他脱口而出，说：“我这辈子完了！”

    他说他这辈子完了，他没问我这辈子是不是完了。这个问题只能自问。十七年前那个夏天，我来到北京，住进中国肢体伤残康复中心。夜深人静，我总是推着轮椅到大院里枯坐。我反反复复自问同一个问题：“我这辈子是不是完了？”有一天，我把我爸爸特意给我预备的硬壳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写下一行字：“经过了太多太多的事，死对我已经不可怕了。”我本来还想写下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可是护士叫我，我就没写完。回病房后，我把这本子扔在床头柜上，多年后我才知道，这则只写了一半的日记被我的亲人朋友医生护士们看到了，他们很担心，以为张鲁有自杀倾向。于是开了会，认真讨论了预防张鲁自杀的问题。当时我只发现，我的朋友们来得越来越勤，家在北京的仲呈祥常常来，我们青年摄制组的潘小扬、何为也从重庆跑到北京来了，而且不光是来看我，还来找我商量事，当时青年摄制组正在拍摄反映中越边境反击战的《黑豹突击队》，何为说，剧本在实拍中遇上难题，我军的一个突击队员，深入敌后突然踩着了一颗烈性地雷，他脚一抬，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这样死倒是悲壮，可再往下却没戏了——何为说谁也没法改变这个男主角的命运，只好找你这个青年摄制组的本职编剧，接下来还说，“这个突击队员生还的方式，只能是自己救自己，因为他是孤身陷入敌阵，周围根本没有他的战友。”

    我说：“难！”

    何为说：“不难不找你！”

    上个月我在日记上写下：今天我才知道，我就是朋友们脚下踩到的那颗一抬脚就炸的烈性地雷。我就是那个踩着地雷只能自己救自己的黑豹突击队员。这正是亲友们召开的预防张鲁自杀会议的决议——他们认为，对付张鲁，只有用行为让张鲁自己感觉到：他对我们还有用。他对人群还有用。他才可能活下去。活出个人样来。

    时至今日，我还想对他们说一句：朋友，你们关于张鲁有自杀倾向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可是，你们扶助张鲁再生的决议却是绝对正确的。你们的这个决议不仅是对张鲁，对所有遭遇险境、陷入困境、迷失前境的人都具有指导意义，也就是说：人，不管是做文的，还是做工务农的，只有当他觉得他对于他生活于其中的人群还有用，他才可能生机盎然地活下去，活出个人样来。

    十七年，我正是从这里开始走出困境的。

    受伤后，我把自己关在家中长达七年，不走出家门一步，等于慢性自杀，只是自己不敢承认。七年后我头一回走出家门，是我们青年摄制组的朋友把我抬出去的。他们和我约定，到重庆周边的山区去，创作一个农村哑巴小学生与她的乡村女教师要实现二十一世纪登上奥林匹克音乐大赛领奖台的电视剧，我们叫它《跨世纪希望》。

    谁也没有想到，刚到头一个外景地江津，一座清代的大庙，百年老墙突然倒塌。清代的大庙，同时又是一所乡村小学，塌了的老墙，压住了两名正在读书的小学生，五步之外，还有正在读书的整整一个班几十名小学生。其中正有奥林匹克大赛中获奖的小选手。

    在双峰村小，我们真遇到一个“哑巴”学生，她不是哑巴，可是乡亲们没人听见她说过话，也没人看见她笑过。她没爸，也没妈。八年前，她现在的爸上山打柴，天黑回家时，路经一处老林，听到她的哭声。她爸便敞开老光棍油光光的黑棉袄，裹住她赤条条的身躯，抱回了家。她没姓，也没名，那一天，那座大山正下着细细的小雨，她一字不识的爸便因天气为缘，指天地为证，给她取下姓，取下名——“细小雨”。我们去的那天是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号，细小雨打着赤脚，穿一件长过膝盖的破衣服，我们摄制组每个人都拉着她的手问她，问同一个问题：“想不想读书？”她就是不开口。陈老师告诉我们，细小雨家在大山深处，没有学校，她每天清晨四五点出发，走几十里没有人烟的山路，第一节课之前赶到这所村小，从不迟到旷课。我屈指一算，读到二年级，她那双光脚丫已在深山老林里走满了二万五千里。可我们还在不厌其烦地问她——“想不想读书？”

    我马上和摄制组朋友碰头，我说：“咱别拍电视剧了，太慢，只怕细小雨们等不得！”我拿出全部积蓄两万元，全摄制组成员无一例外地捐出自己的片酬，总计42000元，当天，就选定下了重庆电视台希望小学新校址。当我们亲手把“希望”二字刻在大青石上时，一只白鹤从双峰山中飞出，绕石三匝，久久不去。山民说，双峰山已多年不见这样一景了。我在这天的日记中记下：今天，是我受伤七年来最有成就感的一天。朋友们也都有同感。一帮电视人，可以在一念之间，当下决定，兴建一所学校。大家都感到一种久违了的爽快，我是听到笑声才发现自己在笑，我有七年没听见自己的笑声了。

    接下来，我认识了双峰大山的另一个小学生，陈小梅。她也不知亲爸亲妈是谁，她妈妈在山路上捡到一个红布包裹，里面包着刚出生的她和十块钱。现在她又遇上一个难关，没有学费，她失学了，摄制组从自己的伙食费中拿出一百块给了她，没想到，她当场就给我们下跪了。其实，小梅下跪，有她的隐情，有了这一百块钱，她就可以再读半年书。可我却火了，我抓住小梅的手说：“不准随便给人下跪。你记住，一辈子只准给两种人下跪，一个是生养了你的父母，一个是教育了你的老师。除此之外，咱们不跪！”

    回家后，看到拍下的这个镜头，我才发现，受伤七年，我还会发火。这一路，收益最大的不是细小雨也不是陈小梅，是我。我被卡车撞倒在路边那年，小雨、小梅被亲娘抛在路边。我自艾自怜的日子里，细小雨为读书走了二万五千里，陈小梅为求学甘愿下跪。她们求学的欲望激发了我求生的欲望，发现我对她们还有用的同时，我也发现我这辈子还没有完。

    我还惊异地发现，一种在我体内久违了的欲望——创作的欲望也强悍地冒出头来。我和朋友们不拍电视剧了，却把下乡办学拍下的镜头做成了大型纪录片。在纪录片中，我打下了一行字幕：重庆电视台青年摄制组，在国内国际得过的金奖银奖，可以摆出一个兵马俑的方阵，今天，这群电视人觉得，所有的大奖加起来，其重远不如眼前新落成的希望小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乃至算术比喻所不能及。

    《跨世纪希望》首映式上，重庆文联的陆（啟＋木，上下）老师、蓝锡麟老师到场为爱国重教大声呼吁。自此我们一发不可收拾，我们摄制组四处奔走，我们还发明了一种传播形式，现场放映我们西部大山里的细小雨、陈小梅们真诚求学的镜头，，并演讲呼吁，我们把拍片的过程做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电视行动，三年里，我们重庆电视台推出五十三集纪录片，与各界同人一起，在老少边贫山区兴办希望学校、希望书屋数十所，扶助上万名失学儿童重返学堂。

    进入新世纪，想看看细小雨、陈小梅们的跨世纪希望实现了没有，于是我们又进了双峰大山，在中学操场上，见到当年的老师们，我问，细小雨、陈小梅现在怎么样了？老师说，细小雨走过两个二万五千里，读完了小学，就在我们这儿上中学。正说着，老师指着操场那边叫道：“那不是！细小雨，快过来，看谁来了？”我们抬眼一看，一个亭亭玉立的女中学生走了过来，摄影师正在拍我跟老师对话，赶紧抬起镜头，拍下了全过程，这实在是拍纪录片的人可遇不可求的经典镜头。最令我惊奇的是细小雨一脸的笑，笑得灿烂，一走到就问：“张叔叔，你们来了！”一个自幼不说不笑的孩子现在变得又说又笑了，我们把当年和今天的细小雨做成了一个纪录片，编导徐蓓加了这么一段解说词：“这些年来，中国变了，中国人变了，都说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的变化比江山的变化更叫人动心。”

    我问她：“小雨，几时开口说话开口笑的？”她说，“我也搞不清，反正上回你们来了过后，我看到那么多的人关心我，我就慢慢的有说有笑了。”我想到我也是从那天起听到自己笑声的，我们同路走过来了。处于低谷，站在岔路口的人，往往共有同一条出路。

    陈小梅也在这所中学读书。就在我们见面的头一天，小梅走在当年自己被遗弃的那条山路上，她拾到一个被人遗失的包裹。打开一看，裹着四千多块钱。她坐在路边，等到天黑，失主来了，她才回家。当时小梅又正在为下学期的学费发愁。我问她：“当时怎么想的？”我这样问，因为我捡到这么多钱也得作一下思想斗争。小梅她说：“当时我想都没想。”来到世上，命运只给了她十块钱盘缠；二八芳龄，她意外得到四千多块——她却想都不想！这就是我们西部大山里的农民和农民子弟的底线伦理。我们不是要弘扬传统美德么？他们的传统道德如他们屋后的双峰山一般厚重难移。

    青山长在，绿水长流！人类早已跨入信息文明。

    多年后重逢，小雨小梅依旧勤奋，依旧好学，可她们学的依旧是黑板粉笔，几年来我们跑遍重庆酉秀黔彭远山远村，农村学校大都处于这种状况。成千上万的细小雨陈小梅们再走多少个二万五千里，学到的也只能是在农业文明中解决温饱的那点知识，按照联合国最新颁布的标准，她们甚至只能算是信息时代的文盲。

    于是，我们重庆电视台实施新世纪希望电视行动，带头向农村学校捐赠十所音像电子馆。三年来，我们和社会各界为重庆农村兴建了百所音像电子馆和农科教示范点，数以十万计的农民和他们的子弟直接受益。在西部农村，一乡一村的学校往往就是这个乡村的科技文化中心；而一乡一村的国旗，往往就在这个乡村学校的操场上升起。这不应该只是一个巧合。在科教兴国、人才兴国、西部开发的大时代，我这个西部人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将西部每一个乡村学校都建成基础教育、成人教育、文化建设的中心。

    一开始，自己都不太明白，我怎么会生出这么个与我个人不大相干的梦想？

    2002年5月23号，当我们把重庆电视台捐赠的音像电子馆送到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石堤小学时，我们听到娃娃们唱起一支歌，我根本没想到在西部大山里会听到这支歌——贝多芬的《欢乐颂》。我问孩子们：“知道你唱的什么歌么？”他们齐声答道：“快乐歌”。我当下若有所悟——我们眼前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一个朴实的理由：让细小雨、陈小梅们快乐，快乐地学习，快乐地成长，快乐地活着。

    还有一个更真实的理由，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自己快乐。快乐地学习，快乐地创作，快乐地活着。

    肢体伤残后的我，连带心灵也伤残了，但正是走进西部大山孩子们当中的这十年，让我一步步修补了伤残的价值观，渐渐回到正常人行列。

    我拍纪录片功利目的很明确，十年前是想通过纪录片为细小雨陈小梅们多建点学校多募点学费，十年后是为了多建点音像电子馆。我认为，艺术不光可以陶治人、教育人，还可以直接兴办教育。在实施重庆电视台新世纪希望电视行动和拍《新世纪希望》大型纪录片的这些年里，我甚至很少想到我要得到一个作品，可是哪怕是为了达到这个功利目的，我们摄制组全体主创人员徐蓓、汪东、杜洪宁也在艺术创作上投入了大量心血。我们经常走到镜头面前去直接呼吁，这很有力。但有点犯忌，犯了纪录片要客观纪录的大忌，犯忌就很难得奖。我们想得通，十年来拍的百集纪录片已经换来了一百多所希望学校和音像电子馆，十年来，数以十万计的西部农民和他们家的学生娃在我们与各界朋友共同兴建的学校和音像电子馆中直接受益，大奖早由细小雨陈小梅们、由父老乡亲们颁发给我们了。

    一月前，拍细小雨的纪录片得了国家奖项。十天前，拍陈小梅的片子《陈小梅进城》得了中国彩虹奖一等奖，是中国电视对外宣传的最高奖项。我们十年来的作品开始得到专家和评委们的认可。“不求其，其反来”。该付出的时候，你不求所得，到后来，你必有所得。我说的得，是得到的“得”，也是道德的“德”。

    《陈小梅进城》是今年彩虹奖评奖争议最大的作品，争议之一，是说这片子不像纪录片。争议是评委的事，我活我自己，我有我自己的游戏规则。倒是石柱县的甘老师说的话我很看重，他说：“我们现在搞爱国主义教育，国，不是抽象的。你们拍的片子，我每集都看，那个孩子，从小为了学费下跪，还有个孩子，走了两个二万五千里去上学，他的老师说：‘这些孩子，他们的童年是辛酸的。’我们现在就是要多为他们的童年留下些温馨的记忆，那样他们才能真正爱这个国家。”我们摄制组把这话作为我们作品的获奖评语，牢牢记下。因为，当我们为西部大山里的孩子的童年留下温馨时，我们也为自己的青年、壮年，为我的远远还没有完的这辈子留下了温馨的记忆。

    两年前，我们刚开始为西部农村学校捐赠现代教育设施时，濮存昕就为我们重庆云阳县彭咏梧小学捐赠了音像电子馆。这回在会场相遇，濮存昕说，这事咱们别放下了，得接着往下做，于是，就在颁奖会上，我们一见面就相约，今年九月开学后，一块上山下乡，继续帮助大山里的孩子们。我们重庆的另外两名与会代表李自治和张礼慧也相约，到时候一块去。

    表彰会刚完，就有记者问我：“濮存昕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怎么想的？”我也脱口而出：“本能。”她不大理解，再问：“人的本能是自私的，怎么会有这种本能？”我没多说，只回答她两年前濮存昕做这事时说过的话：“逮住机会，做点这种事，人会活得更快活。不必向人多说，算是自己的一种活法吧。”

    德者，得也。我选中了自己的活法，这种活法让我走出低谷，让我活得新鲜，这种活法利己又利人，我有所得，人亦有所得，这就叫德，我自觉奉行的品德。

    我今天上得台来，把自己亮在大家面前，我的老师朋友很容易看出，这个张鲁，换了个活法，活得再也不像十七年前！我这辈子非但没完，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