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学时期就喜欢摄影，那时候，照相机在我手中只是个玩具。真正让我体会到摄影工作的社会意义，让我的照相机开始发挥作用，还要说到1976年伟大的天安门事件。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不会忘记，那是怎样一些波澜壮阔的场景。虽然那时我还不懂得多少技术技巧，虽然按起快门来还有相当的盲目性，而且自己也曾为拍照、写诗和组织年轻朋友参与其中而坐了7个月的监狱，付出了一定代价。但没有想到的是，几年后的“四·五”影展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共鸣，再加上以后军博举办的同样引发社会热烈反响的“老战士影展”，一次是亲身体验，一次是历史的回声，让我看到了纪实摄影的力量所在。可以说，是这两个影展，把我引进了摄影的大门。

    我真的当上一名职业摄影记者了。但无庸讳言，开始阶段，还是走了一段弯路。那时，“一切为政治服务”的阴影还在，“高大全”、“假大空”的创作理论在摄影界也还有相当的市场。在我的摄影采访中，也曾经有过“领会精神，组织画面”的经历。但幸运的是，我们毕竟赶上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封闭的门户敞开了，人们的眼界开阔了，当我们真正看清世界的时候，必然要调整方向并且重新认真地审视自己。

    以后，我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即每次采访，都要为事实负责，为读者负责，只允许自己因能力问题抓不到好照片，也绝不能容忍自己通过摆布、导演去拍假照片。因为我已经明白了，读者需要通过摄影作品看到事物的真相，需要镜头后面是一个诚实的人。

    1984年10月1日，在国庆35周年庆典中，我是采访三千日本青年访华团的随团记者。我站在观礼台上，一直被海潮般的群众游行场面感染着。我知道，人们如此心情舒畅，万众欢腾，不仅仅是因为冤假错案平反了，各项政策落实了，还因为几年来改革开放所结出的硕果，已经让十几亿人民看到了更美好的生活前景。我眼睛紧贴着相机的取景框，手指不停地按动着快门。欢天喜地的大学生队伍过来了，我一下发现几位学生突然高举起了一个自制的横幅，上面书写的“小平您好”四个大字格外醒目。我急忙调整好焦距，迅速用双手将相机高高举过头顶，对着那个方向连拍了3张。我从上学时开始，曾参加过数不清的群众游行，口号喊得最多的就是“万岁，万万岁！”而今天，领袖万岁变成了如此平实的“小平您好”，领袖人物从天上回到人间，它展现了多么深刻的时代变迁！我为自己有幸捕捉到了一个铭刻进步的历史瞬间而激动不已。

    如同工人做工、农民种地一样，摄影是我的职业。用真实的照片反映生活，贴近时代，表现人民的喜怒哀乐是我的职责。哪里有新闻，哪里有险情，哪里有困难，哪里就该是我应到达的位置。

    1997年12月，我得知广西边境即将开始大排雷的信息，很快赶到南宁。但军区同志为了确保安全，绝不同意我跟随排雷分队行动。也有人劝我，咱们就在南宁找个山坡，叫几个战士穿上防护服，保证配合你完成任务。我说，我这个人有个毛病，不到现场，我根本不会拍照片。看我的态度如此坚决，军区有关领导只好妥协了。一位部队干事陪着我乘长途大巴，终于在排雷分队行动之前的当晚抵达龙州。边境线上地形复杂，许多村落都有被地雷炸死炸伤的人和牛，而战时敌我双方埋设的地雷全无章法，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尽管我被命令只能行进在士兵队伍的中间，但说实在的，在杂草丛生的雷区，我每走一步都胆战心惊。当一位分队长用双手抛出第一颗地雷时，我离他只有三四米远，爬在地上拍照，紧张得自己的头发都像竖起来似的。雷区在一片一片地引爆，我汗流浃背地和战士们在一起，他们也把我当成了军人，我把他们当成了兄弟。第二天傍晚，当硝烟散去，沿着排雷分队新开辟的一条小路爬上来一位村民。我问他来干什么，他喜形于色地告诉我，儿子要结婚啦，他要通知边界那边的亲友过几天来喝喜酒。此时，一种祥和的感觉在我的心头油然而生。和平与安宁，是一切善良人们的渴望，因此，我希望我的照相机不要再拍到这样的镜头，我愿我们的生活永远充满鲜花和爱。

    在我的摄影采访中，有无数次难忘的经历。比如，1991年7月的华东水灾，当我在安徽六安拍照时，这里已断粮断水两天了。我马上设法联系到救灾部队，1小时后，当灾民们看到我引导着一艘载着食品和矿泉水的冲锋舟向他们开来时，堤坝上顿时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1998年8月7日，长江主干道九江段决堤，我是第一个赶到决口处的摄影记者。滔滔洪水危及着40万人的生命，我站在颠簸的冲锋舟上，一边拍照，一边协助部队救人，一边不断地用手机向报社报告险情。当晚，报社决定在头版编发我的8条消息和两幅照片，虽然那时也伴随着莫名的责难和压力，但我知道，第二天这一独家新闻将引发无数的读者和我们一同关注九江。

    我常常想，我是一名摄影工作者，如果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让历史留下空白，那就是无法原谅的失职。我希望我的镜头不偏离生活的真实，既要表现《深圳又长高了》，讴歌新时期经济建设的日新月异，也不回避《矸石山上捡煤人》，关注8000万贫困人口的生存状态。我希望人们从《航天英雄杨利伟报告飞天历程》中感受祖国的骄傲，也希望读者能对《京城大雪中艰难行走的打工者》寄予深切的同情。

    1985年12月，在云南麻栗坡一处烈士墓地，我面对1800个无言的石碑，无法记住他们的姓名，只能用相机在老山的战壕里，在前沿的急救帐篷里和庆功会的溶洞里，去展现中国军人的勇敢和坚强。

    1988年3月28日，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的镜头中表现了无数与会者在聆听一位人民代表慷慨激昂地发表反对意见的情景，记录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出现的不同声音，真实记录了中国政治生活的民主进程。

    虽然这些摄影作品，在读者中都产生过广泛影响，但让我永生难忘的，是去年发生的SARS疫情。

    2003年2月底，我从新疆巴楚地震灾区拍摄归来不久，SARS病毒开始肆虐北京，而且疫情还在发展，社会上已出现了极度恐慌。我坐不住了，当我联系了一些医院准备采访，3次碰壁之后极不甘心。我是搞摄影报道的，如果放弃了记录发生在自己身边又影响人们生活的这一重大事件，真可能这辈子都无地自容。

    经过不懈的争取，专门收治非典患者的地坛医院终于接受我去采访，但条件是最多3天，每天在病房里不得超过两小时。处于两难境地的报社领导问我，安全上能否有绝对保证？我说，医生护士都没有保证，我们怎能提这个要求。但我一定按规定做好防护，你们放心，我算个胆大细心的人。领导们还一再问我家里有什么困难？那时，我的儿子不到6个月，83岁的父亲刚被301医院开了住院单，但我说不出口。

    进入地坛医院，我和院方领导的第一次谈话，就是要求他们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医务人员看待，哪儿情况紧急，就通知我们到哪儿。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在许多地方，许多时候，我们新闻记者都成了特殊人物，甚至以贵自居。虽然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可刚进入病房时，我还是有些紧张，也怕万一自己染上非典，因这家医院已经有5位护士相继感染倒下了。但眼前依然有那么多与死神争夺生命的医护人员的身影在鼓舞着我，我当然不希望自己出事，可自己既然选择了摄影记者这个职业，就应该有承担风险的一切准备。

    我在护士的帮助下，穿上了两层防护服，戴上了三层口罩，两副胶皮手套，再加上一副护目镜，还没工作，就已经被捂得大汗淋漓了。在手术室里，当医生又递过来一个防毒面具让我戴上时，被我谢绝了，因再戴上它，我就根本无法拍照了。还因为我的相机也用塑料袋严严实实地封裹了起来，不能随时根据情况更换镜头，我只好始终使用一只广角镜头。有时，需要特写画面，我必须靠近再靠近，最近时，我与重病患者的距离不到１米。

    这次摄影采访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医务人员全力救治患者的情景。那天，当一名危重病人终因抢救无效不幸死亡时，房间里一下没有了声响，空气好像突然凝固了，那些精疲力尽的医生喘着粗气，眼里噙满了泪水，久久地站在遗体旁。他们虽然与亡者素不相识，却为一条生命的逝去痛苦不堪。

    我被这样的场景震撼了。

    我的这张将生命与死亡、责任与无奈交融在一起的《面对生命》见报后，有读者告诉我，那天翻开报纸，看到这张照片，一下怔在那儿站了十几分钟，眼泪直流。再以后，《面对生命》被人民摄影评为2004年度全国最佳新闻照片奖，评论界认为它是中国SARS事件中一幅最具代表性的摄影作品。

    在地坛医院见证生命的康复和死亡的18天中，我共拍摄了2000多幅照片，仅在中国青年报头版见报的就有13幅，另有《SARS病房》等摄影作品被电视和平面媒体广泛采用。此外，我和文字记者王尧合作的《用眼睛和心灵见证灾难与坚强》及《生命备忘录》，均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甚至还有两位日本妇女专程飞到北京，将她们募集的捐款亲自送到我们报道的SARS患者家中。

    对SARS的摄影采访，使我得到不少同行朋友的赞誉。但从一线采访回来，我总也抹不去内心的悲伤和痛苦，因为还有一件事让我刻骨铭心。那是一位正在康复的17岁少年，他的父母都因SARS死去了，我们记者本想去安慰他，他低着头沉默了，半天才对我们说了一句话：“我长大了!”

    我希望自己拍的照片也能告诉读者：只有活着的人痛定思痛，那些死者的灵魂才能安息。只有记住所有死去的人，抗击SARS的胜利才有意义。我更希望我们国家不再重复地犯已经犯过的错误，从而使社会更透明、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6月18日，最后一位SARS患者康复出院，我再次赶到地坛医院，迎来了2003年我国抗击非典的决定性胜利。那天，我还收到了一件有机玻璃纪念品，它晶莹剔透，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地坛医院医护人员的名字，它表达着一种信任与友谊，也是送给我的最高奖赏，值得我珍视一辈子。

    作为一名摄影工作者，我深知，一张优秀的照片不会改变历史，但是它可以影响社会，它可以表达人性良知，它可以呼唤公平与公正。无论是艺术工作，还是新闻工作，它们最重要的共性，就是都要以自己的作品，去感染人，去打动人。为此，我愿意尽自己所能，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