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文革”前的演员，与改革开放时期的演员相比，应该说自然带有时代的局限，当然也具有时代的风采，也就是说能给角色带来时代感。那么不同时期的演员，他们所创造的共产党员形象，都会多多少少受到时代的局限。以我所扮演的江姐来说，大多数观众虽然给以肯定，但是也有一些有权威的评论家是给予批评的，认为这个角色还是带着“光环”的，比“四人帮”时代还早就带有“三突出”的色彩了！当时我并不以为然，但是，经过时代的变迁，和我自己一向对自己的表演有不满足的地方，总爱不断反思，找到不足的创作习惯，渐渐地我把自己认为不足的地方再和他的评论相比，虽然我仍不能完全认同他的评论，但，我却感谢他的尖锐（甚至有些尖刻）批评，终于使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因为最初由导演或作者亲自改编的小说《红岩》，均未获得开拍的条件，而当我们电影界的前辈夏衍同志亲自捉笔改编的时候，才获得了开拍的成功。在拍摄过程中，我感悟到前者是因为我们太被革命先烈的革命精神感动与震撼，只想写革命，只想写斗争，只想到革命达到的胜利、革命的结果，却忘了写他们在行为的过程中、在斗争的历程中，思想感情和人物关系真实而崇高的境界，也就是只写事而不写情，再加上意识形态斗争中多次左的影响，这样写出来的剧本自然就离开了艺术的规律，就缺少了感人的力量了，所以前几次的剧本未能达到可以拍摄的条件，而经过夏衍同志的改编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才得以进行拍摄。在表演上，当时我也力求沿着夏衍同志的指点去创作角色，虽说我也是和江姐同时代的共产党人，能理解她对旧中国的命运的关切，能理解她对新中国的渴望与追求，更理解她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也深知她细致多思、善于斗争的地下工作经验，更知道她热爱同志、热爱生活……但是确实由于自己的生活根基不深，特别是左的思想制约着自己，不能真正理解江姐所说的话——像“不能带着眼泪闹革命”的思想境界，却直线式地表演，在革命妈妈的面前硬憋着不哭，把一场胜似母女的(革命)母女情给冲淡了，如果江姐在双枪老太婆许多遮掩动作的深爱下，憋不住地哭了出来，然后再用自己的毅力告给妈妈：“我不能带着眼泪闹革命!”这才是一个有情有爱的共产党人吧!再如江姐在刑具前，面对敌人的审讯，把对敌人的仇恨压在心底，用平静的蔑态度去击败敌人的妄想，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基本上是合乎江姐对敌斗争的策略的，但是在用刑后的几句回答，我却过分地强调了对敌人的愤怒，例如：“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知道，就是不告诉你!”这两句如果能更深沉地警告敌人，会比已经演出来的怒吼更好些!这就是我的思想境界不够深厚，表演就稍嫌直接与过火了!但是，这绝不能与“四人帮”时代的“三突出”等同看待，因为“四人帮”以此为原则，用来作为政治手段，恶意地打倒十七年的文艺路线。如果用它来批评我们这些真诚歌颂共产党人的艺术工作者的不足，就有些敌我不分了!因为“三突出”绝不是简单的创作规律问题，更不是艺术上简单幼稚的问题，而是政治性问题。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由于对历史的反思，思想观念有所升华，我看到许多优秀的艺术家(剧作、导演、演员)，他们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创作优秀的共产党人，特别是扮演党的领袖，都展示了这些共产党人，人物的历史风采，既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又是平易可亲具有个性的可爱的常人!这就是时代给予他们的优越条件，当然，他们没有以历过过去的时代，那么那过去时代的风采他们又是怎样获得的呢?我相信他们花了极大的心血，投身到历史的资料中去，包括文字、图片、影像，特别是大量的历史记录影片，他们用心、用脑、用自己的形体和声音去揣摩，去感悟，去掌握……这样他们才能在新的时代里，为我们创造出优秀的共产党人和党的领袖形象。当然，你认识不到，努力不到，你就会受到历史的局限了!我常从荧屏上，银幕上，看到许多优秀的、美好的人物形象，我为我们新时期的演员感到骄傲和幸福，我们有那么多的好演员，我祝福他们，只要他们能把握住演员自己的职业职责，不为非正义的利益所迷惑，那他们就一定是人民所热爱与崇敬的艺术家!祝福他们事业有成，创作无限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