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何时何地、因何原因，将陕北确定为长征落脚点，党史界已有不少讨论。关于前者，即中央红军何时何地确定将陕北作为长征落脚点，因有1935年10月22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记录，似乎争议不大。该记录明确指出：“榜罗镇会议（由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毛泽东年谱》上卷）然而关于后者，即中央红军因何原因改变俄界会议决定，将陕北确定为长征落脚点，由于缺乏原始资料和记载，相对来说争论就比较多。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1935年9月22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南部的哈达铺，在“当地邮政代办所取了很多国民党的报纸”（其实主要为天津的《大公报》），并通过报纸上的消息知道陕甘有较大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情况，于是这些报纸消息便成为中央确定长征落脚点的原因。不仅如此，这种观点还根据中央红军获取报纸信息的地点是在哈达铺，而不是在榜罗镇，从而进一步推论中央红军确定长征落脚点的地点也应该是在哈达铺，而不是在榜罗镇。

　　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因为在哈达铺，从报纸上获悉了陕甘苏维埃运动发展的情况后，当时的确有中央领导人产生改变俄界会议决定、到川陕甘或陕西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想法。譬如张闻天、博古同志在看过相关报纸后，先后撰文提出结合陕甘地区原有的红军、游击队，进行创建川陕甘或陕西新苏区的战略设想（《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但是，必须指出：其一，张闻天、博古在文章中提出改变俄界会议决定、创建川陕甘或陕西新苏区的战略设想，还仅仅只是一种个人的考量言说，不是或者不能看做是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其二，张闻天和博古提出创建川陕甘或陕西新苏区的战略设想，同其后榜罗镇会议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的落脚陕北的决定，在实质和内容方面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如果仅凭张闻天、博古的上述文章，就轻易断言“国民党的报纸”消息是中央在哈达铺决策长征落脚陕北的原因，或中央决策长征落脚陕北是在哈达铺而不是榜罗镇，显然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如果说哈达铺的报纸消息不是中央红军确定长征落脚点的主要依据，那么中央红军确定长征落脚点的主要依据又是什么呢？长期以来，在研究中央红军确定落脚陕北的问题上，有一个事实曾被很多人忽略，这就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与中央在甘肃东南部一带的联络。由于这个联络的确切情况，至今还不是很明晰，所以就不太为人们所重视。但根据有关情况可以推定，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联络。因为据当时曾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的徐海东同志回忆，1935年8月中下旬，红二十五军长征到甘东北泾川一带，为了迎接中央北上，他们曾在泾川、崇信之间的公路附近，“与敌人周转十七天之久，天天派人打听，也没打听着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确实消息”，于是“便按照原定的计划去陕北”（《徐海东自传》）。从徐海东同志的回忆可以推知：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的确曾经与中央联络过，不过由于红二十五军不知道中央红军的确切位置，因此只得先期去了陕北。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是否派了人留下，继续与中央进行联络呢？徐海东同志的回忆没有明确提出。而据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的记叙，程子华、徐海东同志在率领红二十五军离开甘东北泾川一带时，是曾“留下联络员迎候中央”的。问题只是联络人员后来是否迎候到中央？这一点姜克夫先生也没有进一步交代。于是，这便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否还有材料证实，红二十五军确实留下了联络人员？其二，如果留下联络人员，那联络人员是否迎候到了中央？

　　据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执掌军事大权、又犯过极大错误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即李德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的记述，长征途中，他们的确遇到过红二十五军的联络人员。他说，1935年中央红军“将近九月底到达岷县一带……我们在岷县遇到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他们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甘肃和陕西的形势”。由于遇见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这件事对长征决策今后行动方针非常重要，中央还专门为此“在岷县再一次举行会议――一种军事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参加的还有彭德怀，可能还有红二十五军的一个代表”。当然，这次会议李德也参加了。

　　从上述李德的回忆可以得知：1935年9月底，中央红军的确在甘肃岷县一带遇到过红二十五军迎候中央的联络人员，并从他们那里获悉许多关于陕甘苏区和红二十五军的情况。当然由于时间过于久远，李德对于遇见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更准确地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叙述得还不太清楚。“将近九月底”和“在岷县一带”这样的语汇，在我们的讨论中还显得很含糊。但从与此相关的资料和回忆文章都没有提到在哈达铺遇见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和红二十五军已去陕北的情况来分析，中央红军遇见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应该在离开哈达铺和到达榜罗镇之前的某个地方。正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遇见了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中央领导人了解到陕北红军、游击队的有关情况和红二十五军已去陕北并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等情况，所以在榜罗镇政治局会议上，中央才有可能作出落脚陕北的重要决定。

　　如果说李德的回忆还不能完全说明中央红军遇见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那么另外一些长征亲历者的回忆就显得很重要了。其一，戴镜元回忆，1935年10月10日，“到了三岔，一个渴望已久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刘志丹派人送信给主席和带路来了。”其二，陈昌奉回忆，10月的“一天，我们从甘肃环县出发，走了几十里路，刚登上一座光秃秃的小山，便遇上了刘志丹同志派来给主席送信的人”（《回顾长征》）。这里，戴、陈二人所说的“陕北刘志丹”，不应看做刘志丹本人，而应看成与红二十五军汇合后的陕北红军，因为此时刘志丹正被审查。这两段回忆材料，说的虽是榜罗镇会议十多天后陕北方面派人给毛泽东同志送信和带路的情况，没有提到先前双方之间的联系，但我们可以从推测中得出红二十五军人员确实已与中央有了联络的结论。第一，假若陕北方面或者红二十五军事先没有派人与中央联系，那又怎么可能突然出现给毛泽东送信和带路的事情呢？换句话说，只有双方事先已经有了联系，陕北方面才能明确派人前来给毛泽东送信和带路。第二，三岔、环县在甘东北，不在陕北。尤其是三岔靠近宁夏，如果事先没有联系，陕北方面或红二十五军就不会知道中央红军在什么地方以及什么时候来陕北，也就不可能大老远派人来，直接说给毛泽东送信和带路。第三，根据红一方面军长征沿途经过的里程（《红一方面军长征记》）记载，如果9月下旬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在哈达铺之后的某个地方遇见中央红军，到10月上旬中央红军在三岔、环县再次遇见陕北方面派人来给毛泽东送信和带路，那么可以认为这之间的十多天时间和一千多里路程，恰好就是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遇见中央红军、然后返回陕北报告中央红军的消息以及陕北重又派人给毛泽东送信和带路往返所需要的时间和路程。因此，这些旁证材料可以进一步证明，在榜罗镇会议前，中央红军的确遇见过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而正是因为遇见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中央更详尽地获悉了陕北红军和苏区的情况，所以才能于9月27日的榜罗镇政治局会议上，正式决策将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关于中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1）央红军决策长征落脚陕北，起关键作用的，不是通常所说的“国民党报纸”报道陕北的消息，而是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直接提供给中央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