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与火的考验中，一批又一批的工农大众加入到长征的红色铁流中。和陈万明的经历非常相似，胡友长也是在红军路过家乡时加入这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队伍之中的。他说，从走上长征路的那天起，他就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了；因为从那一天起，他过上了扬眉吐气的日子。

　　胡友长，1916年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县。1936年参加红军。1939年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留在抗大作后勤保障工作。抗日战争中任排长。1945年10月到东北后任部队粮食科科长、仓库主任等职。后曾在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进修。建国后一直负责部队的后勤工作。1983年离休。

　　“当兵就要当红军”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战斗员指挥员都一样，没有谁来压迫人。”

　　5月26日下午，沈阳军区总医院，90岁的老红军胡友长见到记者，未曾开口，首先哼起了70年前他一参加红军就学会的这首歌。

　　“当兵就要当红军”，70年前，当离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转战数千里来到贵州西部的毕节地区时，立即决定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据载，1936年2月初，红军迅速展开工作，在20多天里，扩充新兵5000多人，当时20岁的胡友长就是这批新兵中的一员。

　　“红军队伍里大多数人都是被地主老财逼得没有活路才参加革命的”，胡友长回忆，“所以当红军一来时，这支为天下受苦受难的穷苦百姓求解放的队伍就受到了热烈欢迎”。

　　红军到来之前，胡友长“吃不饱、穿不暖，受尽了气”；红军来了，领导穷人“又是唱歌，又是给粮吃、给衣服穿”，真是“救穷人”来了。胡友长毫不犹豫折断了放牛鞭，加入了这支被反动派诽谤为“红胡子”的队伍。

　　“那时，参加红军的穷人非常多，一天就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一开始，胡友长被编入革命武装“游击大队”，没有正规武器，只有土枪土炮，条件也很艰苦，训练量也很大。但是，觉得扬眉吐气的他一点也不觉得（苦），他跟着队伍到处打土豪、分田地，"有时候一天跑一个县"，心里别提多痛快了，毕竟"当红军的日子有了吃有了喝，比过去强多了"。

　　在“游击大队”没多久，胡友长就转到了红军的战斗部队，成为“杨三号”的警卫员。“‘杨三号’是副团长，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一是由于那时候岁数不大，二是由于部队的保密纪律，当时普通战士根本不知道首长的名字。”

　　红军在毕节地区活动了不到一个月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追剿”，红军继续向黔东南转移，随后掉头向乌蒙山地区进军。胡友长就这样跟随红军离开了家乡，走上了长征路。

　　长征片断

　　由于身体和年龄原因，胡友长老人给记者讲述的长征经历断断续续的。但是，他回忆的几个片断，显得那么真实。

　　过草地时，“生存是第一位的，虽然没有国民党正规部队追赶，但红军时刻要注意地方武装的袭击”。老人记得，有一次，部队正在收割青稞，当地头人突然率部下“打冷枪”，团参谋长的鼻子就被打穿了。有时为了从反动武装手里取得粮食，必须进行激烈的战斗，“咱们牺牲了不少人”。

　　在草地里，吃和穿都成问题。“树皮、草根都要吃”，“我身上只有两块羊皮，白天行军前一块、后一块当衣服穿，晚上睡觉一块铺在地上褥子，一块搭在身上当被子”。

　　胡友长记得，在雪山下面宿营时，他们的宿营处是一棵上百年的“大枯树”，“树洞很宽，足够一个班在里面住”。从雪山往下时，他裹紧身上的羊皮，“从山顶一直往下滑”，“虽然很狼狈，当总算告别了这个随时可能夺去生命的地方”。

　　走出雪山草地，红军来到了一个叫“黄河围子”的河流。“当时，我是拽着马尾巴过去的。”胡友长回忆，当时附近山上的冰雪融化，水势正急，大部分战士手拉手趟水过河，有的战士在河中央就被冲走了。“由于给首长当警卫员，我是拽着马尾巴过去的。”他说：“河水刺骨地凉，马来回走了三次，再也不肯过去了。它也通人性，知道冷。”

　　严守“吃”的纪律

　　1936年8月，走出草地的红二方面军（由红二、六军团改编而成）一举攻占了腊子口。之后行进到哈达铺。这次，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考验等着红军战士胡友长。

　　“走出茫茫草地，终于走到了汉族人聚居的地区。大家都很高兴，毕竟有可以吃的东西了。”这时，上级发布命令：“吃东西不能吃太多，容易撑着。”

　　“听党的话。”胡友长拿出大洋买了一个大锅盔（西北地区常见的一种食品），不敢多吃，一次吃一小块，一直到第三天才吃完。“不然，一下子吃太多，再喝些水，萎缩的胃肯定受不了。”胡友长亲眼看到，有的战友就是吃得过饱，“出了事”。

　　“自从参加了红军，我就一直听党的话，跟着党走——不管是在长征还是在以后的革命中，我都牢记着这一条。”胡友长讲完自己的长征故事，特意强调。

　　“长征中你不觉得苦么？”记者问。

　　“在参加红军前，我把苦都吃过了。所以在长征路上，我不但不觉得苦，连死都不怕了。”胡友长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