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联网讯：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已有多年，在我的脑海里，他的音容笑貌依旧那样清晰。早在上个世纪抗日战争初期，在太行山，在晋冀鲁豫，我就曾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后来成为他的副手，亲身领略了他的文韬武略。可以说，小平同志在太行山时期展现了他一系列鲜明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这里记叙的，是几件往事的片断。

    （一）

    记得在1950年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期间，一次闲谈，周恩来总理曾经问我，在晋冀鲁豫与伯承、小平同志共事多年，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有什么看法。不等我回答，周总理就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俩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周总理当时还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我边听边点头，对周总理的深刻分析深表同意。回忆小平同志在开辟晋冀鲁豫战略区的战斗岁月，在建党、建军、建政、作战诸多方面，都显示了他后来成为我们敬重的一代伟人“举重若轻”的战略家气度和才能。小平同志的这种才能和伯承同志的严谨、缜密相配合，相得益彰，使得刘邓成为当时我党我军高级干部中配合最为默契的一个班子。

    （二）

    1937年9月，我遵照朱德总司令指示，率领山西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开赴晋东南，去控制上党地区。其时，刘伯承、张浩、徐向前同志率领的一二九师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也来到晋东南开辟抗日根据地。位于太行、太岳山脉的晋东南，历来是用兵之地，战略价值极高。11月11日，八路军总部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领导干部会议，朱德、彭德怀同志主持，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和我都参加了。会议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指示，部署了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根据会议决定，一二九师和决一纵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决一纵的主要任务是开辟太岳根据地。朱、彭还命令决一纵归八路军总部指挥。抗战后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小平同志，是在1938年1月接替张浩同志担任一二九师政委，来到太行的。2月，小平同志即在辽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太原失守以来的工作，进一步部署实施战略展开和创建根据地的任务。1939年底、1940年初，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率先制造了“十二月事变”。他调兵遣将，并与日寇勾结，向决死队进攻，企图消灭这支新军。面对这一危局，我在决一纵预作了应变的准备。伯承、小平同志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迅速派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主力进入太岳地区驰援。决一纵在三八六旅有力配合下，粉碎了阎的阴谋，为党保存了一支武装力量。这次事变后，决一纵正式成为八路军的一部分。

    粉碎“十二月事变”后，全面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成为紧迫任务。当时，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一是随着根据地的发展，要求冀南、太行、太岳三个分散的根据地逐步统一起来；二是在爱护干部和群众的前提下，纠正“十二月事变”后一度产生的“左”的倾向，继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方针政策。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伯承、小平同志审时度势，迅速采取措施。1940年4月11日至26日，在山西黎城召开了冀南、太行、太岳地区高级干部会议（黎城会议）。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同年3月11日关于《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讲话内容，部署了“建党、建政、建军”三位一体的任务。4月22日，小平同志在会议上做了报告。他着重分析了统一冀南、太行、太岳三区政权，逐步过渡到统一的晋冀豫边区抗日政权的必要性，强调中央关于晋东南有建立最大根据地之前途的重大意义，并阐述了当前必须实行的若干财经政策。我在会上作了《关于建政问题的结论》，并就纠正根据地内出现的“左”倾偏向，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等问题讲了话。会议决定将原太北军政委员会改为太行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三区的工作，邓小平同志任书记，刘伯承、蔡树藩、李雪峰、杨秀峰、薄一波、戎子和等同志为委员；8月，在黎城西井正式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杨秀峰为主任，我和戎子和任副主任，作为过渡性质的全边区统一的政权组织。冀太联办成立后，根据小平同志的提议，制定颁布了《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施政纲领》。《纲领》明确提出了“彻底实现民主政治，建立廉洁政府”的目标。

    黎城会议后，北方局和小平同志紧紧抓住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问题不放。1941年2月16日，小平同志代表北方局提出《关于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议》。这时，小平同志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要在党内加强民主思想的教育。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反映到党内，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他批评说：有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甚有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成为‘党员高于一切’者，党员可以为非作歹，党员犯法可以宽恕”，结果，造成群众把一切错误都归结于共产党，“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1页）他强调：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指导原则是指导与监督政策，是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他经常给党的高级干部讲这个道理，还写成题为《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专文发表在北方局的机关刊物《党的生活》上。这对没有受过民主思想教育的大多数党员干部来说，不啻是一个启蒙。几十年后回过头来看，这个思想是多么地深刻！7月7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辽县桐峪镇隆重开幕，小平同志作为共产党参议员的首席代表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驻会参议员。根据北方局建议，会议决定将鲁西33个县划入本区，临时参议会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大会选举杨秀峰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子和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会议根据小平同志4月5日代表北方局提出的《对晋冀鲁豫边区目前建设的十五项主张》，制定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会后正式颁布施行。据此，各地普遍进行了村选举，各县政府都基本上实行了“三三制”。边区空前统一，抗日民主政权更加巩固。由于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晋冀鲁豫边区建设呈现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为后来发展成为全国19块根据地中最大的一块奠定了基础。

    这时，我的主要精力在建党、建政上，同时，新军的建设也是需要关注的一件大事。新军是我们带出来的，如何使这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部队，成为一支像红军一样具有顽强战斗力的队伍，还需要锻炼。小平同志叮嘱我：新军文化人多，热情高，是好事，但是，要让他们能吃苦，不怕死，还要到实战中去摔打，打上几仗就好了。1940年上半年，决死一纵队参加了府城镇、牛寺车站等地对日军的作战。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伯承、小平同志统一指挥下，包括决一纵在内的太行、太岳两区部队、民兵、游击队，对白晋路北段进行的大规模的破击战。下半年，决一纵又全力投入百团大战。二十五团、三十八团作为主力部队之一，参加了战役的全过程，同日军精锐部队作战70余次，还两次胜利地掩护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师部转移。在关家垴战斗中，决一纵二十五团政委、原清华大学学生凌则之同志壮烈牺牲。我和王新亭等同志还直接指挥四十二、五十七、五十九等团及二一二旅等，对同蒲线、白晋线同时进行破击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对新军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小平同志总是及时给予表扬。在百团大战总结中，小平同志还特别表扬了新军这支部队。他说：“这支年轻的部队，在作战、政治工作、军事训练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表现是好的，和其他老部队一样，能够使指导机关放手使用，完成领导给的任务。”

    决死队从一个总队开始，发展到几个旅，经过整军和实战，终于“过关”了。1941年秋，遵照八路军总部命令，以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决死第一纵队（后改为决一旅）和第二一二旅组成太岳纵队，隶属八路军总部，1942年1月改归一二九师建制。陈赓任纵队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这支部队在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

    （三）

    1942年，是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一年。3月，小平同志以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和一二九师政委的身份来太岳区视察工作，我作为八路军太岳纵队政委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全程陪同。从3月中下旬到5月初，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了阎寨会议、石槽会议和中条会议，解决了根据地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亲自指挥了浮翼战役，在太岳根据地的建设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

    小平同志是3月19日来到太岳的。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30日，小平同志在阎寨村召开会议，参加的人员是太岳区党、政、军方面的负责同志。当时正在贯彻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两个文件，基本精神是要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一方面，要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党的政策是减轻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后要交租交息，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小平同志在讲话中一开始就对太岳区的工作有肯定，也有批评，认为太岳区一年来的工作有进步，但这些进步并不巩固，也不够快。他明确指出：太岳区1942年的中心工作有两项，一是群众工作，二是财经工作。群众工作的出发点是执行中央的土地政策，开展真正的群众运动。财经工作方面，从今年开始，要做到自给自足，以战胜困难。小平同志还对太岳区党委的工作方法提出明确要求：组织检查团，深入基层检查，以使中央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小平同志的讲话，高屋建瓴，要言不烦，使大家豁然开朗，心悦诚服。会后，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文即率领由太岳纵队、各界救国联合会、各专署和各县代表组成的检查团，兵分三路，深入各地，使减租减息运动很快开展了起来。

    就在小平同志视察太岳期间，阎锡山的晋绥军六十一军再次向我太岳根据地进犯，破坏抗战。1941年后，晋绥军六十一军就由襄陵东渡汾河，开到临汾、浮山、翼城一带驻防，并与日军勾结，多次袭击我二一二旅，残杀根据地群众。1942年3月21日，我曾在《太岳日报》上发表对记者的谈话，历数六十一军东渡半年以来向我进攻和破坏抗战的事实，呼吁六十一军悬崖勒马，幡然悔悟。4月初，我又和戎子和联名，两次致电阎锡山，要求制止六十一军的反共行动。但是，对方一再置我们的劝告于不顾，继续进攻我军。小平同志了解这一情况后，果断决定：发动浮翼战役，打击顽固派的气焰。小平同志对我说：对于统一战线，中央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顽固派来进攻，而且不听劝告，那就要狠狠地揍他一下。

    4月15日，浮翼战役打响，小平同志直接指挥，我和陈赓协助。参战部队有一二九师的三八五、三八六两个旅，和决死队的决一旅、二一二旅两个旅，共10个团的兵力，分左右两个纵队，向六十一军展开反击。这一仗打得很顺利，到16日拂晓，共俘获顽固军665人，毙伤392人，狠狠地打击了顽固派的气焰。很快，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和阎锡山都来信，表示愿意谈判。我们也很快复信。双方坐下来，订立了抗日现地作战协定：一、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二、双方在各驻防地之政治文化教育的实施，均有自由权，不得互相破坏，并可互派代表参观；三、互通情报，共收联区联防之效。谅解达成后，六十一军主力撤回汾河以西，撤离时我们还为他们提供了衣服、粮食。此后，双方保持了较好的合作关系。

    小平同志亲自决策和指挥的浮翼战役，成功地贯彻了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把自卫、胜利、休战三个原则很好地结合起来，对我们启发很大。

    浮翼战役以后，小平同志先后在冀氏县石槽村和阳城上河村召开岳南地区党政军干部会议和晋豫（中条）区高干会议，根据视察的结果，提出了岳南和中条地区今后的工作方针。其基本精神是，要抓住正确运用统一战线和大胆发动群众这样两个基本环节，去创造和建设根据地。为此，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采取各种形式去发展地方武装。小平同志的指示，为岳南和中条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小平同志这次两个月的视察，对太岳根据地扭转困难局面和发展壮大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此后，岳北、岳南、中条很快联结起来，形成统一的太岳战略区。1943年3月，太岳区和晋豫区合并，我担任合并后的太岳区党委书记、太岳军区政委，原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任太岳区党委副书记，陈赓任太岳军区司令员，原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文奉调延安。合并后的太岳区根据地，扩大到河南省的黄河以北，把白晋路、晋博路和同蒲路之间的广大地区联成一片，成为支持山西和华北抗战的重要基地。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小平同志接替彭德怀同志任代理北方局书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四）

    1943年10月下旬，我动身赴延安，准备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七大召开，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正式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统一领导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区党委和军区。小平同志任中央局书记、军区政委；刘伯承同志任军区司令员；我任中央局副书记、军区副政委。行前，任弼时同志代表中央和我谈话，明确交代两点：一是毛主席和中央对你的要求是协助刘邓做好工作，尤其是团结工作。二是要对付蒋介石国民党向解放区进攻，不能有和平麻痹思想。

    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成立后，首先打了两个漂亮仗，一个是上党战役，一个是平汉战役。这是小平、伯承同志贯彻中央战略意图，对时局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两次战役。

    1945年8月，时局发生重大变化。面对日本准备投降的新形势，国内的阶级关系如何，国共两党的关系如何，我党采取什么方针，已经成为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关心的焦点。为了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8月13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讲演，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艰苦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他告诫全党要深刻认识蒋介石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反动本质，对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反革命计划要有充分的准备，采取正确的方针。这个方针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和小平、伯承一起听了毛主席的讲演。这个讲演，给全党以思想、政治武装，指明了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向。

    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方针是定了的。但是，他仍然采取反革命的两手：一面加紧内战的部署，命令他的军队向解放区进犯；一面又摆出一副愿意和谈的面孔，邀请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毛主席洞若观火，决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面决定接受邀请赴重庆谈判，一面要我们作好必要反击的准备。当时，大家对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都很担心，许多同志不愿意毛主席前去。毛主席为此向在延安开会的各大区领导同志说：这次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能否谈成功，回来得快还是慢，就靠你们坚决打击进犯我根据地之国民党反动派，多打胜仗。你们打得越好，谈判就越顺利，我也就回来得越快。

    对于毛主席的这一战略意图，小平同志和我们中央局、军区的同志都心领神会。当时，大家的心情都很紧张，简直是屏息以待，不知道蒋介石要玩出什么花招，生怕毛主席出什么意外。小平同志则是镇静自若。果然，1945年8月，阎锡山集中七个军的兵力，向太行腹地上党地区进攻。小平、伯承同志立即决定，发起上党战役，坚决歼灭来犯之敌。8月25日，我随同小平、伯承从延安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返回太行，同机的还有陈毅、林彪等，他们是从太行分别转道山东和东北的。一到太行，小平同志就给干部讲话，说：要打！狠狠地打！在伯承、小平同志的指挥下，这一仗打得非常出色，全歼了阎顽部队，生擒阎军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

    上党战役刚刚打完，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马法五、高树勋两位副司令长官又率三个军沿平汉铁路北犯。1945年10月22日北渡漳河进占磁县。军区部队回转头又打了平汉战役。这一仗打得更出色，争取了高树勋率新八军、河北民军1万余人起义，活捉了马法五部下1．7万余人。

    高树勋原是冯玉祥部国民联军的师长，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坚持抗日，也与我搞过磨擦，后期倾向进步，不愿充当重开内战、进攻解放区的罪人，便派人与我联络，准备站到人民方面来。小平同志了解这一情况后，十分重视，托人转告高将军，希望他认清形势，瞻念前途，毅然举行起义，为人民作出贡献。伯承同志也转告高要当机立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当刘邓得知高树勋顾虑家眷尚在徐州的安全时，当即电告中央转告陈毅同志派人将其接到解放区。高感激不已，表示决心起义。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也准备好他若不起义，我们怎么打的问题。10月31日晚，我随同伯承同志到马头镇与高会晤，双方谈得很好，诸事作了安排。11月1日，中央致电刘邓，指出：“高树勋起义意义很大，你们处置很对”。又致电高树勋予以鼓励。高树勋起义，震动全国，政治影响很大。11月13日，小平同志和我介绍高树勋加入中国共产党，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毛主席随即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后来，高参加了新政协，任全国政协委员，还担任过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

    平汉战役于11月2日胜利结束后，小平同志当即决定在邯郸峰峰煤矿召开晋冀鲁豫中央局全体（扩大）会议，研究和部署晋冀鲁豫党政军民迎击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各项准备工作问题。会议决定：（1）扩大军队，整编主力，集中主力打大仗；（2）发动群众，在新区实行减租减息，在老区复查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3）准备进行长期战争，部署后几年工作。这次会议把中央对晋冀鲁豫区工作的总意图同实际情况相结合，明确了主要任务和基本措施，它充分体现了小平同志关照全局，预谋长远的领导风格。12月14日至19日，中央局在峰峰煤矿又召开一次高干会议，着重研究如何在1946年做好练兵、减租、生产三件大事。我向会议作了群众性反奸清算斗争的情况和指导方针的报告。小平、伯承同志都很赞成。小平同志还强调说：总之，发动群众要快一些。那时，指挥作战是第一位的任务，小平同志的主要精力是在那一方面。中央局的日常工作在大政方针确定之后，便放手地交给了我，由我主持。1946年6月10日，小平同志又在邯郸主持召开过一次晋冀鲁豫全区土地会议，由我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和毛主席的指示，研究部署如何在解放区腹心地区，抓住7、8、9这几个月时间，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完成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问题。当时中央局的工作主要是一边支援前线，一边领导土改，紧张而又繁重，一点不能耽搁，可以说是在抢时间。不久，全面内战爆发，刘邓率主力部队向豫东、鲁南方面作战。1947年5月4日，中央电令刘邓休整，准备实施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那时，敌我力量对比，无论在武器装备上还是军队数量上，国民党都仍占优势，尚在继续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把提早实施外线作战这一重大战略行动交给刘邓，离开晋冀鲁豫自己的根据地，千里跃进大别山。在无后方的条件下孤军作战，是兵家都不会贸然选择的。这种千里跃进，实际上是战略防御态势下的一种战略进攻。刘邓不但临难不惧，毅然受命，而且指挥若定，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高超娴熟的军事才能。同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人突破黄河天险，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经过浴血奋战，打开了南下通道，开始了逐鹿中原的壮举。8月末，部队进入大别山区。9月，中央决定我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副书记并代理书记。从此，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工作就完全由我承担起来了。

    从小平同志进入太行到挺进大别山，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同小平同志相处、共事，真是受益无穷。这10年，他开始处在一个战略区、一个方面军的领导岗位上。他那种既善于关照全局、高瞻远瞩，又坚持从实际出发，果断行事的大家之风，使我终生难忘。

    来源：《人民日报》 2004年09月03日 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