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万岁”

    邓小平退休那天，孙辈们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上面写着：“1922——1989——永远。”

    “1922”，是他参加革命的年份。“1989”，是他退休的年份。

    “永远”两个字，是孩子们最良好的祝愿———永远的战士，永远的革命者，永远的老人。

    于是，贺卡上也就这样写着：“愿爷爷和我们一样永远年轻。”

    就像一首老歌里唱的那样，“革命者永远是年轻”。

    伟人不朽，哲人其恒，不仅是因为他的业绩，还因为他的精神和情怀。

    在今天中国人的记忆里，邓小平始终是一位老人的模样。他以73岁的高龄，开辟一个时代，去为一个民族创造一个年轻的未来，这在中外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奇迹。

    老人创造奇迹，必有奇迹般的胸怀。

    这个胸怀，就是年轻。

    邓小平年轻的胸怀来自何处，来自他坎坎坷坷的经历，来自他三落三起的传奇。正是在逆境中，他感受到中国最需要什么，他自己最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心态。

    于是，永远年轻的邓小平，敢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敢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他从不为历史的包袱所累，善于以干脆而又巧妙的方式结束过去。

    卸下了历史的包袱，中国以从没有过的轻快步伐迈向未来。

    没有了历史的负担，我们就看到了从历史甬道中走出的新世纪的永恒身影。

    永恒的是邓小平永远年轻的心态，是这位老人和孩子们心心相印的情怀。

    因为孩子就是希望，孩子就是未来。邓小平总是想着未来，为中国带来希望。

    邓小平喜欢足球，中国足球的落后使他非常牵挂，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议论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他说，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知识不是立即就能抓得到的，人才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这就要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他还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

    从娃娃抓起，就是让我们的事业，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千秋万代。

    永远年轻，并不深奥，那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人格气象，是始终面向未来，着眼于长远的一种责任，一种情怀，一种眼光，一种境界！

    对今天已经进入迟暮之年的许多人来说，或许还记得在上个世纪那个火红的50年代，还记得邓小平喊出的“青年万岁”。他在出席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时候，特别提出：“我们确信这一代青年决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能够无愧于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一定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地取得新的成绩。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青年万岁”。

    那是凯歌行进的年代，那是青春激扬的年代，那是奉献和奋斗的年代，那是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代。然而，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却过度地燃烧了这分激情。

    “教育……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

    当中国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时候，整整一代人已经告别了自己的青春，国家的人才出现了巨大的断层。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影响中国未来的长远大事，是人才的教育和培养。

    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问题堆积如山。邓小平说，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

    在他的眼里，哪些是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呢？

    事实上，那年5月24日，邓小平还没有复出的时候，就告诉前来看望他的两位领导干部说：我出来是早晚的事，可能还是当大官。但我要先抓科学和教育。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果然，邓小平复出后尽管身兼多项重任，却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工作。他甚至说：教育要狠狠地抓它一下，一直抓它10年8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

    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恢复工作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把教育部的负责人找到了自己家里。他谈了自己对教育工作的一些意见，既有方针政策、大的原则问题，也有具体的问题。他谈的很细很细，他说：要进口一批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编出新的教材，以后就拿新教材上课。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大中小学教材。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应纳入国家规划。他说，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要逐步培养研究生。教育部也要抓一批中小学重点学校，在北京就可以抓40所到50所。不能降低教师的待遇。要加强外语教学。

    1977年8月4日，他恢复工作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便是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30多个科学界、教育界的著名人士参加了座谈会。邓小平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自己也讲了话。一讲就讲了两个钟头。

    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外行管内行，总得要学才行。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虽然这次会议因为时间匆促没有邀请社会科学家。通过这次座谈会，我了解了一些情况，也开始了解了当前应该首先解决的一些问题。

    他提出：要珍视劳动，珍视人才，人才难得呀！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用非所学不好。有人建议，对改了行的，如果有水平，有培养前途，可以设法收一批回来。这个意见是好的。“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教育工作者的待遇应当同科研人员相同。假如科研人员兼任教师，待遇还应当提高一点，因为付出的劳动更多嘛。

    最后，通过讨论，邓小平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策：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他一刻也不愿耽误

    他一刻也不愿耽误，中国确实再也耽误不起了。这时的美国有科研人员120多万，苏联有90多万，中国只有20多万，而且还良莠不齐。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技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就是以只争朝夕的速度，还恐怕追赶不及。

    196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被迫推迟，随后停止招生达6年之久。1972年，高等学校开始恢复招收新生，但采取的是推荐选拔的办法，许多学生连基本的文化程度都不具备，这给大学的教学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在讨论恢复高考制度的时候，有同志提出来，当年进行高考恐怕时间来不及。邓小平拍板说，夏天来不及，那就冬天考试，明年春天入学。

    新官上任，新意迭出。

    恢复高考招生制度这个决定，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数十万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

    由于时间紧迫，1977年的高考甚至连印刷考卷的纸张都来不及预备，又是邓小平批准，临时动用了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库存纸张。

    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27．3万人得到了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机会。1978年，610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40．2万人。

    于是，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一批奇特的大学生，他们属于七七级，但却是1978年3月才入学的。他们当中不少人过了而立之年，已经是拖家带口的父亲或母亲。

    1979年7月的盛夏时节。邓小平到黄山休息。在攀登鳌鱼峰时，有位年轻女孩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追了上来，邓小平以为她要赶路，还站到路边为她让路。没想到女孩到他面前停了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解释：邓伯伯，您好，我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本来已经下山了，听说您老人家在这里，我们又赶回来。

    邓小平听说是大学生，立刻问：“呃，复旦大学什么系的呀？是考进来的吗？”

    “是考进来的，读的是新闻系。”邓小平说：“难怪消息这样灵通。”邓小平给他们的学生证上签了名字。

    85岁的邓小平还同这几位20多岁的幸运儿一起留下了一张合影，也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学士、硕士、博士，他们经过寒窗苦读，取得了进入社会的钥匙。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这些都是令人们肃然起敬的称呼。

    而学位和职称制度，也是在邓小平指示下恢复的。1977年11月，邓小平明确表示，要建立学位制度，要搞学术和技术职称。3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就得到通过，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教育的立法。

    1985年，中国又有了教师节

    为了教育，邓小平还大力呼吁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风气。

    1980年2月28日，来自首都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中专、工农教育的1．9万多名优秀工作者、特级教师、模范班主任及广大教师的代表，兴高采烈地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春节联欢晚会。邓小平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道接见了首都教育界各方面的代表，同他们进行亲切的交谈，并合影留念。在被接见的代表中，有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实验小学特级教师王企贤。

    我国的小学教师，原来没有特级教师这个职称，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都偏低。邓小平了解这个情况后，果断决策：现在小学教员的工资太低。一个好的小学教员，他付出的劳动是相当繁重的，要提高他们的工资。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特别优秀的教师，可以定为特级教师。

    于是，从1979年开始，我国小学教师也有了高级职称。到1985年，中国又有了教师节。

    瞩目“希望工程”

    邓小平很少为要钱的事开口，但在1987年，当国家副主席王震到各部委为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募集资金要他表态时，邓小平帮他说话：“王胡子要钱，应该给。他是为人民办好事。”

    还有一个故事。1985年5月，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和部署教育体制改革的措施。会议闭幕那天，邓小平前来出席并发表讲话。按惯例，会议结束后中央领导要与会议代表合一张影。这次邓小平却提议，不合影了，把钱省下来办教育。这次大会的闭幕式只开了短短的18分钟。

    为了让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中国有了“希望工程”。

    邓小平不仅亲笔为希望工程题词，在退休后，还两次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款。

    这些钱后来救助了广西百色地区的十几个失学孩子。

    1980年春天，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世界银行行长麦克拉马拉，中国从此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中国利用世界银行的第一笔贷款，就是教育项目。到今天，中国已经通过世界银行吸纳教育资金数十亿美元。

    “你们学成后千万要回国呀”

    在中国的大门刚刚打开的时候，邓小平立刻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要成千上万地派遣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出国，他说，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

    1978年底，第一批50名公派访问学者去了美国。

    不久，邓小平访问美国时，在中国驻美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提出要专门见一见50位到美国的访问学者。在卡特夫人欢迎卓琳的晚宴上，卓琳对在场的中国访问学者说：小平同志让我来看你们，你们学成后千万要回国呀，不然的话，小平同志睡不着觉。

    从1978年算起，25年过去了。

    中国已经向100多个国家派出了数十万公费留学生，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不仅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世界范围也极为罕见。很多留学人员回国后，在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发挥着他们的才干。

    “对于科学，我是外行，但我是热心科学的。”

    1986年10月18日，邓小平会见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科学家李政道。交谈中，邓小平说了这样一句话：对于科学，我是外行，但我是热心科学的。

    看一看邓小平的履历，除了在法国工厂做工的时候接触过西方比较先进的工艺技术外，其余的时间，都是在从事党政军的领导工作。他既没有专门学习过科技知识，也没有专门从事过科技领导工作。

    但这位看起来似乎外行的政治领袖，却对科技情有独钟。

    1978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大会，成为了中国科学史的一次历史转折的象征。因为郭沫若的一篇题为《科学的春天》的书面发言，而使这次转折有了冬去春来的含蕴。

    正是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邓小平真诚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也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邓小平是一个尽心尽职的“后勤部长”。1986年3月，他在四位科学家提出的一份跟踪高科技发展的建议上作了明确批示说：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同年4月和10月，他又两次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对“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一年之中对同一件事做了三个批示，可见这件事在他心头的分量。

    这就是至今在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影响广泛的“863计划”的由来。

    “863计划”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了1200多项重大成果，其中的一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突破了一大批关键技术，例如，植物基因图谱、两系法杂交水稻、动植物转基因技术、基因工程药物的研究等已经站到国际生物技术的前沿。这些成果极大提高了我国的高新技术水平和科技的国际声望。

    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个人，只要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事情，他都是那样地尽心筹划。

    1987年，邓小平在北戴河接见了中青年知识专家，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次把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安排到北戴河休假。

    求索的是未来，所以思想永远年轻

    因为邓小平求索的是未来，所以他的思想永远年轻。

    1988年1月，《人民日报》在报道邓小平会见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的新闻时，刊发了一张照片，还加了一段文字说明：翻译把邓小平84岁误译成了48岁，引起宾主的欢笑。

    84岁的邓小平，思想的确像48岁一样活跃。

    也是在1988年，邓小平会见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

    已经84岁的邓小平思维依然十分活跃，思路也依然那样开阔。在会谈中，他们谈了一个理论创新的大课题。

    “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也许在讲出这个论断的那一刻，邓小平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论断的历史意义。但当他后来一次又一次重复这一论断并且赋予了它越来越深刻的内涵的时候，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指南里，就增添了新的篇章。

    还是在1988年邓小平84岁这年，他来到北京西郊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实验室参观。

    在登记簿上签完字后，主人给每一个参观者一个小纪念品，别人拿到就收起来了，邓小平却好奇地打开了盒子，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里面是画家吴作人画的题为“对撞”的画。

    在听取专家汇报时，他听得非常仔细。虽然他并不一定知道电子对撞机的工作流程，但他却知道高科技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当他和科学家们座谈的时候，他说，我先给你们讲个故事。

    故事很简单，前几年，一位欧洲的科学家问他，你们国家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正负电子对撞机这个东西？邓小平的回答是，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

    “我要握握年轻人的手”

    1992年1月25日，邓小平来到珠海亚洲仿真公司参观。当他听到有两台设备是跟踪世界最新技术搞起来的时候，非常高兴：“我是看新鲜，越新越好，越高越好，越高越新，我就越高兴，我高兴人民也高兴，还有中国这个国家也高兴。”

    他走到一位正在操作计算机的年轻人身边，握着年轻人的手说：我要握握年轻人的手，科学的希望在年轻人。

    34岁那年，当邓小平第一次被外国人介绍到西方时，他给采访者留下的印象，是“思想像芥末一样敏感和辛辣”。

    84岁那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同邓小平对话后，情不自禁地说：在中国，我知道你是年龄最大的政治家，但我不知道有谁的思想比你还年轻！

    对人的生命来说，年轻绝不只是一个生理概念。没有面向未来的憧憬和信心，没有开拓进取的创造活力，即使拥有二十来岁的青春，也不能说是拥有“年轻”，年轻只属于那些开拓未来从而拥有未来，创造明天从而拥有明天的人。

    关于邓小平，无论是年轻人还是曾经年轻的老年人，受惠最切、感受最深的，恐怕要算是他创造的一个充满活力不断进取的社会了。他以不多的余年，走向人生的最辉煌时期，为中国，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永远年轻的社会机体。曾经年轻和正当年轻的人们，正是吸取着这个社会的营养甘汁逐步成长起来并永远年轻着。

    邓小平创造了整个中国的未来，从而使他的生命延续到了今天，并和我们一道拥有着未来。

    这，大概就是邓小平的生命之花永远拥有亮色的奥妙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