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将士踊跃撰稿
记者（以下简称“记”）：通过本报与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解放军出版社合作拍摄大型电视系列片《星火燎原》，我知道了《星火燎原》丛书之外还有大量未刊稿，对《星火燎原》丛书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星火燎原》这套丛书成为中国人民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最火、最热的丛书，在文坛和史界创造了多项共和国之最。这本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规格最高的丛书是如何出版的？
施雷（以下简称“施”）：１９５６年８月９日，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纪念我军建军３０周年筹备工作的计划，向全国发起以“中国人民解放军３０年”为题的征文活动。当时征稿内容是自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南昌起义到１９５７年３０年间，我军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建军、作战、练兵、生产、群众工作、军民关系和参加祖国经济建设等各个方面的斗争史实，如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或片断、著名战役和战斗经过、英雄模范人物的故事和部队生活纪实等，计划于１９５７年７月汇编出版一部反映我军３０年来斗争历史的军事纪实性质的特写散文集。
征文活动开始后，千千万万从战场上走来的将军和士兵踊跃响应，从中央军委及总部领导到各大军区野战军首长，以至普通官兵，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家纷纷拿起笔书写自己亲历的战争历程，记录亲历的无数艰险及精彩故事。据统计，有９位元帅、４３１位将军（８位大将、３６位上将、８４位中将、３０３位少将）、６２位参加过战争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先后为丛书撰稿。全国应征稿件多达３万余篇，最后由各地择优选送到北京的有１１６１０篇。党中央、中央军委对这项工作极为重视，刘少奇、邓小平亲自参与修改文稿，有篇文章邓小平同志就修改了１６处之多。元帅们不仅自己写稿，还负责审稿和处理编辑部的各类送审件，彭德怀元帅逐篇审阅了平江起义的文稿。１９５８年９月出版了第一集上、下册，总书名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亲笔写了序言。１９５９年１２月，毛泽东主席亲笔为该套丛书题写了“星火燎原”书名，从此丛书各集统称为《星火燎原》。可以这样说，这部书集中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精英、军事精英及广大官兵的集体智慧。
出版这样一套书，还有一个未曾写入征文通知的因素，那就是共和国的领袖们深知，我们这支从南昌城头走来，一路披荆斩棘、屡经战火的人民军队，到１９５６年尚未有一部系统的军史，这与我们这支享誉世界的英雄部队是不太相称的。趁战争刚刚结束，发动有过战争经历的同志写回忆文章，是做好军史写作的第一步，也是为后世留下一批极为珍贵的革命传统教育史料。
记：这套丛书的出版情况如何？
施：《星火燎原》丛书自１９５８年９月到１９６３年１０月陆续出了８集，名义上称１０集，其中第一集上、下册合为一集，缺第五、八集，共用１３种文字向全世界发行。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指示，我社于１９７７年１２月出版《星火燎原》选编７本，１９７９年１１月至１９８２年８月出版全套１０集，共刊用文章３３７篇，３６１万字，印数达７１０余万册，这在中外出版史上都堪称一大奇观。
至于这部丛书的价值，郭沫若同志曾撰文评介，称它是一部记述中国革命战争的“东方史诗”。称其为史诗，应该说是恰如其分。一是由当事人写，写的是亲身经历，保证了作品的客观公正。二是故事性强，作者多用亲眼所见的细节记述，读起来分外感人。在这部文稿中，许多篇章如《突破天险乌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巧渡金沙江》、《翻越夹金山》、《九个炊事员》等都是记述革命历史的经典篇章，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和进步，数十年来成为我们进行党史军史教育的最生动的教材，也成为多年来电影、戏剧、电视剧等多类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的素材之源。
未刊稿的未刊原因
记：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有《星火燎原》这套丛书的？对于您来说，《星火燎原》这套丛书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施：毫不夸张地讲，我是读着这套丛书长大的，它对我一生都产生巨大影响。我从小就对《星火燎原》非常有兴趣，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的时候，《星火燎原》中有３０多篇文章成为我们经典的课文，教育了几代人，这些文章中的故事都对我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当时我家有一套《星火燎原》的书。虽然很厚，但我却非常喜欢翻看这部大部头的书。因为书中都是讲的一些真实的战斗故事，非常精彩，很多故事我都来来回回地看，久而久之都非常熟悉。书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那些对人民作出卓越贡献的解放军将士们，都深深影响着我、震撼着我，使我终生难忘。从小到大，我都是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阅读这套丛书的，在我也成为一名军人后，我对这套丛书和丛书的作者，更多了一分敬仰，而这套丛书对我也有了更强的吸引力，它像一块磁石，永远散发着“魔力”。
记：您是从什么时候知道有《星火燎原》未刊稿的？能告诉我您第一次看到未刊稿时候的心情吗？
施：我是去年到解放军出版社工作的，以前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一批《星火燎原》未刊稿在社里的资料室，当社里的同志告诉我的时候我还半信半疑，但当装满未刊稿的柜子打开后，我确确实实被震撼了，一共有３０多个箱子，有手写的，有打印的，我当时翻了几篇，立刻被深深地震撼了，这些未刊稿都是纪实的文章，没有虚构的、夸张的内容，可以说是无价之宝，这是５０年前我们革命前辈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太宝贵了，在我看到它们的一瞬间，我的内心充满着无以名状的兴奋！
之后，我也了解了这些未刊稿的情况。这批书稿最早是存放在总政机关的地下仓库里，“文革”结束后，战士出版社更名为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合并到解放军出版社，从总政搬到了现在的地安门西大街。这批珍贵手稿也搬进了解放军出版社大楼的资料室，二三十年来，因办公室调整书稿多次移动，曾有一次因暖气管涌水，一部分书稿被水浸泡，编辑部发现后抓紧晾干。总的说，出版社对这批书稿是很珍惜的。
记：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社里保存的未刊稿情况？
施：社里保存的《星火燎原》未刊稿来自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当年编辑《星火燎原》丛书时未被选用的书稿，属于当年编辑部反复选稿到最后一轮被编余的稿件。５０年来历经编辑部变迁、库房漏水，有一批书稿已经流失或受损，至今剩下１０００多篇，纸张也已经发黄发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手抄稿，有的字迹模糊不清。经过我们仔细审核，其中绝大多数稿件质量很好，每一份稿件都附有稿签，解释未刊用的原因。另一部分是１９８０年以后出版的《星火燎原》丛刊发表过的回忆文章。《星火燎原》丛刊共出了２９期，刊载文章８５２篇。丛刊为双月刊，１９８０年创办，１９８５年底停办。丛刊文章均未收入《星火燎原》丛书，作者都是“文革”后重新工作的老同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记：当年编辑《星火燎原》丛书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未被选用的书稿？
施：根据当年编稿的老同志回忆，大批稿件未被刊用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反映红军时期的重大事件和作者分布不平衡。红军时期有的重大事件有大量来稿，而有的重大事件如遵义会议就没有稿件，编辑部只好请人补写；反映红军时期一、二、四方面军的稿件有多有少，必须照顾各个方面的平衡。二是受到后来几次“路线斗争”的影响。第三个原因就是编辑部对史实不清的稿件不好把握。战争年代部队流动性大，绝大部分作者在战斗中没有保存史料的意识，几十年后回忆当年战斗情景，在稿件中对大量人名、地名记忆有误，而当时编辑部审稿找资料比较困难，１９５７年军队没有一本军史，军事科学院是1958年才成立的，当时也不负责审核军事题材稿件，编辑部同志都不是研究军史的，对书稿中涉及的大量人名、地名和战役、战斗情况缺乏了解。第四个原因就是全国用纸紧张。１９５７年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全国纸张短缺，出版发行这套丛书未列入国家计委用纸计划，中央书记处和军委审核《星火燎原》书稿后，便由编辑部将纸型交各省市自行印制发行。
记：您对这些未刊稿有何评价？
施：这些稿件是光大我军光荣传统、弘扬战斗精神的珍贵文稿，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历史，从他们的手迹中，我们品味咀嚼理想、信念、奉献、牺牲这些字眼时，显得是那样具体、形象和厚重。如今，未刊稿的作者们绝大多数已不在人世了，但他们亲笔书写的昨日经历和见闻，已成为先辈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人民军队建军８０周年之际，我们应对这些先辈致以最庄重的军礼！
记：这种心情使解放军出版社萌生了要在今年“八一”之前出版未刊稿的念头？
施：是的。当我第一眼看到开国将帅们的亲笔手稿时，就像面对面地聆听他们描述昨天的炮火和硝烟。在我翻阅这些未刊稿时，我看到了一个又一个震撼人心的场面；看到了为了理想和正义，英雄们慷慨赴死的场景；看到了当年的先辈们是如何用生命来展现我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的，也使我认识到，正是因为有了一以贯之的英雄魂魄，我们的军队才能无往而不胜。这样的感觉使我觉得，解放军出版社应该把这些珍贵的未刊稿系统整理，在今年“八一”之前出版。
从开始有这个念头到今年“八一”建军节，只有半年多时间。我知道，这么多的手稿，要把它整理出来，在今年“八一”之前出来，是违背出版规律的，我当时有点儿不敢想。但后来还是下了决心，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也要克服，把未刊稿整理成书！我把想法跟社里其他领导一商量，大家非常支持，专门从社里抽调一批编辑从事未刊稿的编辑出版工作。
重新编辑结集出版
记：你们这次编选《星火燎原·未刊稿》本着什么原则？
施：我们在这次编选中，注重历史地看待红军时期稿件。这次我们编辑的红军长征稿件，有８０万字左右，其中红一方面军３５万字，红四方面军３５万字，红二方面军１０万字。红一方面军的长征稿件以打大仗、硬仗为主，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都有反映。红一方面军是长征先锋，未刊稿的作者大部分是团营以下干部、战士，写的文章非常好。而关于红四方面军的长征稿件，主要以吃大苦，耐大劳为主，他们三次过草地，付出了巨大代价。鉴于这次编书属于抢救性质，我们尽可能地选用了所有好稿。
记：在《星火燎原·未刊稿》中，一定会有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吧？
施：在未刊稿中，我们发现，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类似董存瑞、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等激荡人心的英雄人物和故事，并非偶然现象和个别行为，几乎在每个部队都有许许多多与此相类似甚至更为感人的故事。比如记述解放战争时期密云攻坚战的《第十二名爆破手》，就是其中的优秀篇章。作者用亲身经历记下了攻克密云县城的悲壮一幕：在敌人强大火力面前，四野某部八连爆破组的１２名同志，一个倒下来，又一个冲上去，面对敌人重机枪射出的密集子弹，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彷徨，眼看１１名爆破手都相继牺牲在敌人碉堡前，第十二名爆破手王挺发奋起向前，背起炸药包冲向敌人碉堡。他以身体为支点，炸毁了敌人的碉堡，为密云城的解放开辟了道路。在同样的时间——１９４８年，同样的地点——冀东，爆破手王挺发用与董存瑞同样的壮举，演绎了与英雄董存瑞一样的壮烈故事。同样在《虎腹掏胆》、《跟随杨靖宇突围》、《一个班打垮敌人两个连》等篇章中，我们都能看到一个又一个震撼人心的场面。
当年红三军团十五团团长白志文在《特殊的连队特殊的班》一文中，详尽记述了红军抢渡湘江时，贺子珍为掩护师政委钟赤兵而身负重伤的经过。在部队过北盘江时，突遇敌机扫射，部队已隐蔽进树林，但断腿负伤的钟赤兵躺的担架此时却暴露在湘江边，密集的子弹射向担架。万分危急中，贺子珍毫不犹豫，一个箭步飞身扑在钟赤兵身上。历史留下了这悲壮的一幕，一位红军统帅的夫人，一位受人保护的女红军，却奋不顾身保护了一位红军指挥官的生命。敌机疯狂扫射之后，贺子珍几乎成了一个血人，她负了重伤，伤口多达１７处。毛泽东知道后立即赶来，重伤的贺子珍为不拖累部队，提出了留在当地的要求，毛泽东态度异常坚决地说：抬也要把你抬走。说完他把自己的担架和一个强壮的警卫员留给了贺子珍。
类似贺子珍的故事，在未刊稿中有很多篇章，也最为动人。
记：这次编选《星火燎原·未刊稿》的过程，对于参与这项工作的编辑们来说意义也非同寻常。编选未刊稿，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意义？
施：这次我们挑选的一批优秀编辑，有的编稿编了几十年，但他们第一次编这种真实反映前辈战斗生活、又具有强烈震撼力的书稿。他们是边流泪边加班编稿的。很多编辑都告诉我，通过编稿，辛苦是辛苦，但我们的精神受到了洗礼，灵魂得到了净化，再苦再累也值得。
记：在《星火燎原·未刊稿》的编辑工作中，你们遇到哪些困难，是如何克服的？
施：困难非常多。进入编辑阶段，最大的困难是，书稿中涉及几万个人名、地名、事件、名词和时间要素，需要认真核对，因为作者个人的记忆往往有误差。我们解决的办法是，一是找原稿核对，二找专家请教，三找历史资料鉴别。
我最关心的就是书稿的质量，在书稿质量把关上没有商量的余地。有的同行说，文责自负。这些稿子都是当年的老同志写的，错了也不会找你的麻烦。我反对这种观点。因为我们从事的是一项非常神圣的事情，不能有丝毫马虎大意。不能让《星火燎原·未刊稿》遗憾出书。这是一个出版社对革命前辈、对全社会负责的表现。很多人认为，时间太紧张了，很多内容，可改可不改的就不要改了。我同样反对这种观点，可改可不改的地方，统统都要改。我们一定要在保持未刊稿真实的基础上，奉献给读者一部具有很高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的精品，让现在的读者看得明白。
记：对于这部凝结着出版社全体人员心血的书，您作何评价？
施：我觉得这套丛书突出地反映了胡锦涛主席强调的人民军队“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秀传统，如《毛主席给我们传达遵义会议》、《千难万险心向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为七届二中全会担任警戒》等文章，生动展示了全军官兵一切听从党指挥的坚强决心；《彭总爱民重小事》、《真正的铜墙铁壁——回忆山东人民对解放战争的支援》、《秋毫无犯进杭》等文章，深情回顾了战争年代我军官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例以及军队和人民的鱼水之情；《把敌人挡在湘江面前》、《抢渡黄河》、《红军炮兵初显神威》等文章，真实再现了我军英勇善战、百战百胜的顽强战斗精神。
这套丛书有四个明显特点。一是思想性特别强。每篇都渗透着革命战士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二是反映战斗生活特别真实。绝大部分手稿集中反映一场战斗、一个事件、一个集体，有的反映革命领袖一个生活细节等。三是艺术感染力特别强。每篇文章都是一个生动的故事，写长征途中的一天或一夜或一个战友，比如邓仕俊《不知姓名的战友》一文，情节生动，语言朴实，每篇文章都能打动人心、震撼人心。四是这套丛书的史料价值特别高。打开尘封５０年的未刊稿，如同翻开一部由见证人书写的英雄史诗。一方面，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我们的开国将领们正值人生的壮年，少数年龄大些的５０多岁，大多数４０岁上下，他们精力旺盛，记忆力好，思路清晰。另一方面，１９５６年，党和军队的政治生活比较正常，作者记述历史事件相对客观，这样那样的顾虑较少，反映战斗生活真实。比如，同样记述大渡河、泸定桥、腊子口等一些长征中的著名战斗，不同的人因当时在不同的岗位会根据不同的经历来记述这些重大事件，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见闻，这样就会多侧面更加真实地展现历史，使关于这些重要事件的史料更加翔实。这批文稿的重新发现，无疑给我军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