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和平的愿望是多么的美好，发展的愿望是多么的深切，战争却每一天仍在地球上发生。历史在某一个时刻的现在时是：战争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惟一选择，如果这个国家珍视自己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人民的和平生活。”

正如王树增在《远东朝鲜战争》的前言中所说，战争保证了一个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人民的和平生活。战争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却不可避免。战争过后，关于战争的思考，也是不能回避的话题。无论是在《远东朝鲜战争》、《长征》还是《１９０１：一个王朝的背影》，王树增在探询历史真相、把握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同时，也在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他所看重的，不是介绍历史常识或揭密什么历史真相，而是去发掘在极端的战争条件下所形成的信仰与精神力量，以及这种精神力量对于当代人的意义。在王树增看来，与转瞬即逝的物质相比，永恒的精神追求永远是人们快乐的源泉。

可能正是因为有了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在采访王树增时，尽管他正忙着为电视台录制节目，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但语气中却听不出一点疲惫的感觉，依旧是声如洪钟。从谈话中，很容易就能够感觉到他是一个办事一丝不苟的人。数日后，当记者再联系王树增时，他已因病住院。而此前，他正忙着为关于解放战争的创作搜集资料。

王树增这种认真的态度与执着的精神无疑和军队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从１９７０年入伍到现在，他已在部队度过了３０多个春秋，把自己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部队。部队给了他人生的定位，他的生活态度、思维方式都和部队分不开。他说：“部队生活给我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部队教育我要有责任感，要有利他主义精神，要永不言败。在部队中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是它教会了我在竞争中获得人生的进取。”王树增坦言，他写纪实文学也要做第一：“我希望有人超过我，尤其是年轻的作家。有人写出更有分量、更有真知灼见的历史著作，是民族的幸事，我会很高兴。但有生之年我还是要争取做最好的。”

我们的谈话，便从他最近的创作开始。

不能忘了人民怎样创造历史

现在王树增正在准备关于解放战争的创作，目前还是在不停地研究资料，笔记已经写了２００来万字。他说，希望在明年国庆之前能够让读者看到上卷，到２００９年建国６０周年的时候，下卷能够与读者见面，上下两卷准备写１００万字左右。之所以选择在建国６０周年的时候出这个小说，是因为他觉得在中国人的文化概念中，６０是一个甲子，是非常重要的纪念日。王树增认为，在建国６０周年的时候来回顾一下解放战争，回顾一下我们现在的政权是怎样得来的，以及在夺取这个政权的时候我们的人民、普通的农民子弟、普通的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这非常有意义。

在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劣势。但仅仅过了不到4年，这支军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在世界军事史上是个奇迹。王树增说，这个奇迹的产生，饱含着贫民的热情、向往与憧憬，以及他们为这个向往和憧憬付出的一切。没有这些普通中国百姓的付出，4年完成这样一个奇迹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些普通的官兵创造了历史，创造了奇迹。即使是说到领袖、统帅，王树增也把他们放在跟普通民众一样的位置观察他们，他觉得从这个角度观察领袖或统帅会更可爱些，或者英雄感更强。他说：“英雄不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东西，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英雄情结。只要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民族、国家有份责任感，当有外力激发时，普通人也可以成为英雄。统帅指挥一场千军万马的战役，或一个普通的战士推独轮车往前线送弹药，这两个人比起来，本质上没有大的差别，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作为一个人，他们在为自己的理想、憧憬去奋斗。如果这样看待英雄，我们就能深刻理解毛泽东诗词中‘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意义。我想在建国６０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共和国是怎么建立的。作家有责任让青年人知道我们现在的和平是怎样来的，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应该珍惜的。”

在王树增看来，作家不是什么救世主，他们的力量也是非常渺小的。但就像在解放战争中，一个普通士兵为前线送了一个炸药包，参加了一次冲锋，那也是为解放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也完成了英雄的梦想。作家也是这样，写作虽然很难改变什么，也不可能做出什么丰功伟绩，但能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做一点点贡献，或者让自己的人生更饱满些，为读者奉献一些他们喜欢的读物出来就够了。

当年王树增写第一部纪实文学作品《远东朝鲜战争》，朋友莫言认为这样的书不大能卖得动。王树增就和莫言打赌，说咱们就看销售量。至今《远东朝鲜战争》已经出版了十几版了，销售得很好，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效益。同时，《远东朝鲜战争》带来的良好社会效益也显而易见。由于现在一些年轻人不了解以往历史，他们印象中的朝鲜战争都是一些很模式化、概念化的宣传，加上年轻人都会有的逆反心理，他们对这场战争便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看法。但看了《远东朝鲜战争》之后，他们深深地受到了震撼，也更深刻地理解了那场战争的意义。

王树增近些年来出版的纪实文学作品都颇受读者欢迎，对这一点，他有自己明确的定位：“书写好了没人看，那写来干什么？优秀的作品会有市场的，即使现在没有，将来也会有的。”去年１０月，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做了一次评选，要在当年１０月出版的近３００种关于长征的出版物中推荐３种优秀图书，《长征》位列其中。

大背景小细节是写好历史著作的法宝

王树增觉得，长期以来我国纪实文学领域佳作不多，原因是作家的写作态度有问题。纪实文学创作需要作家对人类历史、民族历史，对所描写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大背景有透彻的理解；需要作家具有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美学的、文学的等诸方面的素养，缺一不可。因此，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家，需要有丰富的学识、深厚的文学功力、强烈的责任感和饱满的情感。王树增说，自己离一个好的纪实文学作家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读书越多，越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少了。

为了尽可能写好每一部纪实文学作品，王树增都要广泛地搜集资料，做大量的读书笔记，争取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他说，《长征》当中哪怕出了一个炊事员，哪怕这个炊事员只出现了一次，他也要求这个人物必须是有案可查的。王树增不允许自己的纪实文学作品中出现虚构的人物。这种认真的创作态度无疑使王树增写作的工作量增加了许多。当年他创作《远东朝鲜战争》，出版社提前两年向王树增约稿，准备在纪念朝鲜战争胜利６０周年的时候出版。但王树增一写起来，就延期了，最终还是比出版社安排的时间晚了一些。出版社当时觉得让王树增来写朝鲜战争这样题材的书，半年就差不多了。但王树增非但没有将就地随便剪贴出一本书，反而是先做了大量的笔记。《远东朝鲜战争》共６０万字，笔记就做了100多万字。

在王树增看来，到处跑、搜集档案、查找资料，这些还都是技术方面的事情，无非是辛苦一点、工作量大一些，最困难的还是通过查阅大量资料、鉴别各方观点、辨识史料真伪来提炼出自己的立场。王树增说，写历史类作品，大背景与小细节的结合永远是一个有效的法宝。写一段宏阔历史事件，首先要把历史的大线索梳理出来。这个线索是需要作者自己梳理出来的历史的大走势，要提出有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是人云亦云，不是哪个教科书教出来的。王树增说：“历史本身的原貌谁也搞不清楚，都是文字记录下来的。因此在了解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要尽可能收集关于这个历史事件的各个层面、各个立场的记述，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人云亦云的写作不用这样劳神，一本关于长征题材的书不用写6年，6个月就行。但我不愿意这样做，这样没意思。认识历史，必须是从自己心里梳理出来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让读者从作品里看到一点新的对历史评判的角度。”

青年人应该怎样读历史

对于过去的历史，年轻人往往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并且对以往的历史提出不同的定位，王树增觉得这符合青年人总想颠覆些什么的心理，是正常的。但他强调，无论颠覆什么，都不可能颠覆一样东西，那就是支撑一个民族往前发展、繁荣昌盛，支撑个人人生过得更精彩一些的动力。通过翻阅大量的影像资料、文字资料和报纸书刊等，王树增发现解放初期好多人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朴素的热情，他觉得这就是一种快乐。新中国成立后，贫困农民刚刚分得土地，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土地失去，因此在朝鲜战场上提出了“保家卫国”的口号。在《远东朝鲜战争》中，王树增写了大量青年，他觉得那些青年虽然负了伤甚至牺牲了，生活异常艰苦，但他们为保护自己的家园而战斗，实际上是在寻找快乐。王树增希望这些快乐能够感染当代的青年，使他们也知道并不是兜里有点钱了就快乐了。他说：“让当代青年的快乐和那时候青年的快乐相对应是不可能的，时代不同了。但从本质上说，快乐的源泉与内涵是一样的。我们总要对民族、对国家贡献点什么，或者说利他主义总是快乐的。为他人为集体做点什么，在这种行为当中获得自我价值的满足感，我觉得这是人活在世上最基本的一个原理。可惜这个获得快乐的最基本的原理并不是每个青年人都懂。”

针对当下的读史热，王树增说，读历史是要为现实服务，看一看已经故去的人和事，琢磨一下以往历史的流程，总结出一些规律，会让人对现实更清醒一些，抛弃很多不符合实际的幻想，这种收获是最直接的。另外，在众多历史著作中如何选择自己喜爱的阅读也非常重要，王树增建议在正史之外要大量阅读野史，比如明清以来笔记体的文章。即使读《史记》、《左传》这类著作，王树增也建议不要当正史来读，这样对历史的认识或许会更清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