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建伟应当是中国当代文学阳刚雄强一派的典型代表，他以强烈的使命感拥抱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去纪录这“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主要潮流走向，去解析其中错综复杂的矛盾症结，去求证伟大时代的正确运行轨迹。他的作品赞颂与忧患齐重，浓烈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让人激情满怀。“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虽“芳与泽其杂糅兮”，但“羌芳华自中出”。积极入世，直面困难，勇往直前，这正体现着柳建伟的军人本色。
当兵，很值
记者（以下简称“记”）：作为一位军人，您觉得军旅生涯给自己的人生和创作带来了什么影响？
柳建伟（以下简称“柳”）：我今年４４岁，出生那一年是建军３６周年。１９７９年，建军５２周年那年我参军，当了２８年的兵。我人生中的青春年华、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部队度过的。参军那年，我国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到今年也是２９年左右。我当兵正好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在改革开放的２８年里，随人民军队发展成长，因此，对我们军队所发生的一些变化的感觉，与那些不是在同一年代参军的人是不同的。
从国家来看，这２０多年也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稍有良心和客观眼光的人，都会认同我这个判断。前一阵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为党的十七大做了理论准备。他强调要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用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坚定不移地为实现小康社会而奋斗。这是对近30年改革开放道路的更高理论层面的一种认定，要让它成为我们的全民族共同的理想，这说明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我以为，只要中国不乱，再发展20年，我们可以取得远迈汉唐盛世的伟大成绩，那时候我们的综合国力绝对是世界第二第一的水平。
这30年，我们国家获得持续的发展，能有今天这个样子，如果没有军队的强力支撑，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觉得当兵很值。我为在这样的一支军队中服务，感到非常自豪、欣慰。今年是建军80周年，这是很提劲的事情。什么样的时代可以造就伟大的文学艺术？我以前讲过，伟大的时代，必然有伟大的文学艺术之创造。你选了这条路，又赶上这个好时代，总能尽情施展自己的才情。时代给予我机会，又向我展示了这种盛世风采。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我们遇到了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样的变局为文学艺术提供了非常丰厚的土壤和资源。我选择走文学之路，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那时我一心一意想用文学来回报养育我的这片土地，回报一下滋养我、为我提供施展才情的舞台的伟大时代。
我本着这样比较朴素的情感，一步一步走过来，刚开始写中篇小说，后来写长篇小说，后来又涉足于电影电视剧剧本创作。我自己也从中原地带的一个小县城的少年，参军到成都，再到现在在北京服役，实现自己的梦想。在中国，只要有梦想，只要为梦想努力，就能够实现。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几乎能够实现所有财富梦想的时代。我的成长经历有一种普遍性和典型性，如果把我的经历文学性地表现出来，也能反映这30年的波澜壮阔的历程。我对这个时代心存感激。
关注社会的宏大叙事是文学的名门正派
记：您是一个时代使命感很强的作家，不管是写军旅题材还是非军旅题材，呈现在您作品中的问题意识、忧患意识都很强，您用作品思索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很多问题，思索人民军队在当今世界大趋势下多方面的严峻挑战，思索部队如何才能保持本色，打赢未来战争。这样写其实是很需要勇气和胆识的。
柳：文学艺术的功能是什么？历来就有“歌德”和“缺德”之说。文学艺术的底线应该是通过展示真善美来净化人的心灵，让人类生活得更美好一些。我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对待这个时代，我要用自己的作品来回报这个时代。但并不是要回避这个时代的矛盾，去为贤者讳、为尊者讳、为伟大的时代讳。我从问题入手，就是为了这个社会更美好。
这个时代还有着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作家、艺术家在某种情况下代表着社会良心，不能说谎。他们的任务之一是要揭示出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这过程中，要往前看，以前瞻性为未来提供一种借鉴。以忧患意识切入，比无条件赞美要符合作家的操守，也更是现实的需要。
这其中提倡真善美应该是一种基本的态度。作家是啄木鸟，找出虫害是为了疗救。但如果只是揭露黑暗、批判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这也不是文学的本意。负面的现实已经给人打击，文学应给人提供希望。真正的文学的功能是从问题进入，最后给人带来希望，对美进行一种维护。文学有它的理想精神在里面，不能太现实，还要带一些浪漫的情怀。没有这些，就非常麻烦。我想强调的就是，首先艺术家要对自己描述的时代有一个大的判断，它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处在上升期的时代，是一个能够为大家提供实现梦想机会的时代。在这个判断的前提下，可以去写所有的不如意。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我的整个文学主张，我现在作品的主要表现，是基于这一点的：提出问题，引起疗救，然后以真善美给大家带来希望。
记：您的作品惯于宏大叙事，阳刚味特别足，不管是军旅题材还是非军旅题材，场面宏阔，紧张激烈，有战争感，这种写作特色除了技术上的考虑外，是不是也与您对当代社会的认识有关？
柳：一个作家的成长，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关。我是城镇户口，在农村长大。当时的社会是一元社会二元结构，被分成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农村相对处于弱势，造成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排斥和对抗。因为我的这种身份，这种排斥和对抗便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我的身上，使我当时不仅要感受，更要分析。这使我对描述对象有了不同的感受方式，理性强于感性。因此我觉得自己与纯粹的农村出生和城里出生的作家不一样。
还有，这也与我学习写作时师承关系有关。伟大的作品都是宏大叙事，都去关注社会问题。我认为这是一种名门正派的功夫。
记：通过作品，您实际在思索和平时期军人的使命，您觉得和平年代军队最值得关注和书写的是什么？
柳：军队在所有时期只能干两件事：和平时期准备打仗，战争年代打仗打胜仗。我们军队与其它国家的军队还有些不一样，我们军队是人民军队。胡锦涛总书记把军队的优良传统高度概括为12个字：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听党指挥是部队的性质决定的，英勇善战是要求在战争年代打胜仗的，服务人民就是在和平时期要守卫国家的和平与安宁。胡锦涛总书记还把现在军队的职能归结为“三个提供一个发挥”：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现在部队就是按照这个来建设的。别的国家在发生重大灾害时，其军队不像我们的军队这样去提供服务，把救灾救险、服务人民作为部队的重要任务。
我们在服务人民这一块上，比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军队做得要好，要全面一些。我所创作的这几部现实题材、军事题材的作品，都是奔着英勇善战与服务人民去写的，围绕着部队“三个提供一个发挥”职责去写的。军队应该这样做，军旅文学也应该从这个主旨着手。
塑造国家文化形象军旅文艺大有可为
记：您不但自己创作军旅文艺作品，还研究军旅文艺的发展。在战争年代军旅文艺能直接鼓舞士气，和平时期的军旅文艺对部队建设又有什么作用呢？
柳：从建军伊始，我们军队对文艺就特别重视。在战争年代，军事文艺直接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服务。现在的军事文艺外延比战争年代更宽泛一些。近年来的《和平年代》、《突出重围》、《亮剑》、《历史的天空》，从小说到电视剧，创造了社会效益，也带来了经济效益，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从我个人来说，我能感受到军事文艺的影响力。比如《突出重围》给部队提供了很多训练心得和模式，现在有部队还参照这个模式来训练。《突出重围》小说出来已经10年，电视剧出来９年，在《突出重围》之前，很多东西部队还没有，现在电视剧里面很多情况都在现实中开始出现，它对我军网络战的研究和战场监视系统的研究都有直接的影响。因为写了《突出重围》，西方一些国家还说我是军事新变革时期比较早的研究网络战的专家。如果我去美国，我更会被当作一个网络战专家来对待，在他们开始研究网络战的时候，我也曾经在一本小说里展示了网络战和黑客作为战争资源的前景。当时美国《新闻周刊》采访过我，对我是这样的定位。凤凰卫视请我做嘉宾时称我是军事观察家。这都说明我笔下的军事文艺对现实生活采取的是干预的态度，我有一种比较强烈的干预引导意识。我认为在当前的现实中，军事文艺还是有它的用武之地的，优秀的作品甚至还会起到非常大的反作用力，推动现实。
记：当前的军旅文艺面临什么挑战，应该向那些方面发展？
柳：从军旅文艺整体来说，这几年是黄金时期，每年都约有上百集军旅题材电视剧在央视一套播出，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五以上。文学作品历届评奖中都有军旅文学获奖。显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塑造国家主体文化形象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军事题材文艺作品。最近几年，除了历史剧和一些现实亲情剧之外，支撑电视剧这一块的，绝对是军事题材占主导地位。从《突出重围》开始，７年间央视一套有3个开年大戏都是军旅题材，形成现象的有很多，像《亮剑》、《历史的天空》等，而《乔家大院》、《汉武大帝》等历史剧的编剧也多是军旅作家。但军旅文艺现在还有很多危机存在着，原创能力还不是很够，我心里觉得很沉重。
我们现在重新塑造国家的文化形象迫在眉睫。当前担负着国家形象输出任务的文艺样式主要是电影，但现在输出的电影基本是按照人家的评判标准订做的，在国外严重歪曲了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所谓的国际巨星，按国外的定位，男的都是打星，女性多是打女、妖女、小妾或妓女形象。这是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输出的文化形象与我们的经济实力是严重不符的。还有，我们在文化发展战略上严重滞后，在文化战略的顶层设计上缺乏前瞻性和长远性，急就章成分比较多。学习国外，却不去究其深层的意义。电视只讲收视率，电影只讲票房，图书只讲发行量，这极其要不得，将来肯定要付出代价。
虽然现在存在着多种问题，但对军事文艺的未来我还是很看好。比如我们八一厂，虽然作品量少，但我们坚守着国家主流意识，用我们的影视作品去体现国家意志，体现我们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美好希望。我们每年都拍一个大片，虽然票房难望一些大投入商业片的项背，但我坚信我们的路子是正确的。当我们很穷的时候，钱很重要，但当我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不能什么都只用钱来衡量。
谈到最后又是忧患，深层的忧患，但我这是有希望的忧患，盛世危言。国家主流文化歌颂者或者塑造者，任重道远。我们的作品不能和那些动辄发行上百万的作品争擂，但要对我们时代的发展起到良性的作用。
记：最近您在创作什么军旅题材作品呢？
柳：去年我参与了反映军医华益尉的电影《大爱无垠》，反映独臂英雄丁小兵的《军人本色》，以及《纵横江淮彭雪枫》和《导弹司令杨业功》的创作，搞了四个电影。现在又交稿了8集反映杨业功的电视剧本。去年和前年是３３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爱在战火纷飞时代》，今年１０月左右播出，４０多万字的同名长篇小说也马上就要上市。我还在创作历史小说《大明悲歌》，准备大上海系列小说的构思。今年还要与谢晋合作一部关于钱塘江大桥的电影，这应该是他的封山之作。我还能写作二三十年，能写出三五部长篇小说，同时把职务作品也要创作好，为八一厂写出三五部好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