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写出一部两部作品并不难，难的是只写好的作品不写差的作品；更难的是作品受到读者的普遍叫好而不是只有少数读者叫好；难上加难的是今天叫好明天叫好十年八年还叫好。老实说，我做不到。我能做到的是尽量写好，如此而已。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的创作激情。我创作是因为我热爱，而不是其他。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很多幻想，想当校长，想当司令，想当大使，甚至想当国务院总理。但是，现在我什么都不想了，我就想当一个写小说的人。我曾经反复研究过“幸福”这两个字，我对这两个字的理解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比较幸福，做自己能做的事就非常幸福，如果做自己想做而又能够做得成的事情，就是无限幸福。那么我现在是不是幸福呢？我感觉到我还处在比较幸福的层次。

写作的过程其实就是阅读的过程，读我们的生活，读我们的情感，读历史烟雨，读时代风云，读悲欢离合，读阴晴圆缺。其实，最终我们是在读我们自己，读我们的心，读我们的情感，读我们的命运。过去我写了《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高地》等等，其实还是在写别人，按照我有限的感觉和体验去诠释历史、战争和人。另外如《弹道无痕》、《仰角》、《明天战争》等，我试图写出我所处的时代、我所熟悉的生活、我所体验的人生。我很虔诚，我希望我的作品深刻起来，生动起来。我的努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但是我仍然觉得，我好像还没有写出我最想写的、最应该写的、应该写得最好的作品，总有身在庐山中不识真面目的惶惑。

《特务连》我酝酿了很久。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我是个军人，在20多年前，我先后作为新战士和侦察分队的一名军官两次到南方边境执行缉毒剿匪作战任务，尤其是1984年夏天到1985年春天的10个月，可以说是我今生今世度过的最富有和最艰苦的岁月。那时候我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指战员。同时我还是一名政工干部，套用术语讲，一方面我要关注作战客体，即我们的作战对象，另一方面我又要研究作战主体，即我们内部的参战人员。这段时间的经历就像我们当时经常食用的压缩粮食，一块小小的饼干，酸甜苦辣都有，随手掰下一块，储存在记忆的角落里，它会在时间的浸泡下膨胀发酵，终于，在20年后，我觉得可以启封这坛陈年老酒了。

《特务连》动笔是在2005年，最初进行得很顺利，一气呵成，我在这部作品里塑造了同特务连官兵情同父子的特务连首任连长和后来的师长阚大门以及后任连长陈骁、牟卜、武晓庆、祝生珉、耿恒志等人的形象，我对他们寄予的希望是，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平时可以和我们的强敌对话，战时可以和我们的强敌对阵。重要的是，在这些人的生活和情感的纬线之外，我还设置了当年的后备军官耿尚勤的生死之谜、是非之争、荣辱之疑作为隐形经线，使作品兼备了军事文学和推理小说的双重品质，结构浑然天成，语言上清澈透明——这样说或许有自夸之嫌，但这确实是我的追求。正是有了耿尚勤的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和由此带来的耿尚勤失踪、陈骁和牟卜等人在漫长的岁月里寻找耿尚勤、了解耿尚勤爱情婚姻的真相、调查耿尚勤生命最后时刻的行为、论证耿恒志的身世之谜，贯穿始终，时隐时现，从而使得特务连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经络其上，十几个性格各异、命运曲折的男女军人活跃其中，特务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历史演绎其间。

应该说，这部作品我是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的。但是，写到一半的时候，我感到困难了，我觉察了我的一贯的理想化的毛病，所以一度停笔，过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把原先的感觉找回来。在此期间，我的创作还有一个插曲。就在我为《特务连》创作受挫坐卧不安的时候，半路上又杀出一个《高地》来，因为人物故事胸有成竹，嘁哩喀嚓，从动笔到出版，前后不到三个月。然而此时《特务连》还是束之高阁，悬在空中。我后来一度打算暂停《特务连》的写作，因为我还有两个半截子工程，一个是写大别山抗战的《紫旗》，一个是写皖西农村生活的《霞飞湖》，这两部作品都已经写了一半，字数均超过了10万——要知道，作为一个在文学小道上挣扎多年但仍然咬紧牙关死不撒手的范进似的人物，我的仓库里还是有不少存货的。我的写作习惯就好比作战，几个半成品就好比战场，我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或者说是游击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哪块骨头好啃就先啃，哪块骨头啃不动就先放下。

但是我没有想到，《特务连》成熟的时机来那么突然，那么猝不及防。2006年10月，我回老家为母亲打点刚刚搬迁的新居，陪她老人家住了整整一个月，那时候她老人家除了老年人常见的忧愁以外，总体还是乐观的，每天早晨起个大早，到院子里忙忙碌碌。我很放心地回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结束，12月8日下午，突然接到噩耗，我的母亲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去世。我和妻儿连夜赶回，我跪着哭着喊着，抠着母亲的手心，可是她再也不回答我了。

我的愧疚大于悲痛，我没有能够为母亲尽孝，母亲的操劳过度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母亲的意外也是可以避免的，假如，假如，我有太多的假如，然而这一切假如都没有用了。

后的几个月，我差不多是在恍惚中度过的，常常在半夜惊醒，常常无端泪流满面。不能忘记，不敢想起。我羡慕，甚至有点嫉妒那些双亲健在的人们，我在这些人的面前深深地自卑。

这种情绪持续了很长时间。在独处的时候，眺望夜空，眺望月色，我会像童年一样产生幻觉，幻想我的母亲从云端向我走来，跟我说话。我经常做梦，梦见母亲、还有10年前就去世的父亲死而复生，我们一家还像过去那样过着清贫、忙碌然而充实的生活。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思念和悲痛不能自已的日子里，在梦中求见慈父慈母的日子里，终于有一天，我的脑子里闪过一道火花，我想起了那个一直让我不能释怀的人物，那个生死不明的耿尚勤。我突然产生了把《特务连》接着写下去的动力。我打开我的电脑，我找到了那个名叫耿尚勤的人物，顷刻之间，我的悲痛，我的思念，也包括我的愧疚，全都有了倾诉的对象。还有我的希望，我的梦想，全都有了寄托的载体。我感觉到我正是在写我自己，我和我的作品融为一体，我和《特务连》的人们合二为一，他们一刻也没有离开我，他们的悲痛就是我的悲痛，他们的期盼就是我的期盼，他们的善良就是我的善良，他们的卑微就是我的卑微，他们的勇敢就是我的勇敢，他们的羸弱就是我的羸弱。讲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描述他们心灵的时候，我是他们灵魂的代言人；展示他们的情感世界和命运诉求的时候，我是他们可以信赖的支持者和忠诚的盟友。

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于亲人的思念激活了我的情感，但是我可以说，在进入写作状态之后，那种思念之情的确使我经常彻夜难眠。我像怀念自己已故的父母一样怀念耿尚勤，我像期盼我的父母复活一样盼望耿尚勤死而复生，我像倾诉对父母的愧疚一样倾诉我对耿尚勤的愧疚。我的情感，我所能拥有的才能和智慧，都渗透进了我的作品。

在那些日子里，我感觉到我进入到一个神奇的境界。文思泉涌，激情澎湃，灵感有如电击，下笔如有神助。所以，当作品成形之后，连我自己也察觉了自己的变化。在我的所有的作品中，惟有这一部我采取了忽而亲临其境、忽而凌驾其上的半人半神的视角，选择了一个可进可退的切入层面，运用了叙述和推理互动的手段。

这不是技巧问题，而是情之所至。

是命运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命运？我的看法是，命运改变了我们，我们也在改变着命运。这句话适用于我的作品人物，也适用于我的这部《特务连》。

最近，有个媒体的记者来采访我，谈起这部小说的特色，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最好的特色是没有特色——这样说好像有点欠准确，我这里说的“没有”，就是让你看不出来的意思。表层上没有，而深藏其中。就像一滴透明的水，在阳光下亮得炫目，美得惊心，但这并不等于说这滴水里什么也没有，它不仅有复杂的元素结构，更有复杂的纯净过程。这大约就是所谓的大象无形。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举一个似乎有点离题的例子。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连队生活，有一项内容，叫做“整理内务”，说白了就是做家务。作为一个老兵，我对士兵的“家”是这样理解的：固定的家就是一张床，移动的家就是一个背包。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固定的家里生活，早晨出操完毕，要打扫室内卫生，要整理内务，在这段时间里，粗手大脚的战士们全都成了绣花姑娘，床单抻得平平展展，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就连床头铁丝上挂着的毛巾，也捋得一丝不苟。内务整好之后，纵横是线，前后是面，高低是块，清新整洁，赏心悦目。

这就是美，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直线加方块给我们带来的美感。简单吧？似乎太简单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这简单的背后，却有一个复杂的劳动过程。殊不知，一次内务整理下来，能工巧匠或许得心应手，而那些新战士，往往汗流浃背。老兵也有个说法，床上三分钟，床下三年功。

我不能说我的创作理念就是我当新兵的时候通过整理内务整出来的，但是，我必须承认，我的美学观点，肯定会受到这个经历的启示。多少年来，我一直坚持认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简洁的、明白的，不能玩花招，不能玩雕虫小技，尤其不能故弄玄虚。一个敬业的作家，不能把阅读的负担推给读者，而应该滤去思想上和技术上的杂质，把自己最精辟的见解用最精辟的方式传表达出来，也就是说，把一切复杂的劳动留给自己，把简洁通晓的作品献给读者。如果说文学作品是一座宫殿，作家应该为读者提供一道容易进出的大门，而不能搞“迷魂阵”。

也许，有时候——当我们被纷纭复杂的生活表象所困惑的时候，当我们对各种潮流和学派搅和得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回过头来看看当年的“整理内务”，或许会恍然顿悟，别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其实最美好的作品，或许就是形式上最简洁的作品，只不过在这简洁的背后，需要我们创作者默默无闻地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