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命能量全部投注进去

一句一句口述

　　11月25日是巴金老人的百岁华诞，国内文学界纷纷举办各种活动，纪念这位为中国文学事业辛勤劳作的世纪老人。

　　作者从巴金老人的女儿李小林和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思和处获悉，11月21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刊发巴金老人的最后一篇文章《怀念振铎》，同时配发陈思 和的文章《读〈怀念振铎〉》。记者在上海看到了该文的原稿。

　　郑振铎（1898-1958），字西谛，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文学史家。1921年，郑振铎与茅盾一起组织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世界文库》，主要著作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郑振铎还是著名的文物专家，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文学研究所所长，著有《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等。1954年，郑振铎任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因飞机失事于前苏联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卡纳什地区上空而遇难殉职。

　　巴金老人和郑振铎有着深厚的友谊。这篇文章，巴老由1989年写到1999年，历时十载，终因病重未能完成，老人的怀友篇处处流露无限哀伤。巴金经常说，生命中倘若没有亲情、友情，生命又有何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巴金相继写下了《怀念老舍》、悼念茅盾》、《纪念雪峰》、《忆沈从文》、《怀念非英兄》等怀念友人的文章。陈思和在《读〈怀念振铎〉》中写道：“据李小林女士的回忆，这篇文章起笔于1989年春，当时他完成‘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不久，经过小憩后，写了人物回忆《怀念从文》，文情并茂，流传及远。巴金先生计划继续写作一组类似的散文，回忆亲朋故友，第二篇就准备写《怀念振铎》。但不久社会风波动荡，他写了近两千字，再无心写下去，稿子被搁置一边。1990年代初的几年里，巴金先生体衰多病，又忙于编校创作全集和译文全集两个系列，无暇顾及续写。但完成这篇文稿一直是他的心愿，曾经多次与周围的人说起。1998年初他与小林合作，用口述的方法完成《怀念曹禺》一文后，对口述写作颇有信心。是年年底，他过完生日，自感到身体越来越虚弱，便主动提起要修改和续写《怀念振铎》，还是与小林合作，一段一段修改旧稿，一句一句口述新篇，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有时一次仅能完成几句话的修订。可以想见，当时巴金先生为完成这篇文章耗费了巨大的生命能量。小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1999年春节前的一个周五，他修改了一段后觉得疲倦，就停下来了。几天以后，因为病情危重导致呼吸衰竭，不得不做气管切开手术，从此无法再进入正常的工作状况。所以也可以说，巴金先生用笔、用声音工作到他力所能及的最后一刻，这篇文章虽然还没有写完，却是他把自己的生命能量全部投注进去的一篇文章。”

病床上的回忆

　　《怀念振铎》共分六个部分，全文2010字。文章的第六部分仅有短短的一小节，巴金老人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再一次想起老友郑振铎：

　　今天又想起了振铎，是在病房里，我已经住了四年多医院了。病上加病，对什么事都毫无兴趣，只想闭上眼睛，进入长梦。到这时候才知道自己是个无能的弱者，几十年的光阴没有能好好地利用，到了结账的时候，要撒手也办不到。悔恨就像一锅油在火上煮沸，我的心就又给放在锅里煎熬。我对自己说：“这该是我的最后的机会了。”我感觉到记忆摆脱了我的控制，像骑着骏马向前奔逃，不久就将留给我一片模糊。

　　1958年10月，郑振铎遇难时，巴金和冰心等作家正在莫斯科参加中苏作家的联谊活动。文章第一部分回忆了巴金听到郑振铎遇难时的悲痛心情：

 　　一九五八年振铎在苏联遇难，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得到消息最早，我总疑心是在做梦。考虑半天，我才对冰心大姐讲了，她同我一起站在大会主席台上，旁边还有几位苏联作家，我们不便大声讲话，我只记得冰心说了一句：“我想他最后在想什么。”她没有告诉我她的想法，我也没有多问。第二天在回国的航机上，我一直想着振铎，我想知道，他最后在想什么？

　　在北京分别的情景还在眼前。我们竟会变得那样简单，那样幼稚，会相信两三个月后在共产主义社会再见。那个中午，他约我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我们头脑都有些发热，当时他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个。他忽然提起要为亿万人的幸福献身。他很少讲这一类的话，但是从他的一举一动我经常感受到他那种为国家、为人民献身的精神，不为自己。我认识他以前，读他的文章，就熟悉了他的为人。他星一样闪烁的目光注视着我，我能感觉到他那颗火热的心。机窗外大朵大朵的白云飘过，不过三个月的时间，难道我们就只能在这一片“棉花”中再见了？

　　我安全地回到北京，机场上看不到任何熟悉的面孔，眼前有只大手若隐若现仿佛等着和我握手，我心里一惊，伸出手去，什么也没有。真的告别了！

　　进了城见到曹禺，他刚说出“振铎”二字声音就变了。我本来想从他那里求得一线希望，结果是我们两人含着泪奔赴郑家。在阴暗的屋子里，面对用手绢掩了眼睛、小声哭泣的郑大嫂，我的每句话都显得很笨拙，而且刺痛自己的心。匆匆地逃出来，我拉着曹禺的手要奔往“共产主义”，我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失去的老友约我在那里相见。回旅馆我一夜没有闭眼。我发现平日讲惯了的豪言壮语全是空话。

　　我参加了振铎的追悼会。大厅里看见不少严肃的面容，听到不少令人尊敬又使人揪心的悼词，我的眼光却找不到一个朋友，连曹禺也没有来。我非常寂寞。永别了，我无法找到他约我见面的那个地方！

说出对朋友的忏悔

　　1958年10月下旬，巴金回到北京参加郑振铎的追悼会，并撰文纪念。巴金和郑振铎的交往，始于20世纪20年代。巴金早期的部分作品，曾经发表在郑振铎担任编辑的上海《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陈思和写道：“从《怀念从文》开始，巴金先生计划用抒情散文的笔调来回忆半个多世纪的文坛旧事，清理自己与朋友间的各种是非纠纷，他的思路也逐渐从反思‘文革’进入对漫长的文学史的细节的梳理。郑振铎先生是巴金的前辈、挚友，在巴金的文学生涯中有过提携、帮助之恩，但两人在长期的工作合作中也有矛盾与冲突，甚至诉之于文字上的攻击。但这只是朋友间（用当时的话说是属于‘同一阵营’里战友之间的误会）的矛盾与冲突，无伤大雅。抗战以后两人就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郑振铎先生因飞机失事早逝于1958年，巴金曾写过纪念文章，但没有涉及到以前的冲突，我想郑振铎先生生前一定没有正面回应过巴金等青年作家对他的批评，而是用事实来证明他收集保护旧版古书的行为是正确的；而巴金先生也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振铎解释他们之间的误会，所以耿耿于心怀，期期于言辞。在《怀念振铎》里巴金先生愿意把历史上的误会讲述清楚，并对着振铎的亡灵，说出自己对朋友的忏悔，也尽力地刻画出他心中真实的友人的形象。”在《怀念振铎》的第二到第四部分，巴金老人深情地回忆起和郑振铎先生的交往过程：

　　四十年过去了。

　　四十年中，我只写过一篇哀悼他的文章，是从莫斯科回来后为报社匆匆写成的，只简单地写出我心目中的郑振铎。以后有机会重读，头一两次还觉得可以应付过去，多读几遍，忽然感到内疚，好像侮辱了朋友。这种奇特感觉我也不知道是怎样来的。但有一件事我永远忘记不了。同他在一起，或者吵架或者谈过去的感情，他从不为自己。我看到敌伪时期他住过的小屋，为了“抢救”宝贵的图书，他宁愿过艰苦的生活，甚至拿生命冒险。看到他那些成就，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外行，我也愿以公民的身份，向他表示感谢。他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多少财富！

　　振铎是因公逝世的。后来听见一位朋友说，本来要批判他，文章已经印好，又给抽掉了。这句话使我很不舒服。

　　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北京分别的时候，几座大的博物馆正在那里兴建。他谈起以后开馆的计划，他是那么兴奋。他多年来的心愿就要成为现实，那样堂皇庄严的建筑将体现一个民族的过去和将来。多么光辉的未来。仿佛有一股热，一道光从他身上传过来。以后我每次上北京开会，看到耸立在眼前的博物馆，我第一个念头便是振铎满脸笑容走出来迎接我。“又来了，”我伸出手去，却什么也没有。一切梦都消失了。我还是不能忘记他。

　　……

　　我不曾参加文学研究会，圣陶和振铎都是我的前辈。有一段时期我经常同振铎一起搞文学编辑工作。起初我有些偏执，就文论稿，常常固执己见；他比我宽松，厚道，喜欢帮助年轻人，我很少见他动怒，但是对人对事他也认真。我同他合作较多，中间也有吵架的时候。其实不是吵架，是我批评他，我为那几篇文章今天还感到遗憾。在《文学季刊》停刊的话中有一段批评他的文字，当然没有写出他的姓名，我只是训斥那些翻印古书、推销古书的人，我根据传闻，误认为停刊《文学季刊》是他的主意。

　　我这段文字并不曾与读者见面。不久《文学季刊》停刊号在上海印刷，振铎发现那段文字就把它删去了，杂志印出来，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在另一本刊物上针对他发表了一篇杂感。但他并不作声，好像不曾读过。我和振铎之间往来少了些，可是友谊并未受到损伤，他仍然关心我，鼓励我。

　　日子久了，了解较深，他搜集古籍，“抢救”古书，完全出于爱国心，甚至是强烈的爱国心。他后来的确在这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我看够了日本侵略军的阴谋活动，我熟悉《四世同堂》中老少人物的各种生活。敌人的枪刺越来越近了，我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宝，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它与敌人同归于尽。当时是我想得太简单了，缺乏冷静的思考。我只讲了一些空话。他从未提及它们，他也不曾批评我。后来我感觉到没有争论的必要，过去的分歧很快地消失了。那时我们都在上海，各人做自己的工作，也有在一起的时候，我还记得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先生的遗体在万国殡仪馆大厅大殓时，振铎站在我身边用颤抖的手指抓住我的膀子，浑身发抖。不能让先生离开我们！——我们有共同的感情。

　　以后还有类似这样的事情。

　　我似乎更多地了解他了。

一生中更重要的话

　　反思是巴金老人的伟大之处。陈思和说：“我想说的是，这篇《怀念振铎》在巴金的写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在写作的最初时候，巴金先生没有把它当做自己的最后一篇文章来写，但在重新修改续写的1998年年底，他一定会考虑到许多更为重要的话要在这篇文章里说出来……巴金写了一段非常动情的细节：一代名流死于非命，参加追悼会的人却都不是熟悉的朋友，连曹禺也没有出席，于是他感到‘非常寂寞’。其中的原因也许是需要从历史的背景上去考究。在这种背景下郑振铎显然是感受到了某种危险正在朝他逼近，他当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命运，他要挣扎，要以自己对新的社会的热情与效忠，表白自己内心中的爱国真诚。所以他在与巴金相约的小酒馆里发出豪言壮语，提起‘要为亿万人的幸福而献身’。不幸一言成谶，他献身了。但他内心中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巴金的文章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疑问。为了使这个问题深入探讨下去，巴金先生又一次提出了振铎如果‘在文革中会怎么样’的假设。”在《怀念振铎》的第五部分，巴金老人通过郑振铎这面“镜子”，开始了对历史的追思：

　　回顾自己的言行，认真分析每一句话，看每一件事情，我得了一些好处，这也就是一点进步吧。不用别人提说，自己就明白有了什么失误，动脑筋想办法改正错误。不过我并不曾作道歉或改正的表示。

　　这是内心的自省。我交朋友即使感到有负于人，即使受良心的折磨，我也不作形式上的悔过。这种痛苦超过良心的责备。但十七年中间发生了变化，自己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一种面具，戴上它用刻刀在上面刻上奇形怪状，反而以丑为美。再发展下去，便是残害人类的十年，将人作狗。我受了不少折磨和屈辱。我接触了种种不能忍受的非人生活。

　　振铎有幸，未受到这种耻辱。近年来我和朋友们经常谈起这位亡友，都说他即使活到“文革”，也过不了那一关。我反复思索，为什么我过得了关而他过不了？我终于想出来了：他比我好；他正，正直而公正。他有一身的火，要烧掉从各方来的明枪暗箭。站在批判台上，“造反派”逼我承认自己从未说过的假话。那种吃人模样的威逼严训像用油锅熬煎我的脑子，我忍受了这个活下来，我低头弯腰承认了他们编造的那一切胡话，这样我才可以顺利过关。否则我的骨灰也不知丢在哪里去了。

　　根据这几十年的经验，我能忍才能过那一个一个的难关。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忍受奇耻大辱。我一直认为，活着是重要的，活着才能保护自己，伸张正义。而不少在“运动”中，在“文革”中被人整死的人和所谓“自绝于人民”的人，就再找不到说话的机会，也不能替自己辩护了。关于他可以由人随意编造故事，创写回忆，一时出现多少知己。

　　我忍受了十年的侮辱。固然我因为活下去，才积累了经验，才有机会写出它们；但我明白了一点：倘使人人都保持独立思考，不唯唯诺诺，说真话，信真理，那一切丑恶、虚假的东西一定会减少很多。活命哲学和姑息养奸不能说没有联系。以死抗争有时反能产生震撼灵魂的效果。

　　以上的话在这里也显得多余，因为振铎没有能够等到“文革”。我参加了“文革”，每一次遭受屈辱，就想到他，也想到其他许多人，拿自己同他们比较，比来比去，多少有点鼓舞的作用。努力学习别人的长处，我绝不忘记。（季　金）

　　来源　2003年11月21日　新华网广东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