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正在接受本网记者采访

　　冒着淅淅沥沥的细雨，我们沿着香港大学陡峭的梯级到达饶宗颐学术馆。拾级而上的过程恰好与我们拜访饶宗颐先生的心路合拍：晚生后辈如我们，正是满怀虔敬，去与位于高处的饶宗颐先生对话。在我们看来，饶宗颐先生这位国学大师、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也正是需要攀登方能到达的高山——

　　他在经学、宗教学、佛学、文学、词学、甲骨学、敦煌学、考古学、史学、目录学等领域均取得极高成就；

　　他在诗词、书法、绘画、音乐诸领域均有极高造诣；

　　他精通六国语言，著作逾千万言……

　　所以我们提前三个小时来赴与饶宗颐先生的约会。整整三个小时，我们沉浸在饶宗颐学术馆里，只是为了更多地了解先生的点点滴滴。在饶宗颐学术馆研究主任郑炜明、助理研究主任林凯欣、行政助理高敏仪的帮助下，我们参观正在展出的饶宗颐先生书画作品，捧读有关先生的学术文献，走进选堂书库的书海。我们只是想尽最大努力走近先生。

　　在女儿饶清芬的陪伴下，饶宗颐先生悄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一袭唐装让年近九旬的先生分外精神。

　　说名解字：十方真定是前身

　　我们首先从饶宗颐先生的名号谈起。他解释说，父亲为自己命名宗颐，取字伯濂，是希望他师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颐。说到这里，先生还说了一段与自己名字有关的故事。他说，自己童稚之年就攻经史，特别喜好释氏书，几十年来几乎天天与三藏结缘。他曾经在法国巴黎研读北魏皇兴《金光明经写卷》，并曾撰写有关的论文。１９８１年秋，饶宗颐先生在山西太原时，梦见有人说起该卷。不久，他就在大同华严寺看到了该卷的龙藏本，其卷首序题为“元丰四年三月十二日真定府十方洪济禅院住持传法慈觉大师宗颐述”。在《百丈清规》卷八也写有“崇宁二年真定府宗颐序”。元普度所编的《庐山莲宗宝鉴》中慈觉禅师字作宗颐，他曾迎母于长芦寺，制《劝孝文》。饶宗颐先生检索《宋史·艺文志》，记载有宗颐著《劝孝文》，这才知道是同一个人。他大为感叹，并治印一方：“十方真定是前身”。

　　让人称奇的是，先生宗颐二字与日本也颇有渊源。先生曾为日本二玄社编《敦煌书法丛刊》，后来知道日本大德寺住持乃养叟宗颐，与自己同名。他不禁感叹道：前生有无因缘不易知，然名之偶合，亦非偶然。

　　饶宗颐先生又以选堂为字。我们向先生请教有何深意。先生解释道，自己自小喜欢文学，特别喜欢《昭明文选》，后来曾经讲授此书３０年。中年以来再度执著绘画，又以元人为依归，特别喜欢钱选。敦煌本《老子化胡经》其十一《变词》有这样的句子：“洪水滔天到月支，选擢种民留伏羲。”选民的说法，是道教徒的创世纪遗说，意思是说洪水过后，人类的种民只剩下了伏羲，就像西方所说的诺亚。饶先生说，他用选堂，可理解为学有三变。

　　家学渊源：因缘际会出大师

　　饶宗颐先生１９１７年生于广东潮安县城，其家族为潮州首富，在当地的影响很大。身为长子的饶宗颐为何没有按照世俗惯例继承家业投身商海，而是走上了漫漫治学路？饶先生解释说，他本来应该经商，但他的兴趣不在商，而在学问。饶先生的父亲饶锷既是商业巨子，同时也是大学者、南社成员，著有《王右军年谱》、《〈佛国记〉疏证》、《汉儒学案》等，并且古文、辞赋、骈文都非常好。饶家还有十万册藏书聚于啸天楼，《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丛书集成》等大型书籍均有收藏。他的伯父既是画家，又是收藏家，收藏的拓本、古钱等数量达千种。饶先生年幼时家境十分优越，因此可以凭着自己的兴趣遨游书海。他说，现在的大学生，毕业了都未必有他六七岁时看到的东西多。

　　父亲对饶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举例说，父亲的《王右军年谱》让他喜欢上了书法；《〈佛国记〉疏证》，播下了与印度的因缘，他后来去印度问学即与此有关。父亲从小就训练饶宗颐写诗填词，写骈文散文。１６岁时，饶宗颐颇有陶潜风格的咏优昙花诗就引起了轰动。父亲对饶宗颐影响最甚者，当数其编著的《潮州艺文志》。饶先生的父亲不到５０就去世了，他编著的《潮州艺文志》尚未完工，饶先生以１５岁的少小年纪毅然接手，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后来《岭南大学学报》特别推出两期专号发表《潮州艺文志》，产生了广泛影响，饶先生的学术地位得以确立。

　　从此，广阔的学术道路在饶宗颐面前打开。中山大学校长邹鲁邀请他到该校广东通志馆担任纂修，承担《广东通志·艺文录》的工作。当年广东通志馆收藏的地方通志在全国排第二位，饶先生在那里不仅学到了艺文，也学到了地理。此后一个时期，饶先生侧重从地方志入手，开展对地方古地理的研究。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中山大学于１９３８年决定搬到云南，邀请饶宗颐先生去做研究员。这对初中没有毕业的饶先生来说，很不容易。但是由于汕头沦陷，阻断了去云南的路程，饶先生只好绕道香港。他从梅县经惠州，徒步走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才到香港，沿路还不忘畲民研究。由于得了严重的疟疾，骨瘦如柴，很多亲戚朋友劝他留在香港。饶先生与香港的因缘由此拉开。从此，饶宗颐以香港为家，游学四海，放眼世界，成为享誉中外的一代国学大师。

　　机会在等待初到香港的饶宗颐。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王云五知道饶先生到香港后，邀请他帮忙编《中山大辞典》，具体编写古籍篇名提要。这项工作为饶先生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功底。王云五还请他编八角号码，用来查甲骨文、金文。这又给饶先生打下了甲骨文、金文的基础。叶恭绰邀请饶先生编《全清词钞》，这又加深了他的词学修养。

　　我们笑言，怎么这么多好事情都被您赶上了？饶先生拿出笔，在纸上写下两个字：因缘。他说，他今天成为一个学人，这是有因缘的。因缘很重要，就是条件好，应该有的条件都成熟了。有些人大半辈子的经历都花费在创造条件上了，很可惜，很浪费光阴。而他没有这些曲折，似乎是生下来就机缘已熟，于是命定要做学问。他说：“很多的因缘围绕着我，我确实比较幸运，但也说明我有做这些事情的条件，不是任何人都有这个因缘的。”

　　治学冶艺：文章浩气起太初

　　饶宗颐先生说，人家做学问，很多是从点做起，他做学问的方法不同，是从上下左右来找连带关系。他用丰富的想像力，在别人看着没关系的地方探究出其中的关系。这或许可以解释饶先生何以能够在诸多学术领域和艺术领域取得常人难以取得的成就。他对学术研究有着十分广泛的兴趣，这使得各个领域能够互相联系、互相启发、相得益彰。

　　饶先生自己认为，他长期生活在香港，是他能够取得成就的一个天赐良缘。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对外交流十分频繁，国际汉学界的各种新资料和新观点都能及时掌握。这使得他可以到各国游学，学术足迹遍及世界，当然眼界大开。“天地大观入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饶先生这幅大气磅礴的对联深刻地说明了他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

　　饶宗颐先生治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敢于否定自己，不断修正、自我改进。这可以用饶先生与顾颉刚先生之间的一段故事来做生动的证明。他曾经参加顾颉刚主持的禹贡学会，在古史地方面进行了自己的研究，这就引起了顾颉刚的重视。当时顾颉刚请他编《古史辨》第八册。饶先生为此作了很多扎实的准备工作。后来日本入侵，编撰工作耽搁下来，有些材料也在抗战期间遗失。有趣的是，抗战胜利以后，饶宗颐的个人史学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古史辨》的某些地方比较草率，尤其是辨伪方法不成熟，有些提法不准确，所以《古史辨》第八册他就没继续编下去。他也因此成了顾先生的“叛徒”。

　　饶先生认为，怀疑精神是做学问的基本条件之一，学术上就是要敢于怀疑。季羡林先生在评论饶先生时说：他最能发现问题，最能提出问题。饶先生认为这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自我否定的另一面就是严格要求自己。饶先生说，他写出来的东西不愿意马上发表，一般要先压一压。他的许多文章是几年前写的，有的甚至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都不发表。比如《郭子奇年谱》，写的时候年方二十，可５０年以后才拿出来发表。

　　 文艺复兴：反求诸己正当时

　　２００１年，饶宗颐先生在北京大学题为《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的演讲中，提出了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宏大课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问饶先生提出文艺复兴的依据何在？他解释说：“西方的文艺复兴其实是对希腊文化的重新整理，带动整个欧洲的文化。近年来，由于中国出土文献的极大丰富，２１世纪应该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时代，因此他充满信心地预言，２１世纪将是我们国家文艺复兴的时代。”

　　如何才能实现文艺复兴呢？饶先生的设想是重新塑造“新经学”。他说，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和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含蕴的基础，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意义重大。但经学的重建，又有许多繁重的工作要做，它不仅局限于文字上的校勘解释，更重要的是把过去的经学材料、经书构成的古代著作，重新做一次总的检讨。经的内容，不讲空头支票式的人类学，而是实际受用且有长远意义的人智学。

　　那么，经书的重要性在哪里呢？饶先生认为，经书对推进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有非常重大的作用。经学的重建，是我们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作之一。《汉书·艺文志》把《乐》列在前面，乐以致和，“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和”表现了中华文化的最高理想。在科技领先的时代，更当发扬光大，以免把人沦为物质的俘虏。

　　饶先生把古经典旧本子的出现和整理，上升到“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先进文化的光辉，培养我们对过去知识的新的理解”的高度来认识。他说，我们对古代文献不是不给予批判，而是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把前人保留在历史记忆中的生命点滴和宝贵经历的膏腴，给以新的诠释。

　　饶先生对这方面的工作显得十分急迫。他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国家的一个环节，在全球性的总的考察下，中国的考古、古文明研究，和世界分不开，如果自己不做，将有别人“越厨代庖”，所以我们不能不奋起直追。当前是科技带头的时代，人文科学更要跟上，“人”的学问和“物”的学问同样重要。我们应该好好认识自己，自大与自贬都不必要。我们的价值判断应该建立在“自觉”、“自尊”、“自信”的基础上，而以“求是”、“求真”、“求正”为目标，去完成我们的任务。饶先生说，从洋务运动以来，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了信心，外来的冲击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不惜放弃本位文化，向外追逐驰骛，已经动摇了国本。“知彼”的工作还没有做好，“知己”的功夫却甘自抛掷。现在，应该是反求诸己、回头是岸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