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楼接受本网记者采访

　　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身为中国文联全委、香港美术家协会主席的文楼非常忙，既要忙于回归十周年雕塑的制作事宜，又要忙于庆祝回归十周年的画展举办，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采访。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太忙了。最近一段时间，文楼经常在内地和香港之间穿梭。６月２８日，香港美术家协会与内地有关单位在成都举办了一个内地艺术家和香港艺术家的联合展览，共展出了１００件作品，香港有２０多件。７月１日，又在香港印制了一本关于展览的画册，通过它向香港观众介绍展览的情况，展示香港美术的面貌。

　　香港回归十年以来，文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文楼认为，在文化方面，还是做得不够。他说，香港的发展应该是全方面的，不仅是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也要有很大的发展。邓小平先生讲过，香港回归后，要保持制度５０年不变，这是很有政治远见的，体现了政治家的乐观。这句话告诉我们，文化、心理层面的回归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邓小平还谈到香港回归后什么人来管理香港的问题，他说，管理者一定要是爱国、爱港的人。怎么来知道谁是爱国、爱港的呢？就是看其是否起码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是否认同中华民族的文化，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如果父辈不认同，那下一代就更没有认同感了。因此，香港政府应该加强文化回归的工作。文楼说：“有人也许会说，文楼是过分忧虑，用不着紧张。但是没办法，我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热爱国家，热爱香港。”

　　文楼１９３３年出生于广东新会，和大多数３０年代出生的中国人一样，他的人生充满迁徙与漂泊。两三岁时他和家人一起移居越南，童年和中学时代都是在越南度过的。中学毕业后，他听从父亲的安排到台湾学习建筑。然而，老师很快发现了他在绘画上面的天赋，劝他学习绘画。于是文楼来到台北师范大学艺术系学习，之后又学习了哲学和美学。也许和学过建筑有关系，文楼的艺术重心逐渐从绘画转移到雕塑上。当时的台湾正值艺坛遭遇中西文化碰撞、传统与现代争鸣的时期，这使得他既敏感于造型表达的技巧，也敏思于艺术的文化取向。文楼说，１９６０年他从台湾来到了香港。１９６７年就开始做文化回归的活动。经过几年的努力，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和内地的文化交流逐渐增多，他经常和成都的文化艺术界进行交流，邀请内地的艺术家来港，也邀请台湾的艺术家来港，让三地艺术家进行文化交流。大家在一起不谈政治，不谈经济，只谈中华文化，因为大家属于同一个谱系，让大家来共同接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大家共同来探讨怎样吸收外来的文化，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共同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文楼认为，要推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文化，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这样才能明白自己文化的优点，知道要继承哪些优秀的文化，拿什么和西方的文化进行交流。同样，西方的文化我们也需要了解，否则我们就不知道向西方学习什么，还会拿来一些不能为我们所用的东西，方向上甚至会走偏。

　　由于对传统文化的深沉之爱，文楼和内地艺术家的交往很密切。他说，自己和吴作人、华君武、刘开渠、李可染等内地的很多艺术家有交往，还去过内地很多地区，包括少数民族地区，比如在新疆，就看到木卡姆很普遍，很受当地人的喜爱。这让他感受到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内地的传统文化资源非常深厚，内地有一批优秀的艺术家，文楼希望利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国内的艺术家一道走向世界，还可以利用内地的美术教育经验，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用国际化的艺术语言和媒介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尽管形式和语言可能是西方的，但思想是中国传统的，表达的是属于自己的感受。对于艺术家们经常谈到的国际性问题，文楼认为，所谓国际性，应该是在先有民族性的基础之上。众多民族优秀的因素组合起来，才构成了国际性。艺术最高的境界是个人风格，但是每个人都脱离不开他所处的文化环境，时间、空间都脱离不开。古为今用，是时间和空间的交叉；洋为中用，是空间与空间的交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提出是很有见地的，但是真正做到是不容易的。继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不只是在理论上，也要在实践上，还要在情感上参与。

　　谈到香港的美术教育，文楼说，香港大学、中文大学都有艺术系，但是没有系统培养美术人才的学科设置。很多美术专业人才基本上都是在国外培养的。这样的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才，对国家缺乏认同感。加强教育，弘扬传统文化在实现香港回归的过程中十分重要。文楼曾经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过书，也在香港大学教过书。文楼说当时还是殖民地的教育架构，港英政府对于文化艺术的重要性很了解，他们的手段就是让香港人放弃中华传统文化，和国内脱离，让香港人和国内同胞沟通有障碍。特别在官方机构、学校教育中坚持他们的整体政策，就是重英轻中、重外轻内。总结香港的历史，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

　　香港没有一所美术专业学院，这是让文楼最遗憾的事情。文楼说，香港没有专业的美术学院，自己曾经试图联系各方面力量来建立一所美术学院，但是操作起来很难。香港的教育一般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政府办学，政府拥有很多资源和管理人才；第二种是商业办学，他们主要把资金投向通俗艺术；第三种是民间办学，办学者是一批有理想、有信仰的人，但是他们没有资源，缺乏相应的管理人才。政府应该在美术人才培养方面给予关注。

　　文楼一方面关注着香港美术的发展，一方面也在提升着自己的艺术，在自己的艺术中实现回归。他把自己的艺术之路分成三个阶段。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６７年是他的“探索”时期。因为在之前的艺术教育中接触的大多是西方的艺术思想，当时的他“感觉很迷茫，不知道自己从哪里开始，要到哪里去，要怎样寻找自己的根”。之后，文楼参加了一系列的社会活动，结识了大量的朋友，这让他开始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海外中国人，我的作品是中国人的作品！”于是文楼开始重新认识祖国，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他坚持以文化艺术为途径，将中华文化作为自己追求的内容和灵魂。１９６５年，文楼前往欧美做为期一年的艺术考察和研究，当他从欧美满载而归，准备积极投入创作时，香港文化艺术界掀起了一场“认识中国、关心社会”的“文化回归”运动，文楼再次积极地投入到这些活动当中。这也正是他艺术创作的“回归”期（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７５年）。“这一时期的作品，已经明显地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但仍是表面性的，形式化的。”１９７８年，祖国内地改革开放后，文楼的创作也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再探索”期。在熟练运用现代雕塑技法的基础上，他希望更彻底地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雕塑史上有所创新。这个新的目标，具体地落实在了他以“竹”为主题的“文人雕塑”上。文楼说，竹子在中国绘画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尤其在“文人绘画”当中。而雕塑历来都是手工匠人的工作，是没有艺术地位的。他主张雕塑也要建立在一定的文化修养基础上，即“文人雕塑”。

　　文楼介绍说，自己的雕塑一般都是在内地制作，最初的时候是在成都金牛区，后来在中央美术学院制作，也有一部分在广州制作。谈到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雕塑时，文楼说，自己带头设计的回归十年雕塑，类似一座纪念碑，但是比纪念碑丰富，运用了抽象的手法、抽象的语言。雕塑的主体是由金色和银色两部分合成树立的主干，表示两种制度互动，中部是围绕着主干的圆形部分。中午时分，雕塑的影子投影到地上，是一个“中”字。整座雕塑表达的意义就是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雕塑制作完成之后，将会坐落在新界的大埔公园里，让香港艺术家和市民来从中体味回归十年的变化，继续在中华文化发展的路途上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