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文化界，这位８４岁的老人举足轻重，半个世纪以来，他笔下的书剑江湖，给整个华人世界营造了一个完美的英雄侠客梦，而在现实生活中，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也大义凛然、激情豪迈，不少故事被人们传为美谈。他，就是中国文联荣誉委员金庸。在香港回归十周年的历史性时刻，我们在香江之畔，拜访了这位温厚长者。

金庸正在接受本网记者采访

　　我从小就赞同香港回归

　　很多人读过金庸的小说，很多人也熟悉他一手创办的《明报》，但不是很多人知道，当年在香港回归的历史大事件中，金庸也是一个参与者。抚今追昔，金庸今日谈起当年事，仍是有声有色，感慨甚深。

　　很佩服邓小平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了解到您当年其实很早就参与到香港回归的工作中来了，１９８０年的时候，中央就邀请您去内地访问，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金庸（以下简称“金”）：当时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过来和我商量，问我能不能去内地，和中央领导人见见面，我说我很想见见邓小平先生，另外希望到内地各地走一走。于是他们就给我安排。据说我是第一位被邀请去内地的香港新闻界人士。１９８１年的时候，我到了北京，包括我太太、我的孩子，我们都见到邓小平先生了。

　　记：当时见面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金：当时是在人民大会堂安排见面。我们住在北京饭店，是由廖承志先生派车来接我们。去之前，我对太太说，你的皮包什么的不要带了，进大会堂是要检查的，不方便，我们空手去吧。因为接我们的车来得晚了，等我们到了大会堂的时候迟到了，看见邓小平先生已经站在门口等我们。我忙说，对不起，我们迟到了。邓小平先生说，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我很想见你的。我们就一起走进去。邓先生穿一件夏威夷的衬衫，我们穿的是西装，打着领带，很正式的。邓小平先生就说，我们是“粗人”，很随便，你们也不要客气，请把西装脱掉，穿衬衫就可以了。进去后我们就坐在一起。他说他右边耳朵听力不太好，就请我坐在他左边。他抽烟，我也抽烟。他就不断地给我烟抽，记得是熊猫牌的烟，我说您这个烟很好，他说，是的，这是云南烟。他还给我衣服里放了几包，让我带回去抽。抽烟的时候，他帮我点烟，我说，您是长辈，我不敢当。他说没关系，今天见面我们就是朋友了，以后都是朋友，你给我点烟也好，我给你点烟也好，都没有关系，不要在这些小问题上拘束。

　　记：您在见邓小平先生之前，好像就在您报纸的社论里写到过他？

　　金：是的。那时侯是江青批判邓小平，我就在《明报》上写社论，说批邓是不应该的，邓小平对党和国家的贡献是很大的，不应该批他。邓先生知道这些情况，他对我说，你们对我很支持啊，多谢你们。我说，这个不用讲，您对国家有贡献，我们应该支持。我是发自内心地支持他。

　　记：当时你们谈到许多话题？

　　金：邓先生给我讲的话题很多，那时候国内的《参考消息》也转载过，我回来后也写文章，登在《明报》上面。记得在一路走进去的时候，他还给我讲笑话，说你写的武侠小说我很喜欢看。我说，写得不好，请您指教。他说很好的，很有意思。我说，您工作太忙，这些小说没什么内容，不用看的。他说，不是的，消遣时读是很好的。

　　记：他提到您的武侠小说，您当时有什么感觉？

　　金：我觉得彼此的距离就很接近了，气氛很融洽。

　　记：后来又谈到了什么呢？

　　金：他后来提到《明报》，说你们《明报》的意见，大致上很好，但有一些我们也不能完全同意的。我说，当然了，我不是共产党人嘛，你们的意见，我有些同意，有些也不同意，也会批评。他说，那也很好，有不同意见就要批评，你能给我们真诚的批评，我们就是真正的朋友。如果一个朋友总是说好，那也不是朋友了。真正的朋友，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学问好，见解多，正直，有错误要谅解，这就是好朋友。

　　记：有没有谈到香港的问题呢？

　　金：当时也说到这个话题，香港问题当时还没有确定的想法，但他的态度是很坚定的。他就是说，香港我们是一定要收回的。怎么收，没有讲，当时“一国两制”的方法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来。最初英国是不想交回的，提出这样那样的说法，但是邓小平说，香港我们一定要收回，主权不能谈判，你不交回也要交。

　　记：您当时的态度是怎样的？

　　金：我是赞同香港回归的，我从小就赞同香港回归，因为都是中国人嘛。英国人很无礼地来侵略中国，把香港割走，后来九龙、新界也被霸占了。租借９９年，期满了就要交回中国，这是条约规定的。其实现在我们香港的水还是靠广东东江来的，和大陆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大陆不供水，香港马上就要垮掉的。后来我们知道邓小平公开讲，不交回也要交回，你不交我们总有办法收回。我很佩服。一些外交官拖拖拉拉的，邓小平就一句话，干脆，明确。

　　记：您特别佩服邓小平？

　　金：是的，我很佩服邓小平先生。他在政治生涯中，三落三起。他指挥淮海战役，指挥得很好，我写武侠小说，心里是很佩服英雄的。邓小平先生对国家的贡献很大，是一个大英雄。

　　记：还谈到其他有关香港的话题吗？

　　金：有的。他知道香港人不喜欢内地的生活方式，说你们有些人害怕也是有道理的，你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这么多年，当然不习惯一下子改变。我还说到台湾的情况，我说蒋经国先生也给我说，说他们反攻大陆也停止了，两个党不打了，要和谈。我很同意。但有一点要说明，就是内地的生活方式台湾人过不了，所有产业都全部公有了，这个制度他们不能接受。我当时对蒋经国说，你们反攻大陆就不要了，大陆也不会来打你们。你把台湾建设得很好，对中国就是很大的贡献。蒋经国先生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我考虑考虑。我说你反攻大陆是没有希望的。大家和平共处，你把台湾建设好，他们把内地建设好，大家都好，不是很好吗？

　　记：当时提到过“一国两制”这样的想法吗？

　　金：当时还没有。不过邓小平先生问我，你说社会主义有多少种啊？我说我没有研究过，不知道啊，不过我觉得社会主义样式很多，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是不一样的。我们大家都跟苏联学，学来学去都是这一套，不一定对的。各个国家应该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邓先生说，您讲的我有一点是同意的，就是社会主义在每个国家是不同的。有些国家经济发达，有些国家经济比较落后，落后的国家和先进的国家就不能用同样的经济制度，我们和苏联就不一样，中国就不能完全照抄苏联，我们有自己的国情。我说，中国人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商人很少，中国人就能经商，世界各国都有华商，很成功，中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发展经济。他说，是的，我们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可能大家都一样。

　　记：谈的气氛很融洽。

　　金：是的，谈了很多话题。后来还谈到内地，谈到干部不再终身化。邓小平先生问我几岁，当时我五十几岁，他又问其他几个工作人员几岁，说年龄大了做工作也是很辛苦的，他马上要退了，然后说你们还年轻，你们再做１０年也应该退了啊。以后领导干部要年轻化，而且要知识化、专业化，懂农业也好，懂经济也好，要懂一个方面，不能光懂打仗。

　　记：这次见面之后，和邓小平或他的家人还有接触吗？

　　金：后来有一次，他让女儿到我这里来要我的一套书，我说应该送给邓先生，就送了全套，请他指教。他们叫邓先生老爷子，说老爷子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拿来看几页，但也不能看多了，看多了就一直看下去了，所以看几页就打住，必须睡觉了。

　　回绝英国首相 笔战末代港督

　　记：您在香港文化界一直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当年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您的立场一定很受关注吧？

　　金：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邓小平见面商谈香港问题后，回到香港曾单独约我见面。她说，邓小平一定要收回香港，您怎么想？我说，那您交还给他啦。她到香港来，约见我们这些所谓的舆论领袖，是希望我们支持英国人，表示香港人民不愿意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但是我说，我是中国人，我是拥护香港回归中国的，香港人也是拥护回归的。她就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就说，这个问题就不谈了，说点别的。香港是中国的地方，应该归还给中国，这个是历史主流，是不存在商量余地的。英国再强占下去是不可能的。

　　记：听说您后来还在《明报》上发表文章，和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辩论香港回归的问题？

　　金：是的。这个很有意思。彭定康现在是牛津大学校长，而我在牛津也待过５年，也是他们的荣誉博士，算是彭定康的校友。彭定康当年也和我谈过好多次，他希望我在香港问题上支持他，可我还是公开地反对他，在报纸上写文章。虽然他当时是港督，但他也没有办法。

　　 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

　　记：您后来是怎么成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呢？

　　金：香港当时还没有政府代表，新华社就代表政府，来问我的意见，希望我参加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我是回绝了的。我说我在组织《明报》，《明报》立场是很中立的，共产党有好的方面要讲，有不好的也要讲。如果参加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好像就是受全国人大任命了，变成中国政府工作人员了，那就不能站在客观立场上办报了，所以我说我不做。

　　记：但事实上后来您参加这个工作了。

　　金：是的。后来新华社的人又来邀请我，告诉我香港很多工商界领袖，都答应做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他们对共产党人也有批评的，参加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也可以批评，没有关系。基本法就是要从法律上制定对香港有利的法律制度，起草基本法和办报是两回事情。这样讲了以后，我就答应参加了。我觉得是为香港做事，对香港未来发展有好处。制定基本法的时候，为香港的利益着想，也为中国的利益着想，不违反这两个利益，就可以的。

　　记：当时具体的工作是怎样的呢？

　　金：起草委员会分５个小组，分别讨论不同的内容。我是第三个小组香港方面的组长。主要讨论香港的政治体制，香港将来的长官叫什么名字，拥不拥有立法机构，立法委员怎么选，有什么权利等。

　　记：讨论进行得顺利吗？

　　金：当时对于香港的政治体制，英国方面还主张三权分立，这个影响还有。邓小平先生讲得很干脆：三权分立不可以，对中国不适合。我个人也认为不可以。我说在美国、英国，也不是真正的三权分立，美国最高法院的１２个法官全部是总统任命的，那也是行政主导，美国的三权分立也是一种形式，没法真正实现的。不信我们可以去美国考证。很多人觉得我太保守了。还有关于普选的问题等。我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它不可能独立，不能按他们说的那个办法选，我还说你们可以去美国外交部门问问，看美国的选举是怎么选的，他们也是间接选举的。

　　记：听说后来基本法通过后，您写过一篇有关的文章在《明报》发表？在香港回归的第二天，您也写了文章？

　　金：是的。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香港终于回归了，不容易。举行回归大典的时候，我没有去现场，在家里看电视。第二天我写了一篇文章，拥护、庆祝回归，主要表达一种心情，后来香港政府还颁给我一个大勋章，是最高的荣誉了。还有画家把一些对香港回归有贡献的人，都画在一幅画中，里面有我，我很高兴。

　　剑桥读博为求学

　　记：听说您现在在剑桥读书，您早就是香港大学、北京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许多世界著名大学的荣誉博士，怎么现在会想起来去读书呢？

　　金：说实话，在牛津也好，剑桥也好，荣誉博士算是最高的了，接下来才是教授、院长，所以我申请念剑桥的硕士、博士，这就好像一个学生六年级毕业了，又回去念一年级。他们一开始是不同意的。我就苦苦哀求，我说我羡慕你们学术风气好，图书馆好，我不是来读学位的，就是想来学习。你们不让我读，我就去牛津，所以后来他们还是接受了，因为两个学校还是有竞争的。校长讲，你是中国人里第一位得到剑桥荣誉博士又来读书的。

　　记：那您是真的按照一个学生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吗？

　　金：是的，我在剑桥就是真正做一个学生。因为他们说，你来学习可以接受，但也要写论文，进行答辩，你要上学也要学术委员会接受你的论文题目才行。

　　记：那您选了什么样的题目呢？

　　金：他们也问我你打算写什么题目，我选的第一个题目是《匈牙利人和匈奴人的关系》。匈牙利人和匈奴人在历史上是不是有关系，我很感兴趣，想探讨这个问题，觉得匈牙利人可能是历史上的匈奴人过去的，但西方人当然不接受这个观点，认为匈牙利人是中亚、西亚另外一个民族，自己发展起来的，和中国没有关系。

　　记：这个题目通过了吗？

　　金：没有。这个题目说出来，当场有一个教授是研究匈牙利的权威，他说，有一本关于匈牙利的书，你觉得里面有什么地方写错了？我说，不好意思，你说的这本书我没有看过。他又说，那没有关系，还有一个德国学者，１９世纪的，关于匈牙利他有一个什么意见，您认为这个意见对不对？我说我也没看过，对不起。他说，这两本都是研究匈牙利的权威著作，你都没看过，那对匈牙利的研究还是不够的。然后他又讲了一通匈牙利文，问我什么意思，我说对不起，我也不懂匈牙利文，他说那这个题目你不能做的，要不我先介绍你到匈牙利去学匈牙利文。我说那既然我学问不够，那就另外选题目吧。

　　记：那等于您的第一个题目被否掉了？

　　金：是这样的。我又说我去过大理，想写大理和唐朝的关系这样一个题目行不行。于是又有一个权威专家出来，讲了一通藏语，问我什么意思，我说对不起，我也不懂藏文。他说那你不懂藏文你也不能做这个题目，因为大理和西藏的关系很密切，大理的文化是归于藏派的，研究大理不懂藏文是不行的。

　　记：看来剑桥的治学是很严格的。

　　金：我就说那我再换一个吧，我还是写唐朝李世民吧，我觉得“玄武门之变”不应该是传说的那样，我认为不是他把哥哥弟弟杀掉了才坐上皇位的，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的。他们听了后说这个很新鲜，可以做。于是就写这个题目了。论文是在香港通过电视电话来进行的答辩，进行得很顺利，这个硕士论文就算过去了，后来就顺利地具备读博士的资格了。现在剑桥同意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唐朝的王位制度，我还想去西安、北京去收集资料，今年准备去攻读博士了。

　　记：听说当年在剑桥读书的徐志摩先生是您的表兄，在剑桥有没有回忆起他？

　　金：是的，剑桥里很多人知道他，他们很重视徐志摩，他在剑桥写过很有名的诗。剑桥的校长也请我写。我说那我写一副对联吧：“诗声书声缱绻学院道，歌韵琴韵缠绵叹息桥。”主要说那里环境幽雅，是读书的好地方。他们把对联放在了学校的河边。

　　喜欢鲁迅巴金沈从文

　　记：您出生在书香门第，一生喜爱读书，平时喜欢读什么书？

　　金：我热爱中国文化，喜欢的很杂，喜欢的书就看。中国是一个大的名字，琴棋书画、中医药、武术等等，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遗留下来的，才汇聚成一个大的名字叫中国。

　　记：您对传统文化的造诣是大家都熟悉的，不知道对近现代以来的文学大师们有没有关注？

　　金：我很喜欢鲁迅、巴金等大文学家的，很佩服他们。

　　记：您为什么佩服他们？

　　金：鲁迅对中国不好的地方很坦白，我的小说《鹿鼎记》就借鉴了鲁迅先生的《阿Ｑ正传》，主人公韦小宝有坑蒙拐骗、贪污等等这些坏习性，也有中国人的讲义气的好习惯，就是想写一部分中国人的典型形象。阿Ｑ也是一部分中国人的典型形象，他的精神胜利法，很典型，抓住了一部分中国人的特点。

　　巴金很了不起，他小说写得好，最了不起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讲了一些违心的话，后来他很坦白，说那些是不应该讲的，有这样一种胸襟，不容易。

　　沈从文的文章文字好，没有欧化，我非常不喜欢中国文章写出来像外国文章，现在我修改自己的作品，目的之一也是想把里面的外国话都去掉。

　　新武侠不能钻老套子

　　记：现在有很多新的武侠小说作家出现，不知道您是否关注他们和他们的作品？

　　金：关注的，我现在很想看新的，希望朋友有新的作品可以寄给我，我现在有时候出差还看旧的，比如古龙的。

　　记：您对新的武侠作品有什么样的评价？

　　金：基本还不错，但有一个大缺点，就是脱不了老套子。我自己写小说，第一本里的人物故事，差不多第二本就不再写了，现在新的作家大都是在模仿旧的作家，这不好的，一定要钻出来。他们独创的地方也有，但不多，应该越多越好。

　　记：怎样改变这个缺点呢？有没有建议给后来人？

　　金：多想。如果想不出就不要写，不要动笔，旧的没有什么好看，我不鼓励后来人仿照我的套路写，什么时候想出新的东西什么时候动笔。我希望年轻人能超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