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代会：直面“主旋律”的对话

徐虹 曲志红

　　从《苍天在上》开始，近年来我国文坛上涌现出一大批直面社会矛盾、揭露丑恶现象的文学作品，《抉择》、《中国制造》、《大雪无痕》、《至高利益》、《大法官》等等，一部接着一部，以贴近现实生活、反映社会问题、传达群众心声吸引了大量读者，产生极大的社会效应，也为文学创作带来一种气势、一种人气，成为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引人注目的亮点和热点。

　　也许正因为如此，对这些被称之为“主旋律”作品的创作发展、优劣得失，无论领导部门、普通读者还是文学界自身，都投以热切的关注。正在举行的作协六代会上，代表们对此也有很多的想法和看法。

　　“这些作品越来越锐利、越来越深刻了。”评论家曾镇南把这种进展首先归功于生活。他说，社会、时代的发展变化本身，为文学创作的深化提供了大量素材。比如说反腐败，这几年党和国家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力度有目共睹，当然地成为反腐败题材创作最好的基础。

　　的确，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党在文艺工作中一直大力倡导的方向。但这种倡导只是一种思想上的要求。作为一个作家，要在创作上体现这种要求，遵循的绝不能仅仅是一种理念，而是生活本身。

　　“有时生活中一件素材的激发，可能比很多理念更能打动作家，触动作家。”先后创作了《西部警察》、《车间主任》、《大法官》等作品的青年作家张宏森谈到，他也曾热衷于所谓“个人化写作”，沉浸于一些曲折的理念、暧昧的表述而自得。而最终促使他转型的理由只是，“我无法漠视正在发生的一幕幕现实活剧，以及身边父老兄弟的欢乐与忧伤”。

　　许多像他一样受生活感召的作家，带着满腔激情投身于关注现实矛盾，关注社会热点的文学创作，但仅有激情并不能使自己的作品成为真正的文学精品。文学界甚至很多读者都曾经历过一些体验，有些很重大的主题，很重要的题材，但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就是让人看不下去,致使很多读者和观众曾经一听“主旋律”就“不感冒”。

　　虽然生活和艺术是相通的，但要在创作中真正把生活演绎为艺术，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家们在“主旋律”作品的创作中，开始更注意艺术表现力的开掘，特别是深入人物内心的刻画。从《天网》到《抉择》到《十面埋伏》，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张平作品的文学性不断加强；而周梅森从《人间正道》到《中国制造》到《至高利益》，在主题不断深化的同时，人物形象的刻画也日趋丰满。

　　“我想把社会的话题转化成文学的话题，塑造出文学的新人物。”以表现农村现实生活而跃上文坛的年轻作家关仁山，深切感悟到自己的作品要不断超越过去，必须从关注问题的层面向关注人的精神的层面深入，提高艺术品位。他的这番思考，体现出整个作家群体一种自觉的意识，很多作家创作中都在为此努力。这些努力使我们越来越多的“主旋律”作品好看了，也耐看了。作家出版社社长张胜友的看法是，这种“变脸”决非只是几本书、几部戏好看了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它为今后主旋律文学创作昭示了一个重要启示和新的追求。

　　期待突破，这是作家本人和整个文学界对主旋律作品的热望，更是文学发展和广大读者的期盼，但任何一种突破的面前都会有艰难的过程。“这是异常痛苦的一段路程”，被人们以为一路顺风的陆天明，竟深藏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种种苦恼。

　　这类作品的创作，优势在于贴近现实，关注现实，而劣势很大程度上也在于此。他说，我们创作中触及的社会矛盾，提出的问题和思考，可以说距离生活太近了，来不得半点虚假，也来不及更多的沉淀思考，有时还要受到种种方面的干扰，这都容易给作品留下不少遗憾。也许就是从这个角度说，许多主旋律作品被认为“粗糙或非文学”等。

　　对这种历史的或题材注定的局限，他认为还可以坦然面对，因为随着社会生活的演变，人们包括作家对生活的认识都在逐步深化，“比如我在写《苍天在上》时，对腐败、对贪官的认识就十分简单，觉得他们太坏了。但几年过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不那么简单了，一个人、一个官员的腐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还有社会、家庭、体制等等许多因素，是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所以到《大雪无痕》，我对腐败官员的刻画就不那么简单化、脸谱化了”。

　　但对另外一些人为的或观念上的障碍，他就有些愤而不平，难以接受了。陆天明说，总有些人对关注现实题材的创作心存某种误解，以为这是“走捷径”，对这类题材的作品一概斥之为“非文学”。他认为，面对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面对这巨大变革中人们的精神蜕变，文学不去表现那将是无可挽回的失职；而有没有能力加以深刻、全面、艺术的表现，那是对当代文学提出的最大的挑战。

　　“我们今天的创作也许只是初步的尝试和探索，为后来人趟平一些道路，打开一些禁区，但这是我们自己认为应该肩负的使命，应该付出的代价，因为我们无法回避社会和时代的呼唤。”让陆天明无比感动的是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支持，“他们的热烈响应使我们在负重前行的道路上勇气倍增。”

来源：2001年12月21日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