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月２６日，由中国文联离退休干部局和中国艺术报共同主办的亲历中国文联改革开放３０年老同志座谈会在京举行。图为原中国剧协副主席、秘书长刘厚生在座谈会上发言。中国文联网 孟祥宁 摄

　　１９６４年我从上海调入北京，开始担任《戏剧报》（后改名《人民戏剧》）的副主编。“文革”后有几年在文化部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才回到中国剧协，之后，我开始担任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全面参与剧协的各项工作，并与方杰同志共同担任《人民戏剧》主编。１９８３年《人民戏剧》刊发“１９８３年首都戏剧舞台中青年优秀演员奖”的评选通告，自此中国戏剧界有了自己的第一个专业戏剧表演类奖项，也就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我们又创办了中国戏剧节、戏曲论著奖评选、推荐剧目演出等一系列活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只有中国戏剧“梅花奖”和中国戏剧节这两项活动最终保留下来并逐渐开枝散叶、日益红火，但是当时工作内容的丰富和同行们的热情却一直是我记忆犹新的。转眼间，将近３０年过去，尽管我在１９９１年就已经从行政职位上退下来，但却还经常参与着戏剧界的各项活动，亲身经历了３０年来中国戏剧发展与变革的每一场浪潮，感受了它的每一段疼痛、欣喜，甚至每一次细微的叹息……可以说，回首来路感触颇深，但相比之下，最令我心念不忘的，还是中国戏剧在回首总结的同时，从实践到理论，如何面对当下与未来。

　　中国戏曲舞台上自古就有一种创作传统存在，这种传统就是现实主义的力量。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而是要真实地表现历史，真实地反映现实，也就是说真话，而在方法、风格色彩上则是多元化。这种现实主义的力量一直是戏曲文学的主流，支撑着舞台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到了现当代，它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就是新编历史剧的产生，中国戏曲剧种分为古老的和年轻的两类。古老剧种比较凝固，如何表现现代生活一直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而新编历史剧的出现则是一种较为自然的发展方式。

　　３０年来新编历史剧佳作不断出现，如京剧《曹操与杨修》、《廉吏于成龙》、《骆驼祥子》，淮剧《金龙与蜉蝣》，川剧《巴山秀才》、《金子》，甬剧《典妻》，昆剧《班昭》，梨园戏《董生与李氏》等，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在戏曲领域的丰硕成果。正是由于这些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剧目出现，大大克服了过去那些公式化概念化甚至反历史主义的倾向。

　　第二方面就是戏曲演出样式上的转变。以京剧为例，产生二百年以来，主要以折子戏为演出样式，但近几十年来，整本戏渐成主流，这明显是一种进步。整本戏的兴旺正来自于人们对于现实生活更加深刻理解的需求，人们从对舞台上片断表演的玩味，开始转向对生活复杂经验的思考。

　　这两个变化，一个是从题材上来说，新编历史剧越来越多，是现实主义力量推动的结果；一个是从演出样式上来说，折子戏的片断表演转变为整本戏的完整表演，根本上也是靠现实主义力量的推动。这两方面蕴含的精神是一致的：忠于现实、忠于生活。

　　中国戏曲理论自明清以来就有深厚的积累，但大都是零散的，按照现代眼光看来，并没有建立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列主义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基础，自建国后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如何结合中国戏曲实际情况进行更为深入与全面的理论总结，在我看来应该说还没有完全完成。《中国戏曲通论》、《中国戏曲通史》等大部头著作的产生，体现了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文艺思想，是重大收获，但距今也有２０年的时间了。

　　中国戏曲要想适应新的文化环境，重寻自己的时代坐标，就要求理论研究必须深入结合实践，在实践中发现、争论、研究并解决问题。自从１９５１年的“五五指示”之后，国家再没有针对新形势新问题出台过具有明确导向性的戏曲改革新政策，这与理论研究对艺术实践指导的失位有密切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国家的戏曲政策必须要等到中国戏曲的理论大厦全部建好才能制定，就中国戏曲本身的复杂性与历史沿革来说，要想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绝非一日之功。

　　这些年来我们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还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研究方法的刷新还是研究视野的开拓，相比过去都有了很大发展。随着大批年轻学者加入到研究的队伍中来，力量的增强也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希望。在这种欣喜的局面面前，完全可以整合整理出实践中的几个大问题，由政府出面，将这些问题以国家级研究课题的方式向理论界提出研究与攻克的要求，自然会有众多响应的声音。

　　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舞台实践，我们所取得的成就都来自于我们对现实生活——改革开放大时代，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的尊重，是从对具有时代精神现实生活的深刻感悟和总结中得来的，这是我们回顾过往所获得的最为宝贵的经验，当前，我们仍然需要去坚持，去发掘现实生活不断给我们带来的启迪，只有这样，我们的戏曲才能从实践到理论取得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