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月２６日，由中国文联离退休干部局和中国艺术报共同主办的亲历中国文联改革开放３０年老同志座谈会在京举行。图为原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负责人丁宁在座谈会上发言。中国文联网 孟祥宁 摄

　　改革开放的３０年，是伟大与辉煌的３０年，各方面成就非凡。这３０年文艺界也走过了辉煌的历程。我仅凭记忆谈谈粉碎“四人帮”后到改革开放之初这一段时间自己印象比较深的几件事情。

　　１９７６年秋，“四人帮”垮台了，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曾经被打乱的文艺队伍，重新集合，文艺家们抖擞精神走上岗位。１９７６年冬，我从“发配”地刚回北京不久，诗人李季就急匆匆催我工作：“许多老同志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了，你自己是怎么考虑的呢？”我说，“做什么？等着组织研究。”他火了：“现在叫哪个组织给你研究，有工作就做嘛，难道还等人‘请’吗？冯牧那里正缺人手，大家忙得头都炸了。”于是，我来到刚刚成立的文化部政策理论研究室，政研室最初由冯牧负责，后来由我负责。这就是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的前身。

　　在政研室，我参与了文艺界的拨乱反正、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中国文联的恢复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人士迅速行动，筹备恢复在“文革”中被彻底砸烂的中国文联和各文艺家协会。１９７８年５月，恢复全国文联及各协会筹备组成立，林默涵任组长，张光年、冯牧任副组长，冯牧兼任秘书长，后增任魏伯为副组长。５月２７日至６月５日，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距１９６３年中国文联三届二次全委会已相隔１５年之久，这是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一次盛会。全国文联副主席茅盾给会议致开幕词，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作了题为《文艺的春天》的书面发言。他说，现在，我们要来一次新的思想大解放，一切有志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文学家、艺术家，没有理由不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大胆创造，希望大家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放开笔来写，深刻地、光彩夺目地反映这个伟大时代。会议宣布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剧协、中国音协、中国影协、中国舞协正式恢复工作，中国美协、中国曲协、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中国摄影学会也将陆续恢复工作，并筹备召开第四次全国文代会。

　　文联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之后，在周扬领导下，成立了第四次文代会总报告筹备起草组，我在该组做具体的组织联络工作，大家积极性非常高，起草工作进行了半年多。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第四次文代会召开，这是我国文艺史上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盛会。会上作家、艺术家发言都充满激情，那个气氛和规模，真是笔墨难以形容。大难之后重逢，大家又都悲喜交集。大会的秘书长李季乐滋滋地忙前忙后，每天都要服大量药品以防止心脏病发作。

　　“四人帮”垮台后，文艺界开始出现振兴景象。我们政研室设立的理论组，撰写了一批颇有影响的文章，批判“四人帮”的“黑八论”和“文艺黑线专政论”，推动文艺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当时，我还参加了很多文艺界拨乱反正、繁荣创作的研讨会。经过拨乱反正，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及后来的“文艺黑线论”，“四人帮”加在文艺界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被逐渐得到纠正，被其否定的“十七年”文艺工作的成就得到正确评价，一批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或者反动的作品得到了平反，文艺界精神枷锁解除了。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开始进行实质性调整，很快为“右派”分子进行摘帽平反工作，这是很大的动作，原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对政策落实工作抓得很紧。我们政研室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负责很多具体的落实政策工作。我与同事们走访了一大批受“四人帮”迫害的作家、艺术家，为他们落实政策。我们去看望骆宾基老人，在一间阴冷、昏暗的牛棚，虽多年不见，老人却一眼认出了我。他一字不谈“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只一遍一遍地说：“我真庆幸，能和大家在一起迎来了盛世！”老作家姚雪垠，得知中央、文化部派我来了解他的情况，大受感动，热泪滂沱。当谈到《李自成》的写作时，他雄心勃勃，坚信自己能完成百余万字的巨著。我到安徽为赖少其等艺术家落实政策，听说还有一位被打成“里通外国特务”的美术家韩美林，我找到他，他从晚上８点对我诉说自己的苦难，直到深夜。后来我把他的问题，层层反映，一直通报到当时省委书记万里那里，美林终于得到解放。

　　思想的解放、政策的落实、组织的恢复，必定带来文艺的繁荣，新的时代，老中青三代文艺家都极其活跃，开始以新的精神投入创作，文艺领域可说是非常蓬勃。荒凉已久的文学园地，“伤痕文学”先声夺人，老作家徐迟脍炙人口的《哥德巴赫猜想》和柯岩令人耳目一新的《奇异的书简》、《特邀代表》等报告文学，在反映四化建设方面的新事物、新人物，开风气之先……重获新生的文艺界和中国文联，以昂扬的精神投入四化建设的洪流，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真正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