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诚实的电影是一种生活态度。”这是陈国星写在微博卷首的一句话。为庆祝建党90周年，陈国星以新时期学习实践雷锋精神优秀代表郭明义的真实故事为蓝本拍摄的主旋律献礼影片《郭明义》自7月15日全国公映以来引起强烈反响，而此片正是陈国星导演对其上述电影理念的一次躬身践行。拍电影的人有很多，但把它作为一种生活态度的恐怕没几个；诚实二字说来简单，但把它和艺术虚构融为一体却不容易。在陈国星的电影创作道路上，有许多这样看似对立的元素，他不断在电影理念和拍摄手法上探寻二者的统一，制作出更多双赢甚至多赢的作品。

    艺术 市场

    1987年，陈国星以助理、副导演之职跟随水华、钱江、王君正导演拍摄了8部电影之后，接下了第一部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电影剧本《山魂霹雳》。其时他已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正期待着牛刀小试、独立拍片，但手中这部反映大瑶山隧道建设始末的主旋律影片却是令北影众高手犯难的题材，陈国星凭着自己曾在北京铁路分局机务段当过两年司炉工的生活体验，和新手拍片志在必得的冲劲，以及对影片叙事散文化、抒情性的独特追求，硬是把这块难啃的骨头啃了下来。初次独立执导，即获业内好评，陈国星也因此和主旋律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0年，陈国星拍摄的《情惑》在某城市与周润发主演的《八星报喜》一起试映，他亲眼目睹观众兴高采烈地看完《八星报喜》，而在《情惑》开演不久后纷纷冷淡退场，这一幕给他冲击很大，让他充分认识到市场的严峻，开始进行自我反思。“一部电影的成功与否最终都要接受票房的检验”，他很快摒弃以前那种不了解大众口味和需求的想当然的创作理念，尝试制作大众喜闻乐见的喜剧片，《离婚大战》《临时爸爸》《编外丈夫》《爱情傻瓜》《一家两制》，只看片名就足以令上世纪90年代初娱乐至上的大众心向往之，这些喜剧片成本低廉、制作精巧，又有当红喜剧明星葛优、蔡明等助阵，收益颇丰。

    当人们几乎要给陈导冠上喜剧导演的头衔时，陈国星却忽然来了个180度转身，投入主流影片《孔繁森》《横空出世》等重大题材的拍摄。问他为什么在独具一格的喜剧片势头正劲时戛然止步，“总是拍喜剧片，小制作、家庭化，导演无法发挥真正的才能，电影这种全方位的视听艺术也无法物尽其用，重大题材影片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导演大有可为。”陈国星导演给出这样的回答。这一次回归，他带着对市场需求的感性认知，并不是《山魂霹雳》的自我复制，而且停拍喜剧片不等于放弃商业电影的拍摄手法，艺术追求与市场需要期待着一个平衡的支点。

    艺术 真实

    “大地最高的地方是阿里，天空最低的地方是阿里，人最诚实的地方是阿里……”人们不会忘记这支歌，还有那位寥落光影里穿着藏服孤独起舞的汉族干部。《孔繁森》《横空出世》等影片塑造的英模人物孔繁森、冯石、陆光达因平凡人性背后的高尚人格而深入人心，这得益于陈国星对“真实”二字的精当把握。陈国星摒弃传统的宏大叙事和全景视角，以写意画的笔法勾勒人物，个体的行迹为泼墨，历史的钩沉为留白，无论荒莽的雪原，还是苍凉的大漠，他的人物都饱含深情，镜头都富于诗意。为了达到一种抒情散文式的真实之境，陈国星及剧组演职人员克服高原缺氧、气候恶劣，为拍摄孔繁森给小学送红旗的一幕，在雪山山顶搭建学校模型；他们嘴唇干裂、皮肤黑红，摄影机因承受不住过低的气温，常常无法正常工作。但是陈国星说，我们吃的这些苦，遇的这些险，跟真正的孔繁森所承受的，简直没法比。

    陈国星电影的真实，在于他从英模人物身上寻到平凡，又从小人物心中见出伟大。影片《黑眼睛》的剧本原是一个带有灰姑娘色彩的故事，但当陈国星亲身接触人物的原型，他发现这个盲人姑娘的性格魅力远比好莱坞式的虚构吸引人，为了拍好这个人物，他重新结构整个情节，以散文诗般从容的镜头语言塑造了一个永远会向看不见的世界绽开无邪笑容的女孩。选择水上芭蕾运动员出身的陶虹作为盲人姑娘丁力华的扮演者，曾一度遭到投资方的反对，因为那时的陶虹没有名气，也不漂亮，但陈国星认为，陶虹具有的倔强性格和作为运动员的良好身体素质非常适合丁力华这一角色；在人物的把握上，他引导演员寻找真实的感觉，拒绝过强的“表演感”的呈现。丁力华这一角色的成功塑造，要归功于陈国星对“真实”的坚持。

    这一时期，陈国星致力于勾勒的两类人物的轮廓渐渐清晰——平凡的英雄和不平凡的小人物在艺术片《聊聊》中实现了对话。一位在战争年代失去爱人，永远追忆、怀缅过往的退伍军人与一名活在当下的女大学生，通过陪伴与交流，从代沟不可弥合到心灵彼此靠近，陈国星从生活真实到艺术虚构的转换已游刃有余。

    艺术 主旋律

    说到“主旋律”，陈国星强调“我不是专门拍主旋律的导演”。作为一名早期拥有丰富商业片经验的导演，他指出，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拍摄观念和大众的普遍期待有一定断层，美国的《巴顿将军》《拯救大兵瑞恩》也是主流意识形态主导的影片，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在票房上丰收和在奥斯卡奖项上大包大揽。中国的“主旋律”应考虑主流观众的接受方式，有时甚至要以此为出发点，做到既震撼人的心灵，又能达到商业目的，“电影拍出来必须要卖掉，最大限度地让观众看到它、喜欢它、热烈地欢迎它”。

    由于陈国星的影片不追求故事完整，而是散文式的写意呈现，他要求每一场、每一段落的戏都要特别精彩，要让观众不停地获得审美愉悦，“即使只是过场也要有好看的东西给观众”。故而他的新片《郭明义》中有郭明义四季如一日迎着熹微的晨光步行上班，有白血病患者惊心动魄的生命之舞，有女儿坐在离家的火车上为父亲的大爱无声潸然落泪。点点滴滴的细节有力地支撑着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发展的轨迹。

    这样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感动中国”的普通工人，郭明义的事迹最初连导演、剧组都很难相信，在拍摄过程中他们不断与原型接触，不断探讨，最终理解了他的平凡、他点滴奉献的幸福。陈国星认为，这个时代的英雄更趋向于平民化，他们代表着普遍的价值观。电影与新闻宣传不同，需要运用个人视角与个性化的艺术处理，人物从生活中来，但不宜针对性太强、过于原型对位，有时甚至不得不舍弃新闻宣传中的某些重要关节。此外，还要了解观众乐于接受的电影符码，按照接受的规律进行“编码”，一切只为拍出“好看的主旋律”。

    有这样一个导演，他塑造了很多在困境、逆境中坚持故我的人物。他一边说，电影没人看，真的很难受，一边说，我会坚守下去。他认死理儿、一根筋，拒绝被定位，拒绝重复自我，永远在诚实与艺术的两极笃定地往返。他的名字叫陈国星。他影片中的人物走过的那条路，他在他的艺术生涯中也一丝不苟地走着。

（编辑：晓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