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朱德、陈毅的湘南起义部队和毛润之的井冈山部队胜利会师。正是初夏，井冈山万物葱茏，植被丰茂。会师后的井冈山有与这个季节相得益彰的生机勃勃、热气腾腾。可我不幸成了一名伤员。
昔日的我生龙活虎，可在两军的会师大会上，我躺在担架上被抬着进了会场。所有的人为我欢呼，因为我是为两军会师出生入死的勇士，其中声音最大的肯定是我的将士。我在担架上欠了欠身向他们挥手致意，可是我的脚伤让我痛得咧嘴。
三个月前在宁冈召开的前敌委员会扩军会议上，我担任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参谋长兼第一团团长。在现在的红四军成立大会上我担任了十一师师长兼三十一团团长（三十一团是秋收起义部队）。在稍后成立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我又被选为特委委员，边界政府军事部长。
可是这些职务对我不过是虚名。我无法履行我的职责。我几乎所有时间都躺在医院里，工作都是由别人代办的。我做了十一师师长，可代替我当师长的是我的兄长毛润之。我的三十一团团长之职由朱云卿代替。我真正的身份，只是井冈山根据地的一名伤员。
我先后住进了小井、中井红军医院。我以为我的枪伤并不严重，伤在脚踝部位，并不是要害，我让医生把子弹取出来，我想，取出子弹之后再养一阵就可以重上战场。当时医院条件非常简陋，不要说消毒的西药，就连做手术的麻药也没有。为了能上前线，我让医生在没有任何麻药的情况下切开我的脚板。可是医生切开我的脚板后，用竹片制成的粗糙无比的镊子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那两粒该死的弹头。
我的全身都浸在水里，可怕的疼痛摧毁了我。我的血流了一地。不是鲜红的，而是黑紫色，并且有难闻的腥臭味。我的身体正在发生可怕的变化，这与我多年来精心塑造的勇士形象相去甚远。
我以为上天只是要取消我行走的权利。我以为我顶多成为一名残废，大不了回老家，陪着母亲和妻儿，在农村拄着拐杖看着夕阳了却一生。可是我料不到那反复切开的伤口已经进驻了死神，他肯定是一名穿着国民党军服的阴险的家伙。
我的脸越来越瘦，越来越苍白，而腿肿得越来越大，颜色在加深，仿佛是一件铜铸的雕塑那样金光闪闪，甚至肿到了小腹。我的身子变得无比难看。那条肿胀的腿，是任何宽大的裤管都容不下的，我索性剪开裤子，让肿腿裸在外面。那本该是打着绑腿走在行军路上的强健有力的腿，可是现在，无数苍蝇围着它飞舞。作为这条腿的主人，我无比难堪。
我知道那是一场更为残酷的战斗。与伤病作战，是远比与国民党部队斗争还要艰难的厮杀，因为你看不到对手在哪里。我在讲武堂和黄埔军校学到的所有战略战术以及毛润之在实践中发明的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在这场战斗中都派不上用场。
没有药。我知道我的死期不远了。
4
我终于要说到盐了。
在井冈山，盐这种寻常人家五味盒里再普通不过的晶体，成了无比珍贵的东西。国民党在通往井冈山的路上设置了重重关卡，他们叫嚣，即使把一粒盐绑在鸟的腿上，他们都要把它打落在封锁线上。即使是秋天的霜、冬天的雪，他们都要尝尝是不是咸的。他们要用封锁盐和药品的方式，把红军困死在井冈山。
部队有不少战士因为久吃不到盐已经全身浮肿，行动乏力。一支肌体浮肿的部队怎么才能打胜仗呢？我听说，在行军途中，有的战士倒下去就站不起来了。而更多的战士，他们湿透军衣的汗水里，也闻不出一点咸味儿了。在没有消炎药的情况下盐也是杀菌、防止感染、清洗伤口的替代药品，我亲眼看到，有很多伤员，他们的枪伤因为没有盐的清洗，已经开始发生大面积的溃烂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在井冈山进行的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其实就是一场盐的战争。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井冈山军民个个都成了捍卫盐的战士。大家一起动手用陈年老墙的泥土熬制硝盐，代替食用的盐。这种方法熬出来的硝盐味道不太好，很苦，但总算可解一时之急了。也有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从国民党控制区偷偷向根据地运送食盐，他们把盐藏在竹筒内、货郎担里、篮子底下、双层底的水桶内，但最后都被国民党军发现了。有一个叫聂槐妆的井冈山妇女，把食盐溶化在锅里，让棉衣浸泡其中，待棉衣把盐水全部吸收，再烘干，穿在身上，外面罩上一件面衫，趁天黑通过封锁线，爬山过坳找到红军驻地，脱下棉衣用水稀释，烧干，一次可以得到不少盐。可是最终，她和其他同志一样，引起国民党士兵的怀疑被捕，活活受折磨而死，年仅21岁。她以为只要把盐的白色隐藏起来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可是棉袄上令人疑窦重重的咸味出卖了她。
我这个废人，赖在医院里的老病号，也有机会加入到盐的战斗中来了。
三十一团的战士前来看他们的老团长，给我带来了一小包盐作为礼物。我再三谢绝，这么珍贵的东西应该献给在前线杀敌的战士、医院里其他的伤病员，而不应该给我这个苍蝇围绕的废人。可盛情难却，最后我还是留下了这一小包盐。
我的舌尖，多么想尝尝这久违的让人馋诞欲滴的咸味呀。
我的伤口，多么想享受一次痛快淋漓的清洗呀。
可是我没有用它。在我眼里，那已经不是盐，那是足可以让整个部队提高一倍战斗力的重型武器。
不久这包盐派上了用场。医院里已经断了盐，有一个星期没有给伤员用盐水洗伤口了，野地里采的金银花熬的水并没有什么作用。我把这一小包盐从枕头下拿出来，希望医院里所有的轻重伤员都能痊愈，到前线为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奋勇杀敌。
我献盐的举动在井冈山根据地四处传播。士兵们都为我而感动。可是，他们不知道，我根本不是什么高风亮节，而是我知道，这些盐对我毫无作用了。
我的脚肿得越来越厉害。我在医院里和伤员们一起大声说笑和唱歌，事实上，我经常发高烧。我的伤口生了蛆虫，它们四处爬动，仿佛那伤口是地狱之门。空气中布满了难闻的气味。我常常痛得彻夜不眠，为免得影响大家的休息，我咬紧牙关，绝对不喊出声来。
我又一次得到了提升。1928年底，湘赣两省调集重兵进攻井冈山，红四军决定将主力引向赣南，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而我，一个只适合躺在担架上的伤员，一个很长时间以来只能与自己的枪伤作战的战士，被留下来担任红五军的参谋长，与红五军一起守山，用我的所学，制定作战方案。
但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斗。井冈山失守了。红五军突围出山，我这个废人，被当地百姓护送到小井金狮面的石洞里。
我像一条狗一样躲在荒芜人烟的山洞里。没有人。除了几把生的黄豆，没有粮食。我衣衫单薄，又冷又饿。
我经常在洞口看着雪漫天飞舞。我会大声问：有人吗？可是只有风在呼啸。只有雪扑扑地从树上落下来。
我不仅成了瘸子，还是哑巴和聋子。我是谁？我来到这荒山野外干什么。我的自言自语是哪里的口音？
望着满山的雪我会出现幻觉。这是上天撒下来拯救我们队伍的盐么？有了这些盐，我们的800多名伤病员决堤的伤口就可以堵住合拢，我们的士兵可以强健地去冲锋战斗。我也可以得救，重新威武地站在我的士兵面前。
我在进行我一个人的战争。我是我的军长，师长，团长，营长，我也是我的士兵。我是我的战友，也是我的敌人。我的身体里有两个我，一个是被寒冷、饥饿、伤病、孤独、冰冻纠缠不休的我，一个是在枪林弹雨中无所畏惧的充满了求生愿望的不屈的我。
40多天后，当地方上的同志找到我，我骨瘦如柴，胡须拉碴，神志不清，差不多奄奄一息了。
可我知道，我赢了。我依然活着。我把赢了的我不屈的我当做红军，把输了的被寒冷、冰冻、伤病纠缠不休的我当做白军。俗话说，两军交战勇者胜。我依然是那个胜利的勇者。
5
我的死期越来越近了。
山洞里的折磨彻底摧垮了我的身体。我身体的战壕一片狼藉。我生命的城池随时攻陷。每到夜里，我就仿佛听见我的伤口响彻死神的嚎叫。我经常烧得神志不清。我看着那一条发光的肿胀的丑陋无比的腿，心都要碎了。
我住在永新县一座叫蕉林寺的寺庙里。寺庙里的佛像端坐在莲花宝座上。佛像前有供人朝拜的蒲团。我心中也有一个祭坛，那是我信仰的关乎民族和民生的“主义”。而我要和无数死难者一起，成为牺牲，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这个祭坛。
我的眼前一阵模糊，似乎听到了一阵由远而近的脚步，有人在暗中窃窃私语。那是死神派来的催命无常么？我似乎看到了父亲。他一身戎装，威风凛凛，他死的时候我不到10岁，我记不清楚他长什么样子。我听到他在空中唤我，要我去陪着他。我与他走了一条不同的路，但也有赫赫战功，我不知道今天的样子能否让他满意。
我把自己使用多年的一支勃朗宁手枪交给了守在一旁的战友——这意味着我已经准备向命运缴械。我曾经希望枪管里的吼叫唤醒更多中国人的血性，而现在，我希望我的枪，能发出我喉咙里的吼叫，永远葆有我生前的血性。
我将被时间遗忘，历史会翻开新的一页，仿佛我从未来过这个世界上。可是，这一切都不重要。我带着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完成自己的使命然后死去，如此的一生，我称心如意。
6
我叫张子清，小时候曾叫张涛，生于1902年4月，属虎，死于1930年5月，享年28岁。
我曾经担任过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营长，后来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第五军参谋长。我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警卫员，是那里全部苦难的象征。
不，我其实就是一粒盐，一粒普通的盐，经过战火的冶炼，消失在时间的水里。一粒穿灰色军装的盐，融化在中国革命的血管里，成为摧毁黑暗、腐旧世界的一切勇气、血性的源泉，成为让旧中国的巨大创口迅速愈合的良药。
我很早就知道，只有无数的盐融化于中国的血管，才能把那颗跳动了五千年的衰老不堪的心脏重新激活，才能让全身乏力、两腿虚弱的中国站直了身躯。
为了让中国站立，我抱着融化的决心，死而无憾。抱歉，我有些累了。让我睡一会儿。嘘，世界，请安静。
（作者系江西省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创作评谭》主编）
（编辑：晓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