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国上下共贺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本版特推出几代美术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与背后故事,这不单是在缅怀历史、追忆往昔,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全新的历史时空中,在一个个或经典或崭新的艺术形象刻画中,回望中国共产党辉煌的90年历程,以美术的名义让今日的年轻一代想一想过去生活之不易,现在生活之幸福,未来生活之希望。 ——编者
延安新市场 王胜利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将办
6月27日,由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将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90华诞,辉煌的90年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奋斗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开辟民族伟大复兴正确道路的奋斗史,也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中国文联、中国美协精心策划,周密安排,认真落实,用艺术方式回顾中国共产党90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功伟绩。
早在2010年3月,中国美协便召开了在京著名美术家采风创作座谈会,征求办展意见;2010年5月至9月,历时近半年,组织百余名知名美术家分成五组,由中国美协主席团成员分别带队,分赴革命纪念地江西井冈山、瑞金,陕西延安、榆林,贵州遵义,甘肃会宁、腊子口,湖南韶山,河北西柏坡进行创作写生。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家瞻仰革命遗迹、参观革命纪念馆、走访老革命及其后代、召开座谈会,身临其境地感受当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感叹如今革命老区的崭新面貌,感怀安康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从中汲取革命精神和艺术营养,触发创作灵感,把鲜活的形象和心灵的感动融入美术创作之中。期间,中宣部、中国文联召开了全国艺术家赴革命纪念地创作采风活动座谈会,对采风活动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和交流,并提出了新的要求;2010年10月12日,中国美协再次组织召开“建党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在京美术家座谈会”,通报展览策划,听取专家对于办好展览和作品创作的意见和建议,为成功举办展览做了充分的准备。
经过一年多精心的筹备和发动,创作热情被充分调动的全国美术界交出了一份答卷。美术家在缅怀历史、珍惜现在、展望未来中,饱含深情地用画笔描绘了90年来党的辉煌历史。许多著名美术家也特别为展览精心创作,93岁高龄的王琦创作了《独木成林》,92岁高龄的孙其峰创作了近年来最大尺幅的作品,88岁高龄的黄永玉创作了巨幅中国画作品《九荷之祝》。著名美术家力群、彦涵、侯一民、刘文西、詹建俊、刘勃舒、李焕民、冯远、刘大为、杨力舟、吴长江等也都拿出了自己的精心之作。参加写生团的孙景波、王克举、张彦等美术家为了明确创作意图,其后他们再度奔赴所要表现的革命纪念地,体悟、感受、写生,寻求满意的表达主题和表现形式。同时,主办方还调集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美协及总政文艺局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举办的美术作品展中的优秀作品参评,最终近400件精品力作参展。
此次展览是近年来中国美协组织的参展规格最高、著名美术家参与最多、规模最大的美术作品展览之一,其中,80%以上的展品都是美术家们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专门创作的新作,是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时代脉搏,展现当代美术家才华的优秀作品,是一次当代中国美术的大巡礼,也是全国广大美术家向党的生日献上的一份厚礼。 (美文)
金沙水拍云崖暖 孙景波
背后的故事
1977年,当时四川的美术工作者要创作《百万农奴站起来》这一主题,我们有一个创作组,一行7人一起去了西藏。很多年过去了,这种感受一直都保留在心中,后来多次去过四川的藏族同胞聚集区,画了大量的写生稿。在我的多年对藏族题材的创作中,的确有一些转换,有一些随着时代而变化的形式和内容。我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采用一种纯真的眼光来描绘藏族人民,要更加注重表现西藏人民原汁原味的生活。在作品《喜马拉雅》中,画面的人物的处理很有特点,各个年龄的牧民、村干部、儿童都有写生的原型,我没有美化。作品的主题是偶然遇到一个村子的人去看戏或者说是去参加一个节日的聚会,他们的那种装束、表情都是“原汁原味”的,丰富而各具特色。 ——徐 匡
延安大生产运动号召自力更生、突破封锁,艰苦奋斗带来了边区整个经济的繁荣,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当时建了一个新市场,后来叫做市场沟,题字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本来毛主席要亲自题,后来毛主席说,“八路军中有大书法家,我不能提这个字”,他就直接提出让舒同题字。
《延安新市场》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就已经产生了这个构思。中央在战争年代就重视发展经济,我看过一些历史照片,当时市场是非常繁荣的。在画面处理上,整个构图是质朴的,一个历史题材,不能用现在人的方式去理解,它不符合当时那个历史,而且我认为不要把领袖形象高大全,尽量让他自然。画面中几个重要人物,一个是侧面的毛主席,林伯渠是正面的,然后一个妇女抱着小孩,一个男的在市场上买东西,背一个布袋子,里头有酒有肉、有豆腐,还有酒葫芦,这反映出边区生活那种自力更生后的富足情况,人民群众生活富足了才能有经济能力支持抗日战争,支持前线八路军。 ——王胜利
我在云南工作过14年,对云南的感情比较深,今年又专程回到金沙江写生。其实早在1968年,我就想创作红军长征到云南的这段历史,1972年也曾组织了几个小分队,分头到乌蒙山、金沙江一带,了解当年红军过云南的历史事迹和故事,两个月的时间画了很多速写,记了大量的笔记,但最终停留在草图阶段。
今年3月,我到金沙江时,感觉那里变化很大,当年只有百十人的金沙江渡口,现在已经建成了一个小镇,有数千人口。
在金沙江边我画了两张油画写生,因为我想到“金沙水拍云崖暖”,选了一个傍晚,夕阳落照,整个山笼罩在夕阳的暖光底下,确实是“云崖暖”,那个暖色调就出来了。1972年我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也画了油画写生,但中间还有一座笔架山,如今已经没有了。于是我在创作的时候,在同一个角度又把笔架山加上去了。
这张画让我用一句诗来描述,应该是李太白的那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也就是1935年红军从这里离开,70多年以后我所看到的就是金沙江面平静地流淌,那段历史已经深深地藏在一个时空里了。我坐在江前虽然有诸多感触,但这个时候“无胜于有”,没有人的画面,能够让我更多地想象当时那种历史画面。 ——孙景波
刘少奇同志与安源矿工 侯一民
四位“80后”美术大师畅谈“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与我”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全国各地纷纷组织有关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展览活动。新中国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既有对革命事件的真实描绘,又存在着在真实社会现象和革命事件的基础上为服务于革命宣传和教育而进行的艺术化再创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部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先后组织画家进行了两次革命历史画创作,其中产生的如徐悲鸿的《人民慰问红军》、冯法祀的《越过夹金山》、罗工柳的《地道战》、高虹的《毛主席在陕北》、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王盛烈的《八女投江》、罗工柳的《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上》、詹建俊的《毛泽东同志在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侯一民的《刘少奇同志与安源矿工》、靳尚谊的《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等都是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精品。6月21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博讲堂”首期开讲,侯一民、全山石、詹建俊、钟涵4位“80后”的美术大家讲述自己与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故事。
侯一民谈《刘少奇同志与安源矿工》和《毛泽东同志与安源矿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作品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都是用生命画出来的,比如胡一川的《开镣》,根据的是他多年坐牢的经历,画面的技术很笨,但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我在1959年和1979年分别完成了《刘少奇同志与安源矿工》和《毛泽东同志与安源矿工》这两件作品。它们的创作源于我对煤矿题材的偏爱,在我心里,矿工是非常令人尊敬的,是了不起的,就像毛泽东说的,他们是‘最能战斗的阶级’,所以现在有些画家把矿工画得像黑鬼,我就有点受不了。
1959年,我为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订件作品,到安源去了三次。第一稿不成功,因为它突出了刘少奇谈判的场景;第二稿我通过深入采访,看到很多具体的人的史料,我的主题就变为‘我们不愿做奴隶,我们不愿做牛马,我们愿做人’——画面的重心就在工人身上了,于是我就选择了很多矿工的形象,比如刘少奇右边拿镐的工人、童工的形象……后来,我用一个印刷工作模特,把各种形象的可能性试验出来。最终的定稿里,我选用了黑、白和矿工发黄的皮肤的颜色作为主色调,构图上选用的是从中间向外喷涌的构图方式。
1962年,我在中央美院教书时有半年的创作假,就开始起草《毛泽东同志与安源矿工》。这段时间我去了大同煤矿画速写,像研究演员一样去观察矿工。‘文革’之后,我去了很多太行山脉里的小煤窑,那里还完全靠手工采煤,我从中认识到更多的人物和生活。一个构想就出现了,毛泽东在提问:我们一个人就是一块小石头,敌人很轻易就能踢开,而如果我们团结起来,不就是一块大石头了吗?这也是点燃矿工最初革命火焰的场景。所以我将画面的最中间部分提亮,把毛泽东的形象放在这里,之后在四周又设计了一些有疑虑的工人的童工形象,还有两个年轻人的脸上出现笑容,表明了革命未来的希望。”
英勇不屈 全山石
全山石谈《英勇不屈》和《娄山关》: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和罗工柳老师一起创作《前赴后继》和《井冈山上》这两张作品。最初的创作不太顺利,后来周扬来看我们的画稿,他说,以前画得悲惨,现在要画得悲壮。这样的说法提示了我。后来罗工柳老师负责画《井冈山上》,我就全力创作从《前赴后继》改名的《英勇不屈》这张画。创作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主题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我们出生以前的事,如何体验?我们的方法就是访问前辈、收集资料,以此回到过去。1978年,我画《娄山关》,在娄山关呆了18天,为什么?我要看到‘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景象,但天天下雨。当时的日子也比较艰苦,我们住在老乡家,一个饭盆,猪吃完,用水涮一下,盛上饭我们吃……但最后我们等到放晴的天气,那个景色真的就像是诗作里表现的那样。”
詹建俊谈《狼牙山五壮士》:
“1959年,我画《狼牙山五壮士》时28岁,如今50多年过去了。回想起当年我刚在中央美院参加工作,接到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任务,让我从一些题目名单中选择一个来进行创作。我就选择了《狼牙山五壮士》,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离我们的时代比较近,而且五壮士的事迹也深深打动了我。但我们是没有亲身经历的,就必须想办法感受实际的情况——充分寻找文字资料、图片资料、口头资料,才能对历史情境有所感受。
当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在拍《狼牙山五壮士》的电影,借着这个机会,我也去采访了当年幸存下来的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前辈,我把画稿给他看,对他进行了采访,还给他画了画像。之后,我又到狼牙山地区体验生活,住在当地兴建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的工地,画了很多山体素材,又找到当地很多干部群众了解情况。回北京后,画稿的内容就非常充分了。”
钟涵谈《延河边上》:
“年轻的时候,我没有工农群众生活的经历,但对工农生活有心理上的钟爱,所以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就找了很多反映延安历史时期的图书、图片,还多次去延安革命旧址参观学习。1960年,我参加了王式廓先生主持的第二届油训班,选择了《延河边上》这个题材进行创作,1963年初夏,我去延安,和蔡亮他们一起创作。我把毛泽东放在画面的中心,由此做出了很多的构图,其中有一个是毛泽东和一个农民一起背朝观者向前走的场景。蔡亮看到之后就说:‘行了,不要再整了。’当时大家也认为,这张不错,人物少的好,不需要很多情节。
回到北京之后,罗工柳先生看了我拿回来的画稿,看到这张之后,说:‘你就画这个。’所以我依靠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毛泽东的照片,画出了这张《延河边上》。1966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准备收藏这张画,结果‘文革’来了,画作就放在中央美院的仓库里,后来画作破损了。2000年中国油画学会举办展览,想要展出这张画,我就在1999年重新创作了这张作品。”(记者 张亚萌)
(编辑:晓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