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话剧百年之后不久，我们又迎来了曹禺先生的百年。

    曹禺一生创作了《雷雨》、《日出》、《原野》、《蜕变》、《北京人》、《家》、《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等十数出话剧。这些戏的绝大部分我都看过，有的看了甚至不止一遍两遍，像《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就看过人艺几代演员、几代导演处理的不同版本。就像通常我们是通过阅读小说来认识一位小说家一样，我们认识和了解一位剧作家也只能是在剧场里，在他的剧作被导演和演员呈现在舞台上的时候。有很多剧作家，时间一长，就被人们淡忘了，原因就在于，他的戏先已从舞台上消失了；而我们仍然记得曹禺，怀念曹禺，就因为他的戏不仅仍然活在舞台上，而且，活在观众的心里。

    曹禺的戏剧创作活动开始得很早。《雷雨》是他的第一部作品，创作于1933年，那一年他24岁，是个将要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如果从他翻译外国剧本算起，那就更早了，大约只有20岁左右。但是，他的创作一旦开始，便如油井喷发一样，不仅强劲有力，而且源源不断。继《雷雨》之后，1936年，创作《日出》；1937年，创作《原野》；1939年，创作《蜕变》；1940年，创作《北京人》。至此，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已全部完成，他在中国戏剧史上的不可替代性已经确立，他已经像一座丰碑矗立起来，而且，至今也还没有人能够超越。而那时，他只有31岁，刚过了而立之年。

    思考曹禺的戏剧人生很有意思。事实上，长久以来我们所看到，所认识，所了解的，只是曹禺的青春或青春的曹禺，他的一生都被青春的光芒照耀着。他使我想起有人说过的一句话：戏剧是青春的艺术。说起来，曹禺笔下的人物全都生活在旧时代，与我们相隔已经很远了，为什么还能使我们感动、激动、震动，或者沉醉和共鸣呢？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让我们感受到青春的敏感和不安，尽管也有伤感、迷茫、惶惑和恐惧，但没有麻木不仁，没有心静如水，没有如老僧入定般的逃离，没有一锥子扎不出血来。也许，今天这个时代，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作为人，我们仍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有时候，这种困扰甚至不是减轻了，而是更加严重了。我们平日浑浑噩噩地活着，神经也早已麻木，很多事情见怪不怪。只有当我们坐在剧场里观看曹禺戏剧的时候，舞台上所呈现出来的人生的某个情景或场面，也许才有可能使我们麻木的神经得到一点刺激，从而使我们有所觉悟，有所惊醒，至少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这有点像禅宗的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

    前几天我看《日出》，再一次得到了很生动、很具体的感受。很多人都说，今天的某些社会现象，甚于陈白露生活的那个时代。但我们所看到的依然只有曹禺。我不知道，这是曹禺的荣幸还是我们的悲哀！无论繁漪，还是陈白露，她们的身体里都灌注了曹禺青春的热血，他把他的年轻的生命给了她们，使她们的形象能在话剧舞台上成长，常演常新，成为中国话剧百年人物画廊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曹禺31岁以后的作品，虽然离我们更近些，却很少有机会在舞台上看到它们。即使看到了，也有很强烈的陌生感。这是曹禺的悲剧，而这个悲剧可能比他的戏剧本身更让我们感到震撼。固然，我们说，曹禺是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但那是他31岁以前，甚至是24岁时所达到的高度。这个高度后来很少有人可以企及，包括他自己。难道中国戏剧很老了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还有没有返老还童的可能？所以，在曹禺百年之际，我们除了向曹禺致敬，向大师致敬，更要向青春致敬。有青春，才有戏剧！

（编辑：李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