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是中国现代话剧之父、著名剧作家曹禺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北京人艺重排演出曹禺的“四大剧”——《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原野》作为纪念。在北京、天津、湖北、上海，不同形式的演出、展览纪念活动如火如荼。
与此同时，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曹禺现象”也被重新提起：这位23岁就写出《雷雨》的天才剧作家，在39岁之后到他去世的47年间，再没能写出一部令他和观众满意的作品。对此曹禺的女儿万方对南都记者直言不讳：“我父亲被扭曲和异化了，一直到死，他都没能真正回复到他写《雷雨》时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他晚年最大的痛苦就在于此。”
1
终点
“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
2010年9月7日，万方去看纪念曹禺百年诞辰的首场演出———新排的话剧《日出》，陈好饰演陈白露。
看剧过程中，万方敏感地注意到：在演员对话停顿的间歇，坐得满满的剧场里非常安静。她不由得想起近20年前，父亲曹禺病重在床，让她替他去剧场看一场《雷雨》。
那天，看完戏回来，曹禺急切地问她：小方子，观众反应如何？“我说，剧场非常安静，针掉到地上都听得见。爸爸就特别欣慰，他躺在床上，深深吸了一口气，就好像说，啊放心了。”
“父亲晚年很少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万方说。9月24日是曹禺的百年诞辰纪念日，而整个九月，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纪念演出遍地铺开。演出的纪念剧目包括《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原野》，这些都是曹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
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学生曹禺在毕业前夕写下了《雷雨》，当时他23岁。
北京人艺的老编剧梁秉堃是曹禺的学生，他掰着手指给南都记者算了一笔账：“从23岁到33岁，十年间曹禺写了七部戏，包括《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等，差不多有五部是可以传世的。而他39岁(开始)，(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47年里，只写了两部半戏：《明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现在已经没人提。他后半生的创作远远无法与前半生相比。”
曹禺生前对此有清楚的认识。1983年春天，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应邀来华，到曹禺家做客。吃饭时，曹禺拿出好友、画家黄永玉写来的信念给米勒听。信中黄永玉对曹禺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
这封信被曹禺小心地裱在一本装帧讲究的册子里。那天，他让英若诚将信中的话一字一句地翻译给米勒听。米勒事后回忆道：“曹禺念着信的时候，神情激动……我真不明白曹禺恭恭敬敬地把这封信裱在专册里，现在又把它念给我听时，他是怎么想的。”
万方明白父亲的想法，她记得有一阵子曹禺每天都拿这封信出来，看很多遍。上世纪90年代初，曹禺每天忙于各种社会事务的应酬。万方记得，有天夜里她突然听到睡在隔壁的父亲大声喊她，曹禺说：“小方子，我想从窗子里跳下去！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每天用嘴活着！”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痛苦，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有段时间，曹禺枕边总放着一本《托尔斯泰评传》。有时，他看着看着突然一撒手，大声说：“我就是惭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你知道吗？”
“我亲眼看到爸爸的晚年被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他想重新获得写《雷雨》时候的力量，但是他已经被异化了，他已经不是他，已经回不到原来那个曹禺了”，万方说。
2
天才 《雷雨》时期创作的狂飙
原来的曹禺是怎样的？
1933年，曹禺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写完了酝酿五年的四幕话剧《雷雨》。次年，慧眼识珠的巴金在读到《雷雨》后被深深打动，极力推荐后，1934年7月《文学季刊》第三期全文发表了《雷雨》。
1935年4月，几位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将《雷雨》搬上舞台，当时正在东京的郭沫若看后撰文，大赞《雷雨》是一篇难得的力作。
8月17日，《雷雨》在天津举行国内首次公演，立即引发轰动，评论家李健吾说“《雷雨》现在可以说是甚嚣尘上”，并赞其为“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
1936年，上海有剧团演出了《雷雨》。
曹聚仁曾写道，《雷雨》的演出，使它与“各阶层小市民发生关联，从老妪到少女，都在替这群不幸的孩子们流泪。而且，每一种戏曲，无论申曲、越剧或文明戏，都有了他们所扮演的《雷雨》”。茅盾后来也有“当年海上惊雷雨”之赞。
曹禺一夜成名。等到1936年，他的新作《日出》发表时，由萧乾主持，天津《大公报》副刊邀请了当时文坛上几乎所有大家，包括茅盾、巴金、叶圣陶、沈从文、靳以、李广田、朱光潜等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盛况空前。
同年，应校长余上沅的邀请，曹禺受聘为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授，后担任教务主任。大批学生慕其名而报考该校，此时曹禺26岁。
《雷雨》从一开始就被视为是一部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郭沫若就曾评价：这个戏表现了资产阶级家庭错综复杂的恋爱关系。鲁迅则在看过《雷雨》日译剧本后对到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中国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的左翼戏剧家曹禺。
但当时，曹禺的想法跟他们并不一样。在日本首次演出前，吴天、杜宣等留学生曾写信给曹禺，信中说：“为着太长的缘故，把序幕和尾声不得已删去了”。曹禺当即写了回信，表示欢迎他们演出，并谈了他的想法：“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对演出删去序幕和尾声他表示了惋惜。随后他在《雷雨·序》中进一步解释：“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
曹禺的这封信发表在《杂文(质文)》月刊1935年第2号上。编者在文章后面还写了一个按语：“就这回在东京演出情形上看，观众的印象却似乎完全与作者的本意相距太远了。我们从演出上所感受到的，是对于现实的一个极好的暴露，对于没落者一个极好的讽刺。”当时围绕《雷雨》的讨论，几乎无一例外是关注其中暴露的“社会问题”，比如婚姻问题、家庭问题。
当时，左派的理论家对曹禺的评价并不高。比如田汉就曾称其对鲁大海的塑造是“对整个工人阶级的辱骂和污蔑”。周扬在1937年写的评论也批评《日出》“没有写出帝国主义来”。
1937年曹禺的第三部大戏，写农民复仇的《原野》在上海演出时，正逢全面抗战爆发，剧场没有几个观众。而在另一个剧院上演的抗战话剧《保卫卢沟桥》，却盛况空前。
1938年，曹禺在一个“战时戏剧讲座”上发表演讲称：“一切剧本都可以说有着宣传性的……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有意义，不是公子哥儿嘴里哼哼的玩意儿”。在当时全民抗战的氛围下，他对戏剧要义的阐述已经有了很大转变。
1937年，《原野》在靳以主编的《文丛》第一卷第2-5期上连载。1940年曹禺开始创作《北京人》，翌年公演。1942年初曹禺辞去剧校教职，到重庆唐家沱，创作改编巴金的《家》。
3
改变 挖去“创作思想的脓疮”
“曹禺的第一次创作危机就发生在写完《家》之后”，《曹禺传》作者、曹禺研究会会长田本相告诉南都记者，从《雷雨》到《日出》到《原野》、《家》，曹禺每一部作品都有新的探索和自我超越。而1942年之后，他似乎用光了自己的“生活库存”，开始尝试抗战时期流行的历史剧写作。
田本相认为，曹禺最丰富的“生活库存”，就是资产阶级家庭和没落的封建家庭及知识分子的生活。在改完《家》之后，曹禺似乎对他得心应手的这些题材已经挖掘殆尽了。另一方面，一开始就写出《雷雨》这样的作品，使他要再度超越自己变得很困难。
1938年曹禺在重庆首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与曹禺是天津南开学校校友，并在南开新剧团有共同的戏剧导师。1940年和1941年，曹禺创作的话剧《蜕变》和《北京人》先后在重庆演出，周恩来都看了，并找人在《新华日报》发文支持《北京人》。作家陈白尘曾回忆，当时国共双方都很重视争取曹禺，国民党方面由张道藩做工作，拉曹禺入党，被他婉言推辞了。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受此影响，曹禺决定写反映工人的《桥》。“《讲话》传到重庆，那时我不能全部弄懂。但我觉得应该反映现实斗争，应当去写工人农民。”曹禺到重庆一家私人钢铁厂调查了两周，创作了《桥》的前两幕，讲述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斗争的主题。田本相认为，《桥》这部剧作尽管对现实的思索更深刻，但是“当他又一次逼近现实，他在艺术上就粗糙起来，不如他过去的一些杰出的作品，这倒是很令人费解的。”
1943年曹禺远走西北，到敦煌旅行，为历史剧《三人行》和《李白和杜甫》寻找素材。尽管这次旅行对他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但这两部剧最终未能写出来。
在周恩来安排下，曹禺在两年后见到了来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
之后，抗战胜利，还在创作《桥》的曹禺受到美国国务院邀请，与老舍一起访问美国。他俩3月启程，上海剧演协会等文艺界同行举行了欢送会。
临走前，曹禺找到茅盾，请教他去了美国该讲什么？茅盾说，要讲文学是有社会意义的，不只是娱乐。后在美国他们见到林语堂，曹禺果然讲文学应当具有社会意义，林语堂当即起来反驳，谈文学“性灵闲适”的趣味主义，发生一场短暂的争执。
1947年1月，曹禺悄悄回国，经黄佐临介绍到文华影业公司工作。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给他很大心灵打击。国民党接受日统区的大员的横征暴敛，更让他对国民政府失望，并在1948年推出了他导演的电影《艳阳天》。
1949年2月，曹禺在周恩来的邀请下，由上海转道香港，前往北平。6月曹禺参与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0年2月即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此时曹禺的心情是极为兴奋的，他后来曾回忆：“那时真是高兴，知道国家站起来了。”
万方曾说，父亲是一个感性远远大过理智的人，而且比一般人要突出许多。曹禺曾这样解释自己的作品：“《雷雨》所显示的，是我所觉得天地间的‘ 残忍’……我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相。因为它太大，太复杂……写《雷雨》是一种感情的迫切的需要。”“《日出》里的太阳指的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我不是一个太理智的人。”
曹禺是从国统区来的作家中，最早一个自我反省的作家。没有任何外力敦促，他主动要自我批判，“把自己的作品在工农兵方向的X光线中照一照，挖去自己‘创作思想的脓疮’”。
1950年10月，曹禺在《文艺报》第3期发表了《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对自己过去的作品进行了否定和批判。
与1935年辩解《雷雨》“不是社会问题剧”的时候相比，曹禺此时的想法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自己批判《雷雨》是“悲天悯人的思想歪曲了事实，使一个可能有些社会意义的戏变了质，成为一个有落后倾向的剧本。这里没有阶级观点，看不见当时新兴的革命力量……”
曹禺开始动手修改旧作。1951年，开明书店邀他出版剧作选集，他借此对《雷雨》、《日出》和《北京人》做了修改。修改后的《雷雨》，原本忍辱负重的侍萍有了斗争精神，见到周朴园就大骂“杀人不偿命的强盗”。周萍完全成了一个玩弄女性的纨绔子弟。鲁大海则被改写成一个勇敢有觉悟的工人罢工领导者。人物的“阶级本性”更加突出了。
曹禺的修改基本是按照周扬在1937年发表的一篇《论〈雷雨〉和〈日出〉》来修改的。这次主动修改并没有获得好评，作家张光年等人就有批评。周恩来也不赞同，他曾说，《雷雨》之所以能站得住，就是因为“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
到了1954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曹禺剧本选》时，曹禺又恢复了三部作品的原貌。“现在看，还是保存原来的面貌好一些。”曹禺在前言中说道。
4
困境 “明白了，但精神已经残废了”
日常事务日益增加。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曹禺任院长。
这年年初，周恩来总理找曹禺作了一次长谈，询问了他的生活和创作情况。已经5年没写出新作的曹禺提出，想写知识分子的改造。周恩来认为这个主题很重要，值得写。
1952年，曹禺在北京协和医院蹲点体验生活三个月，做了大量的调查，各种记录就记了20多个笔记本，在此基础上创作了他建国后第一部剧作《明朗的天》。事后被称为是一部“勉强适应时代但真诚的创作。”
对曹禺来说，这次创作是十分艰难的。田本相说，曹禺过去写剧本，常常是先涌现一个人物，一个场面，逐渐地形成整个剧本的结构，没有事先预定的主题。写《明朗的天》就不同了，据当时一位记者记述，“写作之前，曹禺同志就明确了自己写作的思想意图，明确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必须在党的教育下进行思想改造。”
“文革”之后曹禺对田本相回忆写《明朗的天》时曾说：“我自己都不知道要怎么思想改造，我怎么写”。曹禺晚年已经明白，但他也对田本相说，自己犹如“王佐断臂”，“明白了，但精神也已经残废了”。
三年困难时期，所有剧团都被下达命令，要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1960年，曹禺带着于是之和梅阡，合作写出了《胆剑篇》。《胆剑篇》当时也引来不少好评。但周恩来提出，这部作品没有让他再像过去那样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1961年，周恩来对曹禺提出，希望他能写一个具有新意的王昭君，歌颂民族团结。历来昭君出塞在戏曲中都是悲悲切切的形象，而曹禺要反历史题材而行之，塑造一个“笑吟吟的王昭君”。
当年夏天，曹禺就到内蒙去体验生活，为《王昭君》的创作搜集资料。因为“文革”爆发，直到1978年《王昭君》才创作完成。对这部话剧褒贬不一，批评者认为不真实和过分美化。梁秉堃说，当时香港就有人批评，“这不是曹禺的作品，肯定是伪作”。
万方最近整理父亲的资料，发现60年代北京附近发洪水，曹禺还去写过抗洪。他留下了很多笔记，记录群众怎么抗洪，有些什么事迹，但最后没能写出剧本来。
曹禺一度还准备写一个劳动模范，是个街道小副食店的售货员。为了体验售货员的生活，曹禺跑去副食店给人打酱油打醋，最终也没写出来。
“他去写个抗洪或劳模的剧本，跟他写《雷雨》或《北京人》，这中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有难以跨越的鸿沟。他的创作不是这么写的，《雷雨》和《日出》是从他真心里流露出的东西。他永远无法从这种隔他很远的生活里，写出让他觉得站得住的东西。”万方说。
“我认为我父亲解放后的几部作品跟他之前的作品，确实完全不在一个水准上。可能很多人都认同这个看法。”万方说，写王昭君的时候已经是粉碎“四人帮”之后，那时的曹禺仍然是一个完全被异化，被扭曲的人。“一直到死，他都没有真正回复到他写《雷雨》时候的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
万方说，这不是她父亲一个人的悲剧。例如晚年研究服饰史再也不写小说的沈从文，转向古文研究的曹禺大学同班同学钱钟书，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相似的际遇。
5
迟滞 “奇迹没有来，不肯再来了”
1957年“反右”运动起来的时候，曹禺没有受到波及。这一年他的好友吴祖光因为大鸣大放的言论遭受攻击，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曹禺立即做出反应，一连推出《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质问吴祖光》两篇文章痛加批判。“批判胡风”运动中他也写了批判胡风的文章。
多年后，曹禺对此事深感后悔：“我是对不起他的，还有其他一些朋友……那时，我对党组织的话是没有怀疑的。叫我写，我就写，还以为是不顾私情了。”
“他批判别人自己也是胆战心惊的，我们也可以理解。不写他也不能避免被批判”，田本相说，曹禺胆小怕事，而且一直在不断否定和批判自己。
“文革”中，曹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天半夜，他被中央戏剧学院的造反派抓走，蒙着眼睛拉到通县那边。后来周恩来知道了过问此事，才被放回来。
之后，曹禺被关在单位牛棚里劳动改造，每天扫大街、清厕所、被批斗。作为弟子的梁秉堃，当时被军宣队指派为曹禺的班长。军宣队要求曹禺写认罪检查书，如果写好才能“解放”。曹禺的认罪书改了七八次，仍然不被通过。
梁秉堃记得，那时曹禺坐在房间里通铺前的小马扎上，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手里拿着纸和笔，唉声叹气，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他突然喊：“我就是孙子！也不是孙子，就是一条虫，随他们怎么碾！”
多年后，曹禺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文革”中，曹禺还曾在首都剧场的传达室里干过，结果被来访问的日本人发现了，就把他调到北京人艺宿舍的传达室，分发报纸、传呼电话。万方记得，父亲被表扬过，因为他在食堂里每顿都只吃四分钱的菜。
曹禺曾经很羡慕他常遇见的一个胡同里扫地的老太太，可以浑浑噩噩地苟全性命。他说：“我羡慕那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
1978年粉碎“四人帮”时，曹禺已是66岁的老人。恢复职务和地位的他，晚年社会事务极为繁忙。万方回忆，那时曹禺的头衔越来越多，电话天天响，要他开会、题字、看戏、评奖之类。曹禺也什么都应承，有时候一天安排四个活动，包括接机、追悼会、见外国代表团等等。
每次参加活动回到家，曹禺都倒在沙发上，被抽空了似的。他对万方说：“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浑蛋呗！没法子。”有说不出的沮丧。
“他心里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和我说，我是用社会活动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他感叹说，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黄永玉曾说，曹禺“被势位所误”，在田本相看来，曹禺很会写人的悖论，写人一旦陷入某一环境，就很难出来，越清醒就越痛苦。曹禺晚年曾想写一部剧本《孙悟空》，就是写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而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曹禺自己的写照。
1979年巴金给曹禺的信中说：“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
十几年后，吴祖光到医院去探望曹禺。曹禺说起写作上的失落，吴祖光脱口说：“你太听话了！”没想到曹禺几乎叫喊着回答：“你说得太对了！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去干……可是，写作怎么能总听领导的？”吴祖光心想：他终于明白过来了，但是锦绣年华已经过去了。
“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太会做人了”，周恩来曾这么说曹禺。而梁秉堃记得，当时各种戏剧演出都请曹禺去看，看完演员或导演都会问曹禺如何，曹禺几乎无一例外都说：“好，好得不得了！”不管内心是否真的如此想。《于无声处》在全国热起来之后，作者宗福先去拜访曹禺，梁秉堃记得，曹禺亲自跑到外面雪地上去等宗福先，一见面握着对方的手说“你是我的老师！”
1988年，万方写了一个话剧《谁在敲门》。剧中主人公有过了不起的创作，后来创造力消失了，但奇怪的是一顶闪光的帽子始终戴在他头上。在“文革”中，这顶帽子被揪下来，连同他的脑袋一起扔进了屎坑。“文革”结束后，帽子和头再次被安放在他的身体上。
万方一度希望能在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把《谁在敲门》搬上舞台，她认为这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可惜没有达成。
晚年的曹禺一再尝试重新写作。在巴金激励下，他试图将抗战时期未完成的《桥》写完。有一段时间，他每天半夜两三点起来写四个钟头，废弃大量草稿。但这个剧最终也没能完成。
曹禺曾对万方说：“不行了，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来那个劲儿，可是像是不大行了。”万方说，他开过若干个头，但总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万方问他为什么，“他说也不是害怕，就是觉得不对头，觉着可能出错。”
曹禺晚年试图写而没写成的，还包括《黑店》、《孙悟空》等许多戏，他留下了大量的提纲和草稿。
老年的曹禺曾有一段日子，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趴在客厅的方桌上写着什么。万方手里有一张那时写的纸，上面写着：“为什么一个字也写不出。……譬如我总像在等待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等待。”
“也许他始终有所期待，期待奇迹的出现，可奇迹没有来，不肯再来了。”
（编辑：晓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