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民画孕育于传统的年画、剪纸、刺绣等民间艺术，灵感多来自于农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体验，由农家炕围画、锅台画、箱柜画等演变而来，自上世纪50年代产生至今，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出蓬勃生机。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失去土地的农民其身份有了新的注解，多元艺术形式下，农民画的处境有了怎样的变化？在面向市场的社会背景下，要求走向产业化的农民画及画乡又有了哪些新情况和难题？
作为首届中国农民艺术节活动之一，由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联共同主办的“农民画时代，时代画农民——全国农民绘画作品展”，7月6日在浙江省美术馆开幕。借此契机，在凸显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农民画创作所取得成就的同时，本报记者试图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
农民画的发展：真实体现时代变迁
农民画研究专家左汉中将中国农民画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自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以“大跃进”农村壁画和陕西户县农民画为代表；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以全国近百个农民绘画群体出现为标志，至1988年，全国有51个县因农民画创作成就显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即一般所谓的“画乡”）；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随着社会经济转型，文化艺术进入多元发展阶段，中国农民画由繁盛而走向沉寂，逐渐边缘化。中国农民画乡也呈现出“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局面。左汉中认为，第三阶段前，农民画作者由于有着朴素的政治热情和阶级情感，在原始的审美素质与创造心态下，有一种发乎于内心的原始气息，其作品也达到了农民画发展难以逾越的高度。
与传统意义的绘画相比，发源于民间传统艺术的农民画不乏写实的一面，同时具有夸张、离奇的想象力，写实造型加上夸张、强烈的表现，正是农民艺术家质朴生活与满腔热情的释放。“农民画时代，时代画农民——全国农民绘画作品展”上，来自全国27个省区市的经评选选出的400幅优秀农民画作品，无不体现这些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农民画相比，专业艺术家刻画农民和农村生活的经典作品，也深刻体现了人民与土地的深厚感情。罗工柳的《延安人》、刘文西的《祖孙四代》、赵延年的《隔代亲》、罗中立的《父亲》，不仅表现中国农民的个体形象，还深入探讨农民性格与内心世界。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杨之光的《一辈子第一回》、全山石的《维吾尔拖拉机手》，在表现人与环境的关系，探讨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的心境时，洋溢着的是一股真实的喜悦。遗憾的是，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与热爱，这种情感，在当代专业绘画中却十分稀缺。这也使得那些毕生都将农民题材作为自己创作方向的艺术家，在今天显得十分难得。
农民画的当代定位及发展矛盾
其实，对于农民画的归类，一直令圈内人士尴尬：它既非文人画，亦非西洋画；不是装饰画，也不算工艺品。它不是一个画种，又无一画种能涵盖。曾经，它是“农民画的画”，而今天，在城市化浪潮下，农民身份逐渐解体，许多公务员、教师、干部也加入了创作的队伍；农民画的生态也发生了变化，原生态的农村环境、农村生活场景在慢慢淡化，农耕、捕鱼、养蚕、建房、喜庆、婚嫁等农民画主题逐渐失去活力。这些变化，给农民画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上海金山农民画副院长阮章云说，诞生于新中国的农民画不是自发性的民间美术，而是在以政府为主导，文化部门组织下发展起来的。他认为，中国农民画最大的价值是较好地解决了因社会变迁、技术更新取代生活中传统手工技艺这个当代实践和理论的难题，把地域特征和民俗审美为特质的传统生活留驻在画面上。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对此有同感，并提到了当代应如何重新看待农民画的价值高度：农民画是后来考证这一地区某一时期文化水准和生活现状的重要资料。如果说，专业画更注重人物的典型形象、心理刻画，那么，农民画更多的则是记载集体活动，体现民族生活和农民阶层的整体面貌。
的确，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各地农民画乡有了长足的发展，产业化推进已是一种趋势。重庆綦江县文广新闻出版局王宏兴介绍， 2006年，綦江被文化部命名为第二批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农民版画从普及走向提升。但他不无忧虑地指出，农民版画在备受鼓励和扶持的同时，一些农民画家开始努力改变自己的风格，逐渐走向装饰画的道路。“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农民画失去本体的特色，短期内或许会有经济效益，但长远看，路将越来越窄。”他说，要真的使“美在民间”，必须在保留农民画本色上下功夫，而不是全国大整合。
如何处理产业化与保持艺术性的矛盾？舟山市群艺馆徐锋认为，产业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负面影响，抑制了作者的创造力，使作品雷同、程式化乃至粗制滥造。他认为，要处理好画家与产业化的关系，发展产业可以从开发农民画的衍生品上入手。
引进农民画辅导员，是耶非耶
辅导员的指导和参与是中国农民画创作的独特现象。曾经，户县农民画有辅导员丁济棠、刘文西；金山农民画的吴彤章，山东日照的安茂让，广东龙门的谭池发等。一方面，他们深入研究本地区民间传统美术，从中挖掘有益于创作的素材和样式，诱发农民作者的创造力；另一方面，他们还充当伯乐，发现和培养人才，催生优秀作品。但是近十年来，全国农民画乡的辅导员现象在逐步退化。第一代辅导员或去世，或年事高，后继乏人，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农民画的总体格局。
河南商丘民权县的王公庄村，人称“画虎村”，远近闻名，也是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等曾前来进行专业辅导、交流。专业的绘画技艺与地道、质朴的农民画风相结合，应该是不错的选择。但是，专家呼吁，一方面鼓励专业画家对农民画进行辅导，另一方面，采取怎样的方式辅导是更值得思考和讨论的话题。美术理论家李一认为：“专业画家不能取代农民画家，农民画的许多感人之处甚至超过了专业画作。”不少专家指出，如何辅导，是以专业的技术来要求还是结合农民作者个人的特点适当调整，是以专业的技艺、风格影响甚至取代农民画的风格还是保持当地的个性特色，如何拿捏个中程度十分值得推敲。如何既不影响农民画的质朴、大胆又使其在艺术性上有所提高，是一个很费思量且需要实践证明的议题。
不久前，澳大利亚土著艺术展来到中国美术馆展出时，其土著的特色和当代的元素令人印象深刻。“新世纪农民画的发展，要在逐渐改变原来生态的基础上有一些发展，其实，农民身份并不重要，更多的是可能从民间、从土地、从乡民民俗中自觉得到养分，并吸纳当代及其他民族绘画的特点重新创造，这是今天农民画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美术评论家尚辉此说，为当代中国绘画以农民画的方式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能。
（编辑：晓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