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３年，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不久的吴祖强，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赴苏联学习音乐的公派留学生，开始在苏联莫斯科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长达５年的学习深造。身为著名作曲家，吴祖强的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广为流传。可以说，他是新中国音乐历史的建设者和见证者之一。

    记者（以下简称“记”）：大约是在２０世纪初，我国音乐界才开始接触到欧洲的交响音乐。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音乐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我国的交响音乐创作在题材上有哪些新趋势？

    吴：20世纪４０年代有少数作曲家的管弦乐小品留传下来，如贺绿汀的《晚会》等。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５０年代初，较多的仍是此类的管弦乐小品或组曲创作，一般为风俗性和以民歌为素材，如马思聪的《山林之歌》和李焕之的《春节组曲》，随后出现了一些年轻作曲家的交响诗类型创作，这已可说是一些较大型的交响音乐作品了，还创作了一些管弦乐序曲和协奏曲。我之所以说是“交响诗类型”是因为这些作品大多是单乐章并带有标题或具有“情节”。作品在艺术上和演出效果即受听众欢迎程度上都有了不小的提高和进步。例如１９５７年在莫斯科世界青年和学生联欢节上获奖的、时年２６岁的青年作曲家施咏康的交响诗《黄鹤的故事》，特点之一是在传统西方管弦乐队中加用了中国竹笛。另有一首是经久不衰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其特点是采用了中国南方戏曲越剧的基本曲调加以戏剧性发挥。20世纪６０年代的交响曲创作也有了很大进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写作题材大多集中到了革命历史方面，有较明显政治涵义，如马思聪的《第二交响曲》、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王云阶的《第二交响曲—抗日战争》等，这也表现出当时受苏联音乐的很大影响。

    记：十年“文革”期间，我国的文艺事业饱受摧残，音乐事业也不例外，请问交响音乐创作“复苏”到比较活跃的状态是在什么时候？请您谈谈当时的交响音乐的发展情况。

    吴：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６年“文革”期间，正常的交响音乐创作基本中断，这１０年中被认可的极少数交响音乐作品目前仍在演奏的只有取材于《黄河大合唱》（冼星海作曲）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交响乐创作进入比较活跃的状态是从20世纪８０年代以来。１９８１年文化部、广电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举办了第一次全国交响音乐作品评奖，获奖作品多种多样，也包括了少数“有争议”的年轻人的作品。１９９４年，时隔１３年之后举办又一次全国交响音乐作品评奖，显示出了这一领域的极大变化。从参评作品数量之多及获奖作品所达到的艺术水准，都表明了当代中国交响音乐的创作正在走向广阔纵深。

    记：在当时交响音乐创作非常活跃的氛围中，一批年轻的作曲家迅速成长起来，他们为我国的交响乐创作注入了一股新活力。

    吴：不错，那时一些青年作曲家如谭盾、陈怡、周龙、郭文景、叶小纲等都有大型交响乐作品问世。这些年轻作曲家勇于探索，大胆创新，曾被称为“新潮”乐派，引起些争论，但他们的作品却日益在海内外产生强烈反响并受到听众欢迎，展现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记：交响音乐是外来形式，当我国音乐家接触到这一形式之时，它在许多国家中已经获得了高度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向外国学习交响音乐创作？

    吴：我们必须向外国交响音乐的过去和现在的大量有价值的作品学习。音乐创作也存在继承传统的问题，在我国交响音乐的创作中，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音乐的传统能够大大加速交响音乐民族化的进程，而外国的交响音乐创作的优良的、进步的传统则十分有助于我国的作曲家更快、更好地掌握这一复杂的音乐表现形式。但是，学习外国有成就的交响音乐文化决不是生硬或简单地因袭和模仿，任何经验都只能作为借鉴。

    我们交响音乐创作应从企图表现的内容出发，形成符合于内容要求的构思，然后找到适应于它们的音乐表现手法，才能获得进步。在我们的交响音乐创作中既要强调民族化和适应今天的时代特点，又要大量借鉴和吸收外国先进经验，是完全可以统一的矛盾的两个方面。

    记：在创作中既强调民族化和适应今天时代特点，又大量借鉴和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将二者统一起来，您是否将这种思想注入到了您的交响音乐创作中呢？

    吴：可以这么说。我曾尝试将我国传统的民族乐器琵琶作为主奏乐器与西洋管弦乐队结合，《草原小姐妹》正是在这种尝试中结下的果实。此后，创作改编了阿炳的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和《听松》。当时主要是想为国内的“洋乐队”增加些具有较浓郁民族色彩和风格的曲目，也想为外国乐队提供一点便于演奏的中国作品。

    “中西结合”是我国交响音乐发展道路的一个方面。音乐艺术总是在广泛交流的条件下获得进展的。人们常说“无中生有”，但我认为应该“有中生无”，即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而后又用我们的创作给后人以启发，如此循环，不断在“有”中创生出以前没有的东西。一方面，我们要创造性地汲取西方的交响音乐创作经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从我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吸取营养和发挥民族特色，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走好我们自己的交响音乐之路。因此，我将中国的交响音乐创作发展之路概括为“结合今古、融汇东西”。我想今后仍将会继续这条道路。

（编辑：李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