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音乐的诸多门类中，歌曲总会以其独有的方式及时而忠实地刻录着其所产生时代的种种音响。新中国60年的春秋递进中，歌曲也同样处在不同的政治气候、经济环境与文化氛围中，在互不相同的变化之中实现着艺术的发展，而这个发展的历程充满了从单一化拓展再到多元化的剧烈嬗变，其中几代歌曲作家们努力将时代的节奏与人民群众的心声融注于动听的歌声之中，才使得我们的征程中几乎始终都有歌声相伴。
对祖国的倾情歌颂是创作的主旋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来自延安与陕甘宁边区，来自各个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以及来自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的各个文工团的从事创作的歌曲作家们汇聚一堂时，他们所面对的同一个首要命题便是，如何对新中国这个新生的民主政权以及对这个国家的崭新面貌发自内心的由衷歌颂，这一命题便成了作家们无可回避的重大题材。
于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时期相继涌现的以歌颂祖国为内容的大量歌曲作品中，王莘的《歌唱祖国》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所产生、一经诞生便引起巨大波澜的一首颇有时代特征与民族气魄的力作，成为了这一历史时期里歌曲创作中一次难得的丰盛收获。而其后的１９５４年，诗人光未然与作曲家李群、张文纲合作了一首《在祖国和平的土地上》，遒劲有力、开阔昂扬的旋律，令人唱起来豪气在胸，听起来颇受鼓舞，这正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呈现于年轻的共和国大地上的那种充溢着生机与活力的生动景象的概括。其后，当时尚属青年的词作家乔羽与作曲家刘炽精心合作的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从一问世便成为了一首在千百万人的心海中不时涌起巨大波澜、经典性的共和国的赞歌。其后的１９５７年，乔羽同刘炽又再度合作，创作完成了混声合唱《祖国颂》。翌年元旦，在这首歌曲作为我国第一部宽银幕文献纪录片同名主题歌首映后，歌曲即开始流传。作品从一开始便以非凡的气势与新奇的语言，将共和国生机勃勃的形象画龙点睛般展现给世人，而旋律更是气宇恢宏、来势不凡，悠然自如、回荡起伏，加之领唱、混声合唱以及穿插其中的诗朗诵的交相运用，将整部作品交织成了一部山鸣谷应、江河相伴的壮丽交响乐。多年来，这首歌曲每逢国庆佳节必然演唱的事实，足以显示其在礼赞祖国的众多歌曲中几乎是无可取代的独特地位。劫夫创作于１９６３年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一首中国人民精神气质的昂扬颂歌。作者通过独特的音乐语言，宣扬了“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不为一切困难所吓倒的英雄气概，并以此激励亿万儿女们身上焕发出排山倒海、所向披靡的精神力量。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文革”那段特殊岁月里，仍然出现了《北京颂歌》（洪源词，田光、傅晶曲）与《雄伟的天安门》（乔羽词，梁克祥曲）这样从对首都北京具有典型性的侧面入手来讴歌伟大祖国的优秀歌曲作品，从而使这种对歌曲创作这一重大主题的坚守的链条未曾断裂过。
进入新时期以来，歌曲的多元化逐渐取代了以往的单一化格局。但对祖国的歌颂是一直为词曲作家们所关注的重大题材。只是同五六十年代相比，这些作品无论在选题的角度、呈现的风格以及所展现的色彩等等方面，均发生了互不相同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核心便是在作家个性意识的强化的前提下，歌曲的多样性被鲜明展现了出来。
同样是歌颂祖国的题材，晓光与施光南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晓光与士心的《在中国大地上》开阔大气，在十分舒展的浓重抒情气质中，渗透着一种因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万物竞秀、生机盎然的鲜明时代特征。王健与谷建芬的《绿叶对根的情意》，则采用了一种隐喻的艺术手法，借用树叶对树根的血缘之情，异常深情地抒发了儿女对祖国犹如对慈母一般的骨肉情怀，永世难舍难分。而张藜与秦咏诚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却别出心裁地运用了三拍子貌似轻快的圆舞曲节奏，通过大海与浪花的关系，爽朗而明亮地倾吐了对祖国的依依情怀。韩静霆与谷建芬的《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却以深挚厚重的情感作为依托，在声声委婉起伏的旋律行进中，吐露的是儿女对祖国的深沉祝福。乔羽与徐沛东的《爱我中华》，则以激情满怀、热情洋溢见长，通过十分爽朗上口、富有强烈民族韵味的音乐语言，准确而响亮地表达了各族人民对祖国真切的心灵之声。而乔方与李杰的《红旗飘飘》与高枫的《大中国》中，国旗与祖国则在作者心灵的多棱镜上，产生出了与众不同的折光，从而被赋予了更加强烈的个性化色彩。对于艺术创作来说，不断的变化就意味着不断的发展。
军旅歌曲拓展深刻题材日趋多样
军旅歌曲一向都与祖国之歌相伴而生、相得益彰。从战争年代起，人民军队就一直拥有一支极富战斗力的文艺队伍，这便使得新中国诞生之后部队歌曲的活跃成为了一种必然，大量优秀作品的不断问世也就在情理之中，军旅歌曲作家成为支撑共和国歌曲艺术大厦栋梁的事实也无可否认。
从１９５０年起陆续出现的《我是一个兵》（陆原、岳仑词，岳仑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麻扶摇词，周巍峙曲），均以兵的气质、兵的语言、兵的节奏唱响了整个中国。而《歌唱二郎山》（洛水词，时乐濛曲）则通过歌声给人们留住了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真是乐死人》（林中词，生茂曲）其歌词强烈的戏剧性与趣味性同轻松舒爽、灵秀质朴、平易动人、易于上口的曲调有机结合，使之深受欢迎。由张永枚作词、彦克作曲的《骑马挎枪走天下》以开阖自如、高远辽阔的气势，给人以浓情密意的艺术感染。而《人民军队忠于党》（张永枚词，肖民曲）、《打靶归来》（牛宝源、王永泉词，王永泉曲）与《我爱祖国的蓝天》（阎肃词，羊鸣曲）都在有力地证实着这一时期部队歌曲在风格、情趣方面展示出来的多样化发展趋势。
在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刚刚公开发表时问世的《学习雷锋好榜样》（洪源词，生茂曲）、《雷锋，我们的战友》（傅庚辰词曲）与《接过雷锋的枪》（践耳词曲），则为雷锋精神的发扬光大，唱响了经久不息的主旋律。
无疑，这些作品证明着军旅歌曲的斐然成绩，然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起至“文革”开始前不久，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期，也正是一批出自军旅作家笔下、并广受听众喜爱的抒情歌曲如《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蔡庆生原诗，管平改词，晨耕曲）、《草原之夜》（张加毅词，田歌曲）、《克拉玛依之歌》（吕远词曲）、《九九艳阳天》（胡石言词，高如星曲）、《马儿啊，你慢些走》（李鉴尧原诗，王健改词，生茂曲）等遭到了批评、批判以至被禁唱的厄运。这一事实说明了军旅作家对惯有的歌曲创作定势，一直在进行着力所能及的拓展与突破，然而，这种拓展与突破的真正实现，却只能出现在新时期。
进入新时期，军旅歌曲所呈现出的变化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带有飞跃性的。这主要体现在军旅歌曲从内容的开拓幅度与触及军人内心情感世界的掘进深度上，较之于以往的军旅歌曲而言，都是大胆而富有开创意识的，其主要是朝着抒情色彩多样化的方面长足的拓进，这种拓进又往往是通过抒情情绪与风格的改变而实现的——当《军港之夜》（马金星词，刘诗召曲）、《小白杨》（梁上泉词，士心曲）、《血染的风采》（陈哲词，苏越曲）、《军营男子汉》（阎肃词，姜春阳曲）等一批作品被广泛传唱之后，我们就不难看到，作者在表现军人生活的多角度、多侧面、多情绪等方面，进行了大胆而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
鲁迅先生说过，“创作总根源于爱。”对此军旅歌曲在对军人内在情感拓展的深度上是令人叹服的。《十五的月亮》（石祥词，铁源、徐锡宜曲）、《说句心里话》或是真正将军人对妻子及亲人的真实思念之情和盘托出，或是将对国家的神圣责任感同他们对家乡、对故土、对亲人以至对恋人的爱融为一体，大胆而真实地唱出了“我也想家”的真情实感，确有振聋发聩之力。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邬大为、魏宝贵词，铁源曲）、《再见吧，妈妈》（陈克正词，张乃诚曲）、《两地书，母子情》（向彤词，王祖皆、张卓娅曲）等一批军旅优秀歌曲作品对军人与慈母之间骨肉深情催人泪下的表现，同样是对军人丰富感情世界的深层揭示，至于《兵哥哥》（石顺义词，羊鸣曲）则从军人恋人的心理情感入手，折射出了军人心灵一角。
进入新世纪的近20年来，军旅歌曲始终围绕如何在高科技、信息化、数字化条件下迈向现代化征途中的我军军旅气质与时代气息在歌曲艺术中的融合这一课题，进行着艰难的探索，寻找着自己新的创作走向。其中《当那一天来临》（王晓岭词，王路明曲）与《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王磊词，印青曲）均以其当代军人特有的心理情愫与语境色彩，在这批作品中备受注目，并已在官兵中产生了强烈反响。
新时期歌曲创作园地一派异彩纷呈
如果说，进入新时期的军旅歌曲创作的拓展更多体现在以对军人情感世界与心灵天地的大力掘进的深度为主的话，那么，在军事题材以外领域里的歌曲则是以题材空前宽泛地拓展为主了。这主要表现在，一批产生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的歌曲作品，直接进入了以往歌曲创作的禁区——当崔健的《一无所有》唱出了人们对于亲历过的一段从物质到精神贫瘠得几乎一无所有的年代的反思之时，《我热恋的故乡》（广征词，徐沛东曲）则大声唱出了“我的家乡并不美，低矮的茅屋苦涩的井水”这样的声音，而《让世界充满爱》（小林、王健等词，郭峰曲）通过百名歌星的演唱，把一个“人类之爱”的主题在中国的舞台上唱响，这一连串的歌声对于刚刚挣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绳索的新时期歌曲艺术而言，应当是一声石破天惊的呼啸，意味着新时期的歌曲进入了一个几乎无禁区可言的崭新境地。
随着我国社会已经由以往以政治意识为主流的社会实现着向消费型商业社会的转变，歌曲作为大众文化重要方面军的商品属性，也就空前显现了出来。而广大文化消费群体呈现出的消费层面多样化的格局，集中体现出了广大群众对音乐需求的多品种、多口味与不拘一格的丰富性特征，它直接决定着我们的歌曲创作只有多题材、多色彩、多风格、多品种的优秀作品的源源问世，才可能不断满足广大受众体这种多样化的欣赏需求。于是，一大批深受普通群众欢迎的作品源源而出。其中既有《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张藜词，徐沛东曲）、《心愿》（任志萍词，伍嘉冀曲）、《黄土高坡》（陈哲词，苏越曲）等极富阳刚之气与通俗风格融为一体的作品，也有《那就是我》（晓光词，谷建芬曲）等在流行的旋律中显现出起伏跌宕的艺术气质的作品以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张枚同词，谷建芬曲）、《长江之歌》（王世光曲，胡宏伟词）、《难忘今宵》（乔羽词，王酩曲）、《思念》（乔羽词，谷建芬曲）、《爱的奉献》（黄奇石词，刘诗召曲）、《故乡是北京》（阎肃词，姚明曲）、《篱笆墙的影子》（张藜词，徐沛东曲）、《弯弯的月亮》（李海鹰词曲）等等一系列影响颇大却风格个性各显其妙的作品以及以崔健的《一无所有》为代表的摇滚歌曲，形成了新时期以来我国歌曲创作春色诱人、风光万千的局面。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歌曲创作进一步呈现出了题材更加宽泛、内容更加丰富与风格更加多样的特征。像《同一首歌》（陈哲、迎节词，孟卫东曲）、《春天的故事》（蒋开儒词，王佑贵曲）、《走进新时代》（蒋开儒词，印青曲）、《你是这样的人》（宋小明词，三宝曲）、《青藏高原》（张千一词曲）、《涛声依旧》（陈小奇词曲）、《懂你》（黄小茂词，薛瑞光曲）、《常回家看看》（车行词，戚建波曲）、《大地飞歌》（郑南词，徐沛东曲）、《好日子》（车行词，李昕曲）等等，可以说是韵味独具、特色各异。它们的问世，有力地见证了多元化的创作思路、多色彩的艺术探究、多角度地触及生活与多类型地抒写人生，成为了这一时期词、曲作品的大致特征。
进入２１世纪，歌曲依旧在文化市场的浪潮中努力把握受众体需求的脉搏、并尽可能抢占主流媒体的传播平台的竞争中，实现着自己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而被群众认同后时有翻唱、或因迷恋而乐于欣赏的歌曲，既有如屈塬与印青的《天路》、车行与戚建波的《母亲》《父亲》等那样既饱含民族音乐元素又有流行意识的作品，更有如刀郎的《２００２年的第一场雪》、唐磊的《丁香花》等那样充满时尚意趣又是通过音像与网络传播开来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歌曲。
当然，同任何事物发展进程一样，在艺术生产空前优越的生存土壤中，尤其是在文化市场的物竞天择中，歌曲也不可能不显现出某些不尽人意之处。比如，在自由的创作空间中迷失以至忘却了作为精神产品创造者应有的对美学理想的追求与对人的生命意识的坚守和深化；比如，热衷于对各类评奖活动的追逐而导致心理浮躁，疏离了对普罗大众心理情态与审美走向的自觉关注，使得创作中真情实感与激情逐渐缺失，从而弱化了作品的感染力与传播度等等。所有这些，不能不引发我们的高度关注。
（编辑：李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