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奉献给新中国40华诞的一份厚礼，李前宽、肖桂云执导的《开国大典》以史诗式的宏大气势，再现了解放战争最后一年间历史风云的变化，将镜头焦点紧紧地对准了毛泽东、蒋介石这两个历史角色，揭示了由他们所代表的两种不同历史力量的最后决战及其胜负归属的历史必然性，特别着力于将毛泽东以其卓越的政治睿智和军事指挥艺术所达成的统揽全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决策和英雄气概，刻画得何等的虎虎有生气！由此乃张扬着一种人民创造新世纪的巨大历史激情，让全剧升华出一种史诗式的风骨和神韵。它紧扣着时代的脉搏，刻画出既叱咤风云而又血肉丰盈的两大阵营里诸多不同历史角色的形象和性格，或英雄或枭雄各得其所，并在历史的概括力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上达到了一种史诗性审美的境界。该片所涉重大历史事件甚多，浩瀚的战争场面甚大，凡毛、蒋等有名有姓的重要历史人物约有138位。如何开篇、布局，如何抓住历史演进的主要脉络而又层次分明、张弛有致，如何牵引由历史自身内在地激发出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戏剧冲突而又有力地凝聚着史诗意蕴，可谓非出以历史之大手笔是很难驾驭的。不妨说，《开国大典》的主创者，是以一种前所罕见的历史大手笔，实现了对历史内容的巨大开掘和概括，其叙事是具有历史厚度与深度的，有力地奏响了新中国在东方地平线上崛起的时代最强音，在银幕上呈现出一派波澜壮阔、气象宏伟的史诗长卷。
时光荏苒，又20年后，恰逢新中国诞生60周年之际，又一部史诗式大片，韩三平?摇、黄建新导演的《建国大业》应运而生，其宏大的叙事架构以1945年“重庆谈判”破裂揭开序幕，继又通过三年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胜利，迎来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并以隆重举行开国大典而达于高潮和终局。不妨说，《建国大业》的主创者，捕捉到了一个新鲜的历史与审美的亮点，在毛与蒋这两种不同历史力量展开最后决战之际，以张澜的民盟、李济深的民革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其他无党派人士、知识界名流与社会贤达等，他们作为第三种政治势力，经历了历史的震荡与徘徊，或自我良知的拷问与觉醒，最后终于从蒋家“旧政协”的小营垒，踏上了人民“新政协”的大舞台，由此而对新中国的诞生给出了法理意义上的认同与拥戴，实现了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凡此种种笔墨，所涉及的则是中国统一战线逐渐实现的历史进程，这别具一种中国特色、并富于政治和文化之历史气象的成功创造，也颇具一定的观赏性。特别是对于80后、90后的一些年轻观众（他们恰恰是支撑当今电影市场的主体性观众群），无论是李公朴、闻一多或冯玉祥的被暗杀，又或者张澜的被营救脱险、李济深的为历史公义而毅然北上，再还有傅作义“善莫大焉”的北平和平起义等等，举凡此类精彩的历史细节，也是过去电影里罕见问津的，因之也就具有了若干历史“解密”的趣味性。
这里还应当提出的是，《建国大业》依托着中影集团作为国家电影旗舰所拥有的强大产业实力，从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明星阵容。而众明星的加盟，都是在以为祖国母亲庆贺生日的名义下以“零酬金”的方式参加拍片的，拍的差不多都是“短章小品”，采取的都是“因人设戏”的“漫天撒星”（每人所占长度数秒或数十秒、数分钟不等），而非按叙事的规律“因戏选角儿”。该片首映36小时，即在全国创下4500万元的票房纪录，这的确是一个完全不可复制的“个案”。事实上众多明星加盟，其效应仿佛就是一个国庆嘉年华，大家聚在银幕前欢天喜地一乐，如此而已。尤其当一些年轻人把“指认明星”的多寡数字作为竞猜游戏时，那么，他们对明星所饰角色历史身份的认知及其在情节进程中的意义，则势将遭到若干的减弱或消解。
我认为，《建国大业》在总体立意和叙事的把握上，在情节的点、线、面有机联结上似乎存在着“顾此失彼”之嫌。这些明星出彩的看“点”，诸如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等等，均堪称妙笔。但是，在衔接到“线”与“面”上时，则显然力度都有所不逮。因为，它们在叙事的全局上，缺乏国共两党两军两种历史力量“中原逐鹿”之大决战步步紧迫的军事危机及其所蕴含的历史性压力。
综而论之，中国近当代史上的这四年，诚可谓“天翻地覆”的四年，它自身蕴涵着无比丰厚而神采飞扬的史诗式的历史内容。但是，《建国大业》所给出的历史时空则是平面化的，在历史的天平上它又呈现出一种倾斜之状，即：笔墨多用在“统战”方面，侧重凸显了毛与蒋波诡云谲的政治角逐，特别在描写毛泽东与宋庆龄、张澜、李济深等高端民主人士的关系上，堪称匠心独运，刻画得惟妙惟肖，并显示出历史所独有的厚重感。但是，三年解放战争毕竟是“打”出来的，在银幕上举凡涉及辽沈、平津、淮海与渡江等重大战役，都是用两三个大全景的战争场面镜头（而且多用的是借来的资料镜头）与字幕予以介绍便草草带过的，从没见打过任何一场有分量、有声有色、结结实实的浴血奋战，特别是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折关头，根本未给出情节式的艺术呈现，人民得天下而坐江山，得来竟何其平易、顺手乃尔！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平面地或非平衡地或倾斜式地来陈述历史，能熔铸为史诗吗？它可能仅止于朴素的历史故事，无论如何它是断难跨入史诗式宏大叙事的境界的。就美学的意义而言，史诗的创造具有自己不可被替代或被任意解构的庄严性，面对历史我们需要怀有诚实和敬畏之心，万不可为了某种即或合理合法的功利计较（如产业与票房操作）而任意为之。
那么，究竟什么是“史诗”？艺术家在面对史诗创造之课题时，他将遇到怎样的一种挑战呢？史诗是艺术创造主体与历史精神的一种庄严遇合，离开对历史精神的把握而拘泥于某些就事说事的历史表象则是不宜提倡或效法的。就人类文明演进的意义上来说，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无不渴望创造自己的史诗，这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必然，艺术家的史诗创造，则正是这个民族、这个时代在美学精神上与时俱进的一种自觉的体现。艺术家敢于跨入史诗式的宏大叙事领域，并探求史诗作品的美学境界，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大课题。高瞻远瞩，这就需要敢揽历史风流而写时代之巨变，敢挟时代风雷以谱人民革命之壮歌。写三年解放战争若将几场生死攸关的战略部署和决战都一 一予以淡化，那么，由毛、蒋两人所代表的两种正、负不同之“极”的历史性大决战，便将悄然隐退而失之于无形。
退一步来说，艺术创作一向就是难于求全责备的，为祖国母亲的生日嘉年华添彩头，或许也算是给全国人民的一种贡献、一个交代吧。
（编辑：李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