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新中国小说在新中国的60年中经历了不平凡的过程，它既想象和表达了自己的时代，从而成为时代的表征，同时也影响了自己的时代的社会发展的进程。小说的创作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人在民族复兴之路上的艰苦探索，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的发展和演变。其复杂性和丰富性都见证和投射了新中国的社会文化的变迁。本文从小说发展的角度切入，尝试对于新中国小说的发展作一个简要的分析和描述。
二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一系列作品通过对新中国日常生活中平凡而伟大的英雄的肯定来超越日常生活的平庸性和消费的诱惑，以此来克服匮乏所造成的经济和生活方面的挑战，能够以精神的超越性和革命的激情来显示出社会的认同力量。
新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小说主要以教育和动员社会、建构新的“公民”的身份为其努力的方向。
在新中国的历史情势下，社会在一种物质生活相当匮乏的环境中和相对孤立的国际环境中艰苦奋斗，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初步工业化的基础和建构了国家的完整的象征系统。因此，社会对于个人的要求一方面是现实中需要将个人的消费压到最低的限度，将自身的日常生活的节俭变为现实的必然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却将美好的生活和消费的可能性“延迟”到我们的后来者所生活的未来来实现。这样，社会通过今天的将全社会的人们“英雄化”来达到一个理想的社会建构的要求，新中国小说的前30年也就奠定了自己的基本的状态。一方面在内部凝聚社会的共识，让新的公民得以通过改造和转变，在新的社会中得以展开自己新的社会认同和身份塑造。这里有一些小说构成了一条踪迹分明的主线。另一方面，在“冷战”的环境之下，强调世界局势的紧张和新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强调以革命的精神克服困难和挑战。这也反映了当时我们在以集体性的选择来追求自身的强大的梦想。当然，在小说的实践中，在消费者和公民之间的平衡也依然是计划经济时代小说的结构中难以排除的，虽然革命的激情在追求新的表现形式，却由于中国的历史条件的限制而难以实现。革命的理想当然是塑造公民的身份的基础，但“消费者”的凡人的美好日常生活却也始终是社会对于未来的承诺。这样的文化和社会状况要求小说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服务。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小说呈现出下述的鲜明的特点。
首先，革命的历史的叙述和在革命历史中的“英雄”的成长是“新中国小说”的关键主题。这里革命历史的叙述，是向全体公民普及革命的历史，让公民了解革命的艰难和必然，了解新中国建立的历史的要求。同时也通过革命中英雄的成长让人们看到英雄乃是由普通的民众成长而来的，他们由于自己在压迫下产生的朴素的阶级和民族情感让他们有了革命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而他们在革命中的锻炼和学习让他们成为了英雄。所以在这些以革命历史和革命英雄的成长为中心的作品，其实是通过培养公众对于革命和革命英雄的认同达到对于“新中国”的认同。“新中国小说”的许多经典作品就是在战争和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下描写人的成长经验。如《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这样一些作品就是塑造“英雄”成长的历史和革命的现代历史相联系的经典之作。
其次，则是通过对新中国日常生活中平凡而伟大的英雄的肯定来超越日常生活的平庸性和消费的诱惑，以此来克服匮乏所造成的经济和生活方面的挑战，能够以精神的超越性和革命的激情来显示出社会的认同力量。在这里，消费者的身份并不是不存在了，而是转换了为了一种未来的承诺，一种先解放他人之后的必然的历史的结果。消费者或凡人的美好的日常生活是中国“富强”的理想实现后的必然归宿，是历史的目标实现后的事情，而实现历史的目标则需要在今天的牺牲和承诺，需要今天的英雄行为。因此，公民身份的建构就需要通过和英雄的认同而超越了生活的平淡无奇，每一件小的好事都被赋予了异常重大的意义，“平凡而伟大”的感受，一种在日常生活的平淡经验之中发现英雄的行为和事迹的坚韧的努力一直是塑造新的公民的需要。在前30年的计划经济时代，距离革命战争年代越远，则对于这一方面的敏感就越强烈，这其实也是在“冷战”的全球格局之下，中国社会的必然的选择。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一系列关于当时社会生活中普通人的成长和社会建设的作品都具有这样的意义。其实如《创业史》《艳阳天》以及诸多工业题材的作品也都有这样的意义。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多重挑战和冷战的格局所造成的相对封闭环境下进行的新的国家的创造，其小说想象就必须将新的“公民”的塑造和英雄的表现作为自身的中心，因此它就没有条件和可能，也没有具体的历史环境来充分表现“消费者”和“凡人”的方面。虽然它也呈现了新社会生活的进步和发展，但比较起来其表现的程度和深度不充分，一些这方面的表现甚至受到了批判和否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小说写作是以对于“公民”的政治性的动员为中心，以社会建设和反抗既成的世界秩序为目标的。它所致力的是国家的象征性的建构和国家的新的精神的构造。因此，它在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方面似乎有所不足。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小说在表达国家的合法性和英雄的塑造方面有重要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在表达公众和社会的多方面的需求方面仍然有自身的缺陷，其问题就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的消费者和“凡人”的正当的需求以及物质和精神的愿望还不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
三
新时期小说的核心特点是以“现代性”的“个人主体”的话语建构一整套有关“人”的伟大的叙事。这个“人”的解放的承诺是与“启蒙”与“代言”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功能相联系的。而这一关于“个人主体”的伟大叙事形成了无所不在的巨大的神话般的想象与期待，成了一切灵感、激情与诗意的前提和基础。新时期话语所寻找的正是如何从“现代性”的另一个目标“民族国家”的承诺中重新发现“个人”的位置。
在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的30年之后，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大转型。中国也开始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后30年的小说开始了它的新的历程。由“伤痕小说”开始其实打开了通向市场经济之门。
“伤痕小说”所表现的是一种创伤的记忆，是“文革”时代对于人们的伤害和摧残造成的心理和文化的“伤痕”的展现。在这里，被出卖的青春，被蒙蔽的天真的永远失落对于心灵的伤害，这些痛苦的主题是“伤痕小说”中最为强烈地凸显的中心。如《伤痕》中的王晓华、《班主任》里的谢慧敏、《醒来吧，弟弟》中的弟弟都是被“四人帮”的虚假的“革命”激情所蒙蔽，而造成了价值的错乱和日常生活的扭曲，这导致了他们的家庭关系的破坏，和亲人的感情的永远无法弥补的创伤的经验。这些作品所展示的是“文革”带来的危机和困境中的重建价值的尝试。它所表明的是在秩序恢复之后对于过去的痛定思痛，同时也是对新的可能性的展开。“伤痕小说”回到个人的命运，展现了一种感伤的精神情绪，也有抒情性的展开，凸显了个人的感情的存在，生活的细节开始回到小说之中。人们一般认为“伤痕小说”是70年代末期直到80年代初期主导小说发展的主要的潮流。到80年代初期，“伤痕小说”发生了演变。如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张贤亮《绿化树》标志“伤痕小说”的发展，它们都显示了与“反思小说”结合，使得“伤痕小说”开始对于计划经济的历史进行反思。一般小说史认为“伤痕小说”标志新时期的真正生成，是新时期小说的起点。有人认为这些作品艺术上比较不成熟，局限性较大，艺术评价较低。但“伤痕小说”显然开启了个人性写作，为新的“现代性”的展开奠定了基础，也标志着对于一个新时代的渴望。
与“伤痕小说”同步的是“反思小说”。“伤痕小说”所透视的是“文革”所造成的伤痕，而“反思小说”则试图对于“文革”的历史背景和中国20世纪以来的历史进行比较深入的反思。试图从个人发展的角度透视历史，看到历史深处的“封建”的影响，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参照。“反思小说”的代表作有《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娟）、《李顺大造屋》（高晓声）、《内奸》（方之）、《相见时难》（王蒙）、《小贩世家》（陆文夫）等作品。这些作品试图通过对于中国当代历史的再度叙述提供一种新的文化想象来清理和反思中国剧烈变化的历史，由此凸显一种新的个人的出现的必要性。
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伴随着改革的开始，中国的新的发展从农村开始席卷全国，这时出现了以表现中国的改革所遇到的现实的阻力和冲破阻力的努力的“改革小说”。这是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其中还有表现农村变化的《乡场上》（何世光）、《黑娃照相》（张一弓）等作品。
在新时期开始之后，形式方面的探索也已经成为小说发展的新的路向，对于西方“现代派”的技巧的挪用也已经成为小说形式方面尝试的重点。如王蒙的《布礼》《春之声》等通过“意识流”手法的借用来发展中国式的抒情小说等尝试都是引人瞩目的实验。
而到了１９８５年，伴随着中国社会变化速度的加快和思想解放的加深，小说的发展也呈现出以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为代表的新的更加激进的“现代主义”的尝试和以王安忆的《小鲍庄》、阿城的《棋王》等作品为代表的“寻根小说”的潮流。刘索拉和徐星的作品开始涉及中国都市的新的生活方式和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年轻一代的新的思考和价值选择。而“寻根小说”则试图通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于传统的压抑性进行深入的表现，通过认识一种超越时间性的“传统”于人们的生活的影响的关注来反思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80年代后期，小说开始发生重要的转变。洪峰、马原、格非、孙甘露、余华等作家的小说实验也动摇了“叙事”的幻觉，摧毁了对人的永恒性的信仰，也最终拆解了对历史和时间性的虔信；而“新写实”小说如刘恒的《伏羲伏羲》，刘震云的《塔铺》《新兵连》，方方的《风景》等本文中，都可以发现“欲望”与生命力的涌流与骚动。这里的后现代性具有相当明显的特征，已构成了与西方“后现代性”对话的因素。由此可见，“后现代性”已在８０年代的小说中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新时期小说的核心特点是以“现代性”的“个人主体”的话语建构一整套有关“人”的伟大的叙事。这个“人”的解放的承诺是与“启蒙”与“代言”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功能相联系的。而这一关于“个人主体”的伟大叙事形成了无所不在的巨大的神话般的想象与期待，成了一切灵感、激情与诗意的前提和基础。新时期话语所寻找的正是如何从“现代性”的另一个目标“民族国家”的承诺中重新发现“个人”的位置。从新时期最初的“伤痕小说”的大讨论开始，到“人道主义”的论争及“主体性”的论争，以及在各个不同的文类领域中进行的广泛的论争（如朦胧诗的论争等）实际上都是对“个人主体”的话语的合法性的论争。这些论争恰恰对新时期话语的建构起了支配性的作用，从总体上看，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的形式和内容发生的转变和社会的转变一样异常剧烈和复杂，小说思潮的变化也相当巨大，其实这种小说运作的基本结构的变化并不剧烈。但其形态已经由原来的整体性的“小说”所指称的内容，转变为我们今天经常以“纯小说”来指称的那部分小说。它是由一些“精英”式的作者所写作，为启蒙公众而生产的。这一部分“小说”经过了多年的变化已经变成了今天一个由一些对于小说有相当兴趣和爱好、有所谓“高雅”趣味的中等收入者和小说的固定的爱好者为中心的“小众”所构成的稳定但相对较小的市场，这个“小众”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一方面在社会剧烈转型，经济导向的社会变化有将其推入市场的强烈的要求，另一方面其适应一个大众性的市场的能力也受到了相当的质疑，往往被认为缺少公众的关切和过于封闭而受到争议。但同时也由于被认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小说的高度和小说的高雅等价值不应该消失等理由而受到知识阶层的强烈的肯定。
20世纪90年代所持续进行的有关“人文精神”和“文学性”等问题的讨论就反映了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这部分当时最重要的“小说”所产生的焦灼和困扰。诸如“新状态”文学，以陈染、徐坤等作家为代表的“女性写作”的潮流等文学现象都显示了自身的特色。
自新时期以来所形成的与社会的市场化紧密相关的、更加面向市场的新的小说，这也就是我们往往称为通俗小说的部分，这部分的作者、出版者和读者主要是在新时期以来所发展起来的小说阅读市场中发展的。它包括一部分面对市场的作家，也有一部分在市场化中以市场导向运作的国有出版机构和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崛起的民营出版业，也包括在70年代后期以来通过诸如金庸、三毛、王朔和海岩的写作而产生的读者群体。这是这个80年代以来的新的市场中的现象。这一部分的写作和阅读是80年代从传统的“小说界”中分离出去的。其运作方式是极为市场化的，是作用于一个80年代以来构成的“大众”的市场的。在90年代之后这部分的文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演进，值得关注。
四
网络小说的崛起使得小说面临着新的网络小说和纸面小说“双峰并峙”的状态。网络小说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如今已经不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新奇的点缀，也并不是许多人想象中的小众的新的风格实验的策源地，它已经异常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公众的阅读生活，同时也在迅速地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
现在的“８０后”作家所依靠的是一个几乎和小说期刊完全脱钩的新兴的畅销书市场和一个活跃而芜杂的网络空间，依赖的是和他们年龄相近的读者的支持。20世纪中国特有的经验现在逐渐被这些年轻人关切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所充实和转换。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之中，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开始崛起，其小说消费能力也已经稳定，同时国家财政和民间资本对于“纯文学”的支持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而评奖等选拔机制也日益稳定。这部分小说其实早已走出了前些年的困境，运作相当成熟和有序，其需求已经相当固定。我们可以将之定义为一个“小众”的小说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所理解的“小说”经过了多年的变化已经变成了今天一个由一些对于小说有相当兴趣和爱好、有所谓“高雅”趣味的中等收入者的“小众”所构成的稳定但相对较小的市场。这个“小众”市场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纯文学”的市场。这个市场也能够有效地运作，是小说出版的重要方面。在这个市场中有号召力和市场影响力的作家也不超过十个人。如莫言、贾平凹、刘震云、王蒙等都是在这个“小众”市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其中如王蒙、莫言在全球华文的小说读者中也有相当广泛的影响。而这些“小众”的作家也接近于西方的“小众”职业作家，在一年半到两年的周期中定期推出一部长篇小说，以适应市场的运作的节奏。近年来不断引起关注高潮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对公众阅读产生实际影响的就是这个纯文学的“小众”市场，而且照顾了这个小众市场的各个方面。茅盾文学奖所反映的正是当下的特定的小说生态的一个方面。在中国，由于人口的基数巨大和人们的阅读能力的普遍化，这个“小众”市场其实也是相当大的。
在小说向新世纪的发展过渡中，新的状况的出现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的关切。新世纪小说的构成和我们过去在小说传统中看到的已经完全不同。除了我们上述的传统的小说界的变化之外，新的网络小说和青春小说的兴起改变了小说的整体格局。
首先，网络小说的崛起使得小说面临着新的网络小说和纸面小说“双峰并峙”的状态。网络小说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如今已经不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新奇的点缀，也并不是许多人想象中的小众的新的风格实验的策源地，它已经异常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公众的阅读生活，同时也在迅速地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从这个角度上看网络小说的崛起已经成为现实，任何人都不应该对于网络小说的发展抱着轻蔑和无视的态度，因为网络小说正在改变整个小说的格局，也提供了新的文化的形态。实际上，现在网络小说和传统的纸面小说之间“双峰并峙”的状态已经逐渐清晰，网络小说具有的生命力已经显现了出来。
网络在华语世界中开始走向普及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网络小说其实有不少是一些对于传统小说有复杂情感的青年人的写作，这些年轻人一方面倾慕传统的写作，渴望进入小说话语之中，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并未进入文坛而对于传统的小说形态也有所不满。当时的网络小说虽然已经显示了相当的活力，但还难以具有改变出版业格局的能力，网络小说还仅仅是处于为传统的纸面出版业提供小说资源的一种次要的小说。
近年来，伴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写作的新的商业模式也开始日趋成熟，现在网络小说已不再仅仅是小说爱好者的自发的行为了，它业已成为了一种新兴的出版业，一种改变我们阅读方式的巨大的现实方向。随着网民数字的不断的爆炸性的增长，网络小说的空间的扩大也极为迅速，特别是青少年的读者几乎从开始自己的阅读时起就依赖网络。网络当然也是他们阅读的一种主要的来源。像盛大小说这样的网络小说出版的供应商也应运而生，成为了网络小说发展的重要的推手和支撑力量。而年轻的白领和青少年读者的新的阅读习惯的生成则是它的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在这里，网络写作为中国正在方兴未艾的类型化的小说提供了广阔的园地，网络中诸如玄幻、穿越、盗墓等“架空”类型的小说给了许多青少年读者带来了新的想象力展现的可能，同时也获得了许多忠实的读者。与此同时，表现年轻读者在人生中所遇到的个人问题和挑战的小说如感情、职场等小说也受到了欢迎。这些小说类型在现代中国由于社会现实问题的紧迫性而一直处于受到压抑的状态，没有发展的机会，而且在传统的小说评价系统中也地位不高，处于边缘。中国小说的现代传统所具有的“感时忧国”的特点对于这些或者“架空”的想象，或者回到个体所遇到的具体的现实问题的表现的类型往往并不注重。而网络的崛起其实正是和中国的高速发展同步的，这就为这样一些小说类型在传统的纸面出版业尚未意识到其新的趋势的空间中有了重要的作为。网络小说和青少年读者之间的紧密的联系其实是对未来小说的发展形态产生重要的影响。网络小说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色是其长度完全超出了纸面小说的限度，动辄以几百万字的篇幅出现，故事本身也有相当浩瀚的规模。
网络小说的发展也为传统的纸面出版的小说提供了资源。一方面，网络小说许多成功的作品被纸面出版业吸纳而变成了纸面出版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网络小说其实起到了沟通传统出版业现实的已经分化为“大众”和“小众”小说的作用，成为二者之间的桥梁。网络小说一方面是小说的新的潮流和走向的最集中的展示空间，另一方面是小说的各种形态包容汇集的空间。当然，网络小说如何像传统纸面小说那样有相当便捷的盈利和运作的模式，同时如何更加有力地吸引成熟的读者仍然是它面临的挑战。但网络小说的未来显然是乐观的。
在网络写作迅猛发展的同时，“青春小说”开始成为大众的纸面小说的重要潮流。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郭敬明和韩寒等人为代表的“80后”作家出现到现在，“青春小说”在传统纸面出版业的市场已经显示出了自己的重要的影响力，“青春小说”已经逐渐成为小说中的重要的力量，也已经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一股相当重要的力量。如“第一届Ｔｈｅ Ｎｅｘｔ小说之新新人选拔赛”就是由在传统的出版业界已经建立了声誉的长江出版集团的北京图书中心和以郭敬明为中心的柯艾公司共同组织的。这种传统的出版机构和郭敬明的团队的深度的合作无疑显示了“80后”的市场的影响力和已经成为了小说的新的增长点。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的“８０后”作家的生存和成长的环境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他们所依靠的是一个几乎和小说期刊完全脱钩的新兴的畅销书市场和一个活跃而芜杂的网络空间，依赖的是和他们年龄相近的读者的支持。这些“８０后”作家的写作的风格和题材与过去的作家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今天的成名的作家几乎都是写20世纪中国的深刻的历史记忆。他们的代表作几乎都是关于20世纪中国“大历史”的进程对于个人命运的影响的，往往有极为深沉的“感时忧国”的色彩。但８０后作家的青春期却是在中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度过的，他们经历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和最活跃的时期。社会生活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去表现从个人的日常生活出发到一种“普遍性”的人类的体验的可能。20世纪中国特有的经验现在逐渐被这些年轻人关切的人生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所充实和转换。他们的作品当然还有青少年的稚嫩，但其实已经有了一种新的世界和人类的意识，也表现出注重个体生命的意义，人和自然和谐等等新的主题。这些和我们当年的创作有了相当的不同。这些变化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也不成熟和有力，但却是新兴的文化思潮的萌芽，自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意义。
五
通过我们简要的回顾，从新中国文学到新世纪文学，中国文学和时代一起走过了其自身的历程。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从20世纪的历史中超拔出来的“新新中国”的巨大的意义，也可以看到新中国60年的文学史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和价值也在凸显出来，它对于中国人认同的塑造所具有的重大的意义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编辑：李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