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娘子军》剧照（前排中为赵汝蘅）

    从上世纪６０年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英姿勃发的连长扮演者，到新世纪组织创作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牡丹亭》，中国舞协副主席、著名舞蹈家赵汝蘅从台前到台后，见证了中国芭蕾舞的发展和兴盛。正是赵汝蘅与她的同行一道努力坚持，使得中国芭蕾继承了古典芭蕾的精华，同时又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从而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点，正如赵汝蘅所说：“中国芭蕾只有坚持走自己的路，才会赢得世界的认可。”在中央芭蕾舞团成立５０年之际，本报记者就中国芭蕾舞的发展、创新、普及和交流等方面的问题，对赵汝蘅进行了专访。

    中西结合开拓创新之路

    记者：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中国芭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剧目，它参照中国人的审美观，将西方芭蕾的技巧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相结合，是艺术领域内中西文化成功结合的典范。您作为《红色娘子军》的参与者，对于芭蕾的民族化之路肯定有很深的体会吧？

    赵汝蘅：中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大胆创新，为中芭奠定了国际声誉，更是为实现芭蕾舞的民族化而进行的成功实践。《红色娘子军》之所以受欢迎，首先在于这部舞剧本身的色彩、音乐、舞蹈和故事等艺术质量上乘，同时还因为它大胆地挑战了西方古典的芭蕾舞，创新并发展了中国的芭蕾舞剧。

    为了演好《红色娘子军》，创作队伍专门到故事发生地——海南岛去体验生活。导演和作曲家把很多在当地民间采风来的内容融入到了创作中。像射击、投弹、刺杀的舞蹈完全来自生活，是军事动作与芭蕾舞足尖技巧的结合，赤卫队员的“五寸刀舞”、“军民联欢舞”、“黎族少女舞”等舞段生动地塑造出了女战士们的飒爽英姿。与欧洲古典芭蕾剧目相比，《红色娘子军》更加注重对角色的内心情感和性格特色的挖掘。我现在回忆起当年排戏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每次看这个剧目的演出，仍然被这部戏所激励和感动，甚至还会被感动得落泪。

    《红色娘子军》多年来演出长盛不衰，票房一直很好，年轻观众也越来越多。2003年，中芭在意大利演出《红色娘子军》时，一位意大利评论家说，《红色娘子军》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文化财富。

    多年来，中国芭蕾舞一直在尝试进行创新，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红色娘子军》的水平上，同时我们也不能总演一些王子和仙女的老故事。１９９９年，民族舞编导陈泽美为中芭排演现代芭蕾《黄河》，成为中芭自《红色娘子军》以来，首部大型中国芭蕾原创作品。尽管《黄河》的诞生距离创作芭蕾《红色娘子军》时，已过去约３５年。

    从那时起，我一直希望芭蕾舞剧能够跳出舞蹈圈，从其他艺术门类中获得更多灵感，我们尝试把中国经典音乐《黄河》、《梁祝》用芭蕾表现，也尝试用柴科夫斯基的音乐创作表现中国的《胡桃夹子》，更尝试过许多现代芭蕾。

    记者：中央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自上演以来，以动人心魄的主题、舞美和演员们精湛高超的舞技，以及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芭蕾文化，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心。这应该是中央芭蕾舞团的又一部经典之作。您能否谈谈该剧的创作情况？

    赵汝蘅：１９９９年１１月，舞美师曾力当时正在给我们做中国版《胡桃夹子》，而他与张艺谋有很多合作。我们在交谈中表示，张导演有没有兴趣和中央芭蕾舞团合作导演一部芭蕾舞剧。曾力转达给张艺谋后，他很快就有了回音，说很感兴趣。几番沟通后，我们选择了根据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戏来编排芭蕾舞剧。 

《大红灯笼高高挂》剧照

    张艺谋为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下了很大功夫，他没有简单地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搬上舞台，而是进行了新的艺术创造。他将芭蕾艺术与中国当代文化和传统文化成功地融合起来，创造了全新的审美感觉。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将京剧、红灯笼、麻将、锣鼓点等具有强烈视觉或听觉效果的中国文化象征符号与芭蕾艺术元素融合得非常巧妙而且自然。该剧的独舞、双人舞等舞蹈表演在形式上既不完全同于古典的芭蕾艺术，也不同于传统的中国舞蹈艺术，而是具有强烈的创新色彩。

    《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创作时，还打开大门，邀请不同艺术门类的人才参与到芭蕾舞的艺术创作中来：请张艺谋来做导演，因为他会讲故事，而且是学摄影出身，思维有画面感；请法国服装师为演员设计旗袍；请旅法作曲家陈其钢作曲；请北京人艺的舞美设计师曾力设计布景。

    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红色娘子军》遥相呼应，使得仅有几十年历史的中国芭蕾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中国芭蕾舞若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坚持民族化。

    在这些年的国际巡演中，我们深刻体会到“中西合璧”的中国芭蕾舞剧的优势。因为西方各国的保留剧目都轮换上演，但中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大红灯笼高高挂》等舞剧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法国里昂的报纸这样评论《大红灯笼高高挂》：“把芭蕾舞的规则和传统艺术，把民间舞和芭蕾混合在一起，作品显得既活跃又生动。”意大利的一位评论家说：“《大红灯笼高高挂》让我看到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这些让我深深体会到，一个正确的艺术方向，一个优秀的剧目使得我们中国的芭蕾艺术获得了世界的尊重。 

《牡丹亭》剧照

    记者：在中国戏曲舞台上，以昆曲等剧种形式演出的《牡丹亭》早已深入人心，尤其近年，苏州昆剧院在白先勇先生的率领下，领时代和昆曲之先，创排和出品了青春版《牡丹亭》。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牡丹亭》竟走上了芭蕾舞台。在很多人看来，芭蕾舞剧跟昆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作为该剧的组织策划者，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您如何看待芭蕾舞剧《牡丹亭》？

    赵汝蘅：《牡丹亭》这部著作，在西方甚至于在日本１００年以前就有翻译本。我们当今在经济发展非常迅猛的时代，在文艺大繁荣的时代，回头看我们的传统，怎么样继承我们的传统，以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表达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我们共同致力的方向，所以我们选择了《牡丹亭》来改编。我们希望通过芭蕾的形式，来表现和挖掘东方女性杜丽娘的内心世界。

    我们谈到昆曲，一瞬间出现的一个字就是“美”，芭蕾给人的感觉，出现的第一个字也是“美”。所以，西方美的艺术表现形式和东方美的艺术表现形式怎么结合，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在我看来，两者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和促进。中芭邀请李六乙执导，是因为除了他导演了很多先锋话剧之外，也执导过很多中国戏曲，比如评剧、京剧、豫剧。我们希望通过他的导演，将芭蕾舞剧和昆曲做一个完美的结合。李六乙在执导前曾经说，他执导的《牡丹亭》将会跳出一切既定想象。这也给我们带来了创作的热情。

    在音乐创作上，由著名作曲家郭文景担任该剧的作曲、编曲和配器工作，他过去也没做过芭蕾舞剧。我们希望他能够将昆曲音乐、他自己创作的音乐和西方的古典音乐融合在一起。国外也有这样的编曲方式，像《图兰朵》这样的歌剧早年就用了中国的《茉莉花》。在《牡丹亭》中，整个舞剧音乐根据剧情发展的需要和导演、舞蹈编导的意图，在原创音乐的同时，既选取了中国传统的戏曲音乐，也采用了西方一些著名作曲家的作品。通过对中西不同风格的音乐进行改编和配器，来顺应舞剧发展和人物内心表现的需求。

    在舞台设计上，我们请了德国的布景设计师和日本的服装设计师，他们惯于将很古典的东西用很现代的设计来表现。比如《牡丹亭》中，大家想象舞台上会有亭子之类的道具出现，可实际上却没有给予实景呈现，这种思维就非常现代，也是对中国戏剧假定性的吸收。综合这么多尝试在一起，就看出了《牡丹亭》的与众不同。事实证明，他们的创作与中国传统美学所追求“简约、空灵、唯美”的品质相吻合。芭蕾舞剧《牡丹亭》无论是舞台设计还是服装设计，都强调以人物为中心，为表现人物性格服务，崇尚中国传统美学的真谛。

    其实，中芭对创新的尝试并不只表现在《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牡丹亭》中。２０００年，中芭重排《梁祝》时，就请来了瑞典著名编导佩尔·伊斯博格；同年，中国版《胡桃夹子》则将这条路走得更远，编导集合了冯英的古典芭蕾、赵明的民族舞蹈和王媛媛的现代舞，同时将故事变成中国味：讲述中国女孩圆圆和胡桃夹子的故事，并将阿拉伯舞等改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丝绸舞、瓷器舞、风筝舞、陀螺舞等。我们就是希望一个一个试验性的芭蕾舞剧为中国芭蕾发展开拓空间。

《交融》剧照

    为芭蕾舞的成长培育优质土壤

    记者：在很多人看来，中国芭蕾舞的民族化极大程度上适应了中国人的欣赏习惯，从而使这门艺术在中国有很高的认同度。但是，芭蕾舞在一些老百姓眼里似乎是“阳春白雪”。您如何看待这种看法？

    赵汝蘅：很多人把芭蕾舞归入所谓的“高雅艺术”。这样的简单划分无形中拉大了芭蕾舞跟老百姓之间的距离。其实，芭蕾从进入中国以后，就不再是贵族艺术了，它从一开始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从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就可见一斑。我始终不认同人为地将艺术分为高雅艺术和大众艺术，这种分法等于自己给自己设置藩篱。

    记者：如何让老百姓摆脱这种看法？在普及芭蕾舞方面，中国芭蕾舞界做了哪些努力？

    赵汝蘅：让老百姓摆脱这种看法首先就要让他们能够看芭蕾舞，喜欢芭蕾舞。中国的芭蕾舞不能远离老百姓。繁荣芭蕾艺术，在群众中进行普及是不可或缺的。

    中央芭蕾舞团多年来一直坚持进行芭蕾舞的普及工作，我也一直在向大众介绍芭蕾。为了加强与芭蕾爱好者和普通观众的联系，我们提出举办“走进芭蕾——中芭开放日”活动，使更多的芭蕾爱好者有机会走进芭蕾舞团，让他们亲眼目睹芭蕾舞演员的练功、排练和日常生活，感受芭蕾舞演员幕后的酸甜苦辣。现在中央芭蕾舞团还有这一传统，就是把普通老百姓请到团里，给大家表演一些剧目，通过讲座的形式讲解一些芭蕾舞动作和芭蕾舞知识，同时解答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这样的做法效果非常好，很多观众告诉我，这种形式让他们进一步了解了芭蕾，也喜欢上了芭蕾。

    这些年中央芭蕾舞团在让芭蕾走进校园、走进大学等方面做了很多推广工作。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的地板还没铺好时，我们就去演出了，推广低票价，后来培养了一批年轻的观众。现在，北京大学等高校成为推广芭蕾舞的一块非常好的阵地。

    ２００６年，我们请来英国著名舞蹈评论家克莱名·奎斯来中国讲座。他告诉我们英国的一些舞蹈团很关注心理有障碍的孩子，给他们排戏，跟他们交流，让孩子们慢慢地懂得集体生活，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和阳光文化基金会负责人杨澜是好朋友，我们一直在商量怎么做一些公益性的事情。２００７年５月，杨澜获得了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大奖，她准备用奖金做公益事业。就和我谈起这件事，双方的意见一拍即合。２００７年９月６日，由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中央芭蕾舞团、阳光文化基金会四方合作，阳光文化基金会独家赞助的艺术教育公益项目“阳光下成长——与芭蕾共舞”在中央芭蕾舞团正式启动，给问题青少年培训。中央芭蕾舞团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从寻找孩子、确定剧目，到训练彩排，一共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这种培训很见成效，原先对芭蕾舞一点儿都不懂的孩子经过培训后跟我们的演员同台演出，让他们非常有成就感。我感觉，通过这样的舞蹈训练，可以让孩子们认识到生活的艰难，让他们团结一致、互相尊重。我希望这种事情以后有更多人去做。这也是普及芭蕾的一种方式，而且从中可以发挥艺术对人潜移默化的功能。

    记者：对于很多观众来说，他们也许非常喜欢芭蕾舞，但很可能被高票价拒之门外。您是否认为，高票价是阻挡芭蕾舞普及的又一个障碍？高票价阻止了观众走进剧场的脚步，观众也就与芭蕾艺术越走越远。

    赵汝蘅：票价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我们到剧场演出，剧场要算自己的基本成本，包括场租费等等，他们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出现，需要我们国家在文化的补贴上继续下功夫。在国际上，很多国家对剧场都有相应的补贴，补贴多了，票价就会降下来。

    我呼吁低票价的同时，也呼吁买票看戏。中央芭蕾舞团前段时间到北京大学演出。我们没有免票，每张票５元钱。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培养年轻观众花钱看戏的观念。我们现在的一些演出，很多都是送票、赠票，往往来的观众并不一定是愿意看戏的人。我们在北大演出，场租１５万元，通过卖票基本上就能收回场租费。

    我们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票卖得不是很好，但我发现剧院三层的座基本上都坐满了，这说明观众买不起四五百块钱的票，但这些观众都想看戏，如果把票价降下来的话，我相信，看戏的人肯定会更多。

    记者：那就是不要让观众“高高在上”。

    赵汝蘅：你的这个说法很好，现在观众就是在上面，不能充分领略芭蕾艺术的美。如果降低票价就能吸引更多观众，就是请“高高在上”的观众下来。这样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也才能给芭蕾舞的发展培育更好的土壤。

    记者：您曾经说过，“每一个演员都希望有自己的舞台”。目前，中央芭蕾舞团是否有自己专门的演出剧场？专门的演出剧场对于普及芭蕾艺术有何意义？

    赵汝蘅：我们有自己专门的演出剧场天桥剧场。天桥剧场建在上世纪５０年代，２００１年经重新装修后，中演公司通过竞标获得了天桥剧场的管理权。经过友好协商，２００８年年初，中央芭蕾舞团正式收回了天桥剧场的经营权。收回经营权后，天桥剧场成为专业的舞蹈剧场。现在，中芭每年将在这里演出数十场节目，并致力于以较低的票价推广中外优秀舞蹈。除了天桥剧场，国家大剧院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展示舞台。每年，中央芭蕾舞团都要在国家大剧院举办多场演出。

中央芭蕾舞团在巴黎歌剧院演出结束后合影

    向世界展现中国芭蕾艺术风采

    记者：作为一种国际艺术，中国芭蕾舞不仅要发展民族特色，培育国内观众，还要走向国际，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艺术的风采和气派。中国芭蕾这些年来在对外交流中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赵汝蘅：回顾中央芭蕾舞团的历程，我们一直坚持进行并不断丰富“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文化交流。改革开放之前，中芭的国际演出大多数以国际交流的形式开展，剧团第一次大型出国巡演是１９６１年在缅甸阳光大金塔下演出了古典芭蕾《天鹅湖》，为期两个月，受到了热烈欢迎。

    改革开放后，剧团也开始进行商业演出和巡演。１９８６年，中芭组团赴美国和英国进行演出，为此美国承办方专门派了一个摄制组跟随我们拍摄了一部后来获了奖的影片《实现梦想的第一步》。以此，中国芭蕾打开了世界巡演的一扇门。那时我们带去的是舞剧《睡美人》、《虞美人》和《天鹅湖》第二幕，担任演出的是我团一批“文革”后的优秀演员。《纽约时报》评论文章中写到：“在中国中央芭蕾舞团成熟的年轻舞蹈家身上，我们看到芭蕾世界中的一个珍贵的现象，它成功地运用的基本是外国的语言。”《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人在与西方芭蕾舞隔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能迅速走上通向艺术巅峰的道路，真是一个奇迹。”能够得到素以挑剔闻名的美国舞蹈评论界热情洋溢的赞誉，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化孕育出的芭蕾舞者和他们的艺术具有非凡的魅力。１９９５年，时隔10年之后我们再次访美，在美国１６个州、３３个城市演出了《红色娘子军》、《林黛玉》、《唐吉诃德》和《吉塞尔》选段。

    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的中芭向世界芭蕾大国迈出了一步的话，那么２００３年开始的“芭蕾之乡巡演”则是飞跃的一大步。演员在世界著名的剧院高水平演出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红色娘子军》全剧，这次大型巡演为提高中芭在国际芭蕾舞界的地位，体现中国在文化发展领域的现代步伐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伦敦《泰晤士报》评论说，“舞剧有如一阵横扫舞台的旋风，夹挟着激烈碰撞的情感、饱满艳丽的色彩和起伏跌宕的戏剧冲突和泼辣飞扬的舞台形象，震撼了舞台，冲击了观众。”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在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演出，受众全部来自主流社会，票房上座率几乎是百分之百，英国和法国都认为，为期一个月的演出并不够，在演出开场前，剧场外还排满了等待门票的观众。

    经过多年艰苦不懈的实践，中芭的艺术道路越走越宽。２００４年，中央芭蕾舞团被英国舞蹈评论界提名为２００３年度世界三大最佳外国舞团之一。中芭在近几年的艺术交流更是频繁。

    中芭管理层也十分重视不断完善演出市场的经营。从１９８６年起，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谈判经验，而且具备了谈判能力，拟定了各种类型的合同文本，完善国际演出的全套模式。现在我们更善于抓住国家搭台、院团唱戏的机遇，开展商演活动。这样，我们不仅得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也得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除此以外，中国芭蕾舞获得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建团之初，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对中芭寄予了深厚的希望，给予了亲切关怀。１９７１年，周总理还曾派专机把我们送到国外演出。中芭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历史时期，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不变的是几代领导人始终如一的支持和信任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扶持，这才使得中芭“走出去”的实践有了强大的依靠和支撑。

    记者：芭蕾舞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仅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艺术，而且展现了中国的气派，对于提升国家形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赵汝蘅：是的。我们今年去英国演出《红色娘子军》，他们印制了很多宣传册，介绍了剧目的创作背景、内容等资料，这就让英国观众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剧目本身包含了很多中国元素，借助文化交流，可以让他们对中国有更加直观的了解。

    文化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积淀，是社会发展最为直接的风貌体现，文化已经成为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增强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文化软实力，同样是芭蕾舞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任务。

（编辑：晓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