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翰笙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我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深受教益。他辞世多年，却依然像生活在我们中间。在纪念中国文联成立60周年、中国曲协成立60周年的日子里，回忆往事，倍感亲切，不胜思念。

    我早就熟悉翰笙同志的名字，读过他的作品和文章，但相互认识是在１９５３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之后。那时，他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党组书记兼秘书长，我在中国曲艺研究会工作，同在一个办公楼办公，同在一个党支部。他热情、诚恳、谦虚，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初次交谈，就使我感到十分亲切。

    我和曲艺界许多同志都不会忘记翰笙同志对曲艺事业的重视和关怀。他到中国文联工作的时候，中国曲艺研究会刚刚在中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工作中困难很多。令人感动的是，翰笙同志把中国曲艺研究会等研究会、学会的困难视为自己的困难，把帮助这些单位克服困难、开展工作当作中国文联的责任，不但在实际工作上给予帮助，而且在思想上业务上给予关心和指导。有一天，他主动向我询问了中国曲艺研究会的情况和曲艺界的情况，谈了他对曲艺的看法。他说，曲艺历史悠久，丰富多彩，和戏曲一样，深受群众的欢迎，是民族民间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建设人民的新文艺，就要重视曲艺，这几年曲艺改革已经取得显著成绩，坚持下去，曲艺这门艺术一定会更好地发展起来，在人民文化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他还讲述了他以前在四川、上海等地听一些曲艺名家演唱的情况，高兴地说，有许多曲艺人，艺术造诣很深，很了不起，一个人演唱，就能吸引住那么多的听众，连我们这些搞新文艺的人都被吸引住了，证明这是一种很有特色、很有魅力、很有欣赏价值的艺术，应当受到重视。这次谈话，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能够坚持在曲艺团体工作，为改革和发展曲艺艺术竭尽微薄之力，与翰笙同志的启迪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１９５８年初，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开始筹备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决定以中国曲艺研究会为基础，成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翰笙同志亲自主持了各项筹备工作。在协会主席、副主席建议人选的问题上，他考虑得非常周到、细致，除在会议上认真研究，还让我个别征求老舍等熟悉曲艺界情况的同志的意见，力求人选得当，符合协会性质、任务的要求。他说，我国的曲艺，蕴藏丰富、形式多样、轻便灵活，表现力很强，值得文艺工作者学习；他还以赵树理等同志为例，说明作家艺术家注意向曲艺学习的好处。他同时指出，曲艺的发展，也需要曲艺工作者向其他文艺工作者学习，争取他们的支持与合作，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因此，大会代表和理事会中都推举了一部分文艺界人士。翰笙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所致的开幕词中也强调了互相学习的问题。许多曲艺界代表和赵树理、老舍、郑振铎等作家、学者欢聚一堂，热烈发言，形成了互相学习、亲密合作的良好气氛。翰笙同志还在大会之后发表了题为《向曲艺学习》的文章，在曲艺界和文艺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协会在此后的工作中，一直秉承了曲艺工作者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精神，取得很好的效果，并逐步形成协会工作的一个好的传统。

    １９５９年，郑振铎同志在出访中不幸遇难，需要补一位文艺界人士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翰笙同志在所主持的中国文联和各协会负责人协商会议上郑重推举时任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的著名扬州评话艺术家王少堂同志作为人大代表的建议人选，并陈述了理由。他说，现在文学、戏剧、音乐、电影、美术、舞蹈等方面都有人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曲艺界作为文艺界的一个方面，也应当推出一位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表达曲艺界的愿望和要求。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推荐王少堂同志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建议人选上报有关领导部门。这件事，不仅表明翰笙同志对曲艺界的重视，也反映出他考虑问题的周到、细致和办事的公道。

    翰笙同志对曲艺事业的重视和关怀是一贯的。曲艺界的许多活动，都得到他的支持和指导。１９７９年５月，中国曲协在北京召开理事会扩大会议，我向他汇报了曲艺工作情况，请他出席指导，他立即慨然应允，不但抱病出席了会议的开幕式，而且作了经过认真思考、准备的讲话，阐明了当前曲艺界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大家提出殷切的希望和要求，使大家深受教育，深受感动。1985年4月，中国曲艺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因病不能出席，仍然对大会表示关心，并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翰笙同志非常重视曲艺创作。在研究中国曲艺研究会及其后成立的中国曲协的工作时，他一直很注意曲艺创作方面的工作，认为曲艺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如同剧本是戏剧之本一样，曲本话本是曲艺之本；有了很好的曲艺文学作品，会促进曲艺表演和曲艺音乐的革新，演员也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只有把先进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他要求我们认真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更要大力提倡反映新时代、新人物的曲艺创作，努力为曲艺创作者提供学习、提高和深入生活的条件。

    为了引起各地区有关领导部门对曲艺工作的重视，促进曲艺创作的繁荣，在他的提议和支持下，中国文联和中国曲协于１９６４年２月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曲艺创作座谈会。应邀参会的代表有各地在曲艺创作和表演上有显著成就的作家艺术家和专家学者，也有文艺界有关人士，共一百多人，历时７天，大家一起交流创作经验，研究创作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会议开得很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翰笙同志还提议并商请《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扩大宣传，并要我代拟了一篇社论稿，请林默涵同志审定后，以《积极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曲艺》为题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由于这次座谈会开得成功，又比较充分地发挥了舆论宣传的作用，引起曲艺界和有关文化领导部门的重视，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各地创作演唱新曲艺的活动。

    翰笙同志在中国曲协1979年召开的理事会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中，也着重讲了曲艺创作问题。他满腔热情地肯定了曲艺创作的成绩，希望广大曲艺工作者再接再厉，努力创作更多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曲艺作品。

    翰笙同志也很重视文艺批评。１９５６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翰笙同志表示热烈拥护，除组织、动员大家认真学习、贯彻外，他在一次谈话中还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体会阐述了文艺批评的重要性和对文艺批评应持的态度。他认为积极开展实事求是的文艺批评，对活跃人们的思想，统一人们的认识，促进文艺繁荣，大有好处，必不可少。他还以左联时期文艺界对他创作的小说《地泉》的评论为例，说明瞿秋白、茅盾等同志的批评对他的启发和帮助。

    翰笙同志曾多次谈到曲艺评论，他同意一些同志的看法：曲艺评论还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需要大力加强。对协会举办的一些评论和研究活动，他都积极给予支持和帮助。例如，１９６２年１２月，中国曲协为纪念曹雪芹诞生二百周年在中国文联礼堂举办《红楼梦》曲艺专场演出时，除邀请文艺界、曲艺界人士观看演出外，翰笙同志还亲自邀请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观看演出，并请周总理在演出结束后与文艺界、曲艺界有关同志一起座谈。周总理不但对这场演出给予鼓励，而且对传统曲艺的整理、改编以及曲艺工作者与其他文艺工作者如何互相学习、加强合作等问题发表了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意见，给大家以深刻的启示和很大的鼓舞。

    １９8６年夏天，翰笙同志在烟台疗养，我去看望他。我们在凉台的阴凉处亲切交谈，他十分关心文艺界的情况，询问了社会上和文艺界发生的许多事情，也谈了他对当前文艺工作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他认为，近几年来，文艺评论虽然有所加强，但总体来看，实事求是的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还是太少，百家争鸣的空气还很不够。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有些同志只喜欢听赞扬的话，不喜欢听批评的话，也有些同志喜欢捧场，不是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对文艺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翰笙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革命文艺家，是我们党在文化战线上成就卓著和深受人们爱戴的一位领导同志，是文艺工作者的良师和益友。他的崇高思想品格和在事业上的成就，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研究。谨以我记忆中的若干片段表示对他的深切怀念和崇敬之情。

（编辑：李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