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多重文化身份下的30年感悟

http://www.cflac.org.cn　　　　2009-09-14　　　　作者：李妍孟祥宁张志勇温航军　　　　来源：中国艺术报

海南是在改革开放后建省，可以说，海南文联本身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作为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韩少功在当代文学史上的身份又是多重的：作为一名作家，在知青文学、伤痕文学、寻根小说、先锋小说里都可以找到他的名字；作为翻译者，他最早翻译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作为编辑者和媒体人，他前后主持了《海南纪实》和《天涯》，甚至天涯网络社区一开始也与他有合作关系。他从楚文化源远流长的湖南来到经济特区海南，近距离地感受了改革开放30年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的“大变局”。日前，本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海南采访小分队远赴海南时，见到了这位具有“多重”感悟的改革亲历者，听他将30年往事与感受娓娓道来，谈吐间充满一个过来人经风历雨的淡定与从容。

文学创作：知历史之痛守文化之根

记者：１９７７年，您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首届高考走进大学校园，结束了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展开了自己真正的文学生涯，可以说，您是在经历社会转折的同时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转折，还记得当时的具体情形吗？

韩少功：我属于知青一代，在农村务农６年，赶上１９７７年高考，当时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正规，心里多少有些疑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结果幸运考中，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重新进入了大学校园。

相对一般大学生来说，我们那一届大多数同学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当过工农兵，在生活中摸爬滚打过。丰富的生活体验容易激发人的创作热情，像我们班的同学当中，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大概就有十多个，后来一直坚持走在文学道路上的也不少，而我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当时文艺创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突破禁区，文学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像蒋子龙、刘心武等，一篇小说可以有上亿读者，这在现在是很难想象的。当时我也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月兰》。编辑写信给我说，他们在传阅稿件时都哭了。我收到大概一千封读者来信，其中一个农村读者说，他在村里开社员大会时朗读这篇小说，读得大家都哭了。但这篇小说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全国短篇小说首届评奖，这一篇的读者投票数据说排名第七，但最终还是因为比较敏感，在终评时给拿掉了。

记者：历史的转折期总是充满阵痛，要突破旧有思想框架，必须有承担压力的勇气。而“先行者”之所以为“先”，往往是他们能够在阵痛中勇敢抗压，在变局中清醒而快速地成长，今天再回首，您如何看待这种成长？

韩少功：当时你要是敢说真话，敢于露出思想锋芒，就必然要承担风险。1980年我发表了《西望茅草地》，这篇小说对主人公既有遗憾，又非常痛惜，其实是写人的复杂性。现在回头看，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英雄主义的小说，但当时怎么就遇到这么大的阻力？北影厂想把它拍成电影，剧本被有关部门“枪毙”。历史的背景和氛围不一样，会造成对作品的不同评价。

我进入写作的时间刚好与改革开放是重叠的，这种巧合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不幸。说不幸，是因为变化太大，没有一个稳定的价值标准可作为依托，你时时刻刻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稍不留神就会被潮流席卷而去，所以既要与时俱进，又不能随波逐流，这需要活力也需要定力。说幸运，是因为历史上这样的机遇并不多，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见证这样一个大变局，差不多也是中了头彩吧？

记者：１９８５年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一道分水岭，您在当时创作了如《爸爸爸》、《女女女》等一系列很有代表性的小说，能回忆一下在当时的文艺思潮影响下文学界整体的创作情况吗？

韩少功：那时候文学艺术界有一个名词叫做“８５新潮”，是指一些新的美学思想引进，特别是现代主义在兴风作浪，比如很多小说淡化了主题，情节和人物也是破碎的。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没有人物，只用自然风景的描写暗示人物的存在，这是不是有点捣乱？回过头来看，这些尝试有得有失，我自己也有反省。

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不是全无道理，它反映了现代人的某种散碎的、迷失的、多元的心理状态，传达了时代的某种情绪，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艺术经验。但值得反省的是，这种情绪如果过了头，就会变成了孤芳自赏，甚至发展到反艺术的程度，比如眼下美术和戏剧中“玩概念”，形象与感情都没有了。在当时，我不是走得最远的，属于比较温和的现代主义者，有时用“意识流”手法，就那么一两段，不像一些作家那样通篇都是。我始终还是顾及到读者的，注重形象与感情，既不会完全去迎合读者，也不愿意在读者面前耍威风，好像我怎么写你也得老老实实地看。

在我看来，文学是作家与读者共同创造的，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家不能当读者的尾巴和奴隶，但也要防止过分的自负和自恋。

记者：１９８５年您曾写过一篇文章《文学的“根”》，提出了“文学寻根”的主张，这应当是一篇有历史启迪的文章，但事实上直到今天看来，不仅文学，整个中国文化的当代寻根之路，尽管走了20多年，却才刚刚开了个头。

韩少功：于丹说《论语》突然火成这样，奥运会开幕式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主题，这些在二十多年前简直不可想象。1985年我谈到文化“寻根”，在全国引起了大讨论，也可以说是骂声不绝。当时主要受到两方面的批评，一方面认为文化要有根，但这个根应该在延安和井冈山，你们把秦、汉、唐、宋那些封建主义糟粕翻出来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烂透了，这个根我们斩断还来不及呢，寻它干嘛？可以看出，这两种骂声其实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无知和简单否定。

当时，很多中青年作家对西方文学思潮特别热衷，一窝蜂地模仿，我开玩笑把他们叫做“移植外国样板戏”。作为学习的过程，这当然是很正常的。但从更高的要求来说，模仿并不能代替创造。不扎根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怎么写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神韵的作品呢？这是“寻根”说的一个基本涵义。

著名国学家钱穆先生曾有一段话，大意是中西文化的比较，在中国落后的情况下是没法平心静气地讨论，只有等中西经济差距缩小的时候，人们才能理性讨论各自文化的长短。当时的情境真是应了他这句话，人们都哭着喊着要现代化，那么现代化好像就是西方化，甚至是美国化。就像你说的，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在文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领域，对中西方文化如何取舍、如何融合、如何转型等问题，有关争议还在延续，也许需要再争议20年、30年都说不定。我们期待整个民族恢复文化自信的那一天，也就是更有效地学习其它民族文化的那一天。

作品翻译：任重道远的中西对话

记者：是您最早将米兰·昆德拉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惶然录》翻译成中文，而您本人的作品也多次被翻译成外文，从文字翻译的角度，您如何看待中外文化交流？

韩少功：文学作品一经翻译，“变脸”就很严重。我的作品登上欧洲舞台，用韩国音乐和日本服装，我就觉得同我没什么关系。有一本书在国外出版，封面图片却是跟书的内容毫无关系的风景——他们对东方只有一个笼统概念。东西方对话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很多西方人对东方有先入为主的想象，按照他们的想象来理解东方。这是难度之一。难度之二则是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的天然区隔。比如有些作品在翻译过程中信息损耗较小，像那些情节性很强的小说。而有些就损耗较大，像鲁迅杂文中的很多典故、幽默、尖刻等，隐藏得非常深，只有在中文语境里才能体现出来，一旦翻译成外文就与大批判文章差不多。国外很多读者难以理解鲁迅在中国的崇高文学地位，因为外文版的鲁迅只可能大打折扣，短斤少两。

记者：尽管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现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西方对话的隔膜毕竟越来越小，看来还是存在缓解的方法或希望的。

韩少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第一流作家和学者几乎都是翻译家，鲁迅、茅盾、巴金等等都是。但是西方人做汉译工作的，大多数是二、三流人才。一个是信息放大了，一个是信息损耗了，因此这种交流并不对等。据说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原作语言并不是太好，但他们的汉语版在翻译家的手里加分不少。那么什么时候西方的大哲学家、大史学家、大文学家们都能来学中文和做翻译呢？也许我们还要等上五十年，等上一百年，等到中国的国势很强大而且中文很时髦的那一天。当然，眼下全球化的处境之中，国际人员流动和文化交流大大增强，情况已经出现了变化，中西方之间的文化翻译量至少是迅速增大了。退一步说，文化的进口大于出口也未必是坏事。我们委屈一点，把姿态放低了一点，包括被人家多骂几名多损几句，也有利于我们谦虚学习呵。多学习的一方，其实是占便宜的，最容易进步的。

创办杂志：游走于文学与市场之间

记者：１９８８年，海南筹备建省。当时您在湖南已经是著名作家，却毅然赴琼，坊间有传说您是去投亲，事实是怎样？

韩少功：投亲是误传，因为我在海南没亲戚。当时海南筹备建省，组织部门希望湖南能输送一些文化人过来，我是应召者之一。当时我３５岁，之前也来过海南，印象中这是一个美丽、安静、清新的绿岛。我生性好静，觉得这个地方地广人稀，可能还会多一点自由，于是就过来了。

记者：这么说来，其实您的这次迁移本身并未经过非常审慎的得失考量，以这样的心理准备，能否适应新环境下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的全面转变？

韩少功：来到海南以后，办什么事都需要“自我滚动”，突然脱离国家财政供养体制，进入市场经济的洪流，难免还是要经过一个复杂的适应期。但这也使我对改革有了一些更直接和切身的感受。虽然我是文联调过来的，但是杂志社有４０多个员工里只两个人有国家工资，你们要生存就必须在市场中杀出一条血路，不然全得饿死。这就逼迫你放下知识分子的清高架子，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去打几个滚。

从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９０年，我几乎没写小说，是完全顾不上。当时我对同事们说，不管成功了还是失败了都是一种宝贵的人生财富。这也是在安慰大家，其实自己心里还是很紧张的。

记者：创办《海南纪实》杂志能否称为是您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第一次冲浪成功？

韩少功：我们必须赚钱，但赚钱还得有品味，对社会有好处。第一期杂志编出来后，好几个书商都不要，说既不黄又无暴力，你们要坑人啊？但这本杂志的发行量迅速上升到百万，有时要同时开动三个大印刷厂才能满足市场需要，让书商们大跌眼镜。其实我们不过是在内容和形式上做了一点改革，比如率先大量使用历史和新闻照片，比如就一些社会问题做些多视角、多观点的深度分析。有些做法现在看来还是对的。

我们的编辑策略中有一条：“雅事俗说，俗事雅说”。意思是选材不避低俗，但要说出启迪人心的学问来；选材也不避高深，但要说得让老百姓喜闻乐见和通俗易懂。借助海南大特区政策，我们还有体制优势，比如在人事和财务上比较灵活，能够以重金挖掘全国人才资源，请他们为我们异地兼职，其兼职工资甚至超过本职工资。在全国绝大多数同行被体制束缚的情况下，我们算是提前松绑，当然打得他们难以招架。

记者：１９８９年下半年《海南纪实》停刊后，您又重新回归文学创作，但杂志的整个创办过程却无疑是成功的，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这次从“下海冲浪”到“回归文坛”的经历，是否感慨万千？

韩少功：这种下海冲浪不是我自己设计的，而是命运把我推到了这一步。当然，对于我来说这也很好，让我对社会和人性有更深的了解，不会再那么书生气。即使这种经历与文学关系不大，我也并不后悔。办企业需要学习很多东西，个体户、印刷工、税务干部等等都是我的老师。当时杂志社派人去交税，海口的税务局说从未收过这种税，你们把钱拿回去吧。我还是不踏实，连夜翻看税法，然后对出纳员说，你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哭着喊着也要把这几十万税交上去。我由此而略知会计，粗通税法，这不也是很有趣的收获吗？杂志社给很多员工买了新房，虽然我没有新房，但看着大家高兴，自己不也会高兴？总之，《海南纪实》是一个愉快的过程，达到什么目的并不重要。

记者：后来您又主持了《天涯》杂志的改版，这也是一份很有影响力的杂志。

韩少功：与《海南纪实》相比，《天涯》只是一个小众杂志了，主要是面向思想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上世纪９０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分化和重组的时期，也是改革过程中社会深层矛盾浮现的时期。《天涯》以“立心、立人、立国”为宗旨，曾经就贫富分化、“三农”处境、环境破坏、民族主义等等问题展开一系列讨论和批评，有幸得到国内外很多同道的关注与支持。说实话，我到法国、意大利、美国访问，人家很多时候同我谈《天涯》，不谈我的小说，搞得我好郁闷。

文联工作：见证海南文艺的发展

记者：海南文联是应改革开放大潮而生，作为海南省文联主席，您见证了海南的文艺发展史，见证了海南文联的发展与成就。

韩少功：海南省文联这几年的工作有起色，２００７年在戏剧、摄影、文学等方面都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摄影金像奖”、“中国鲁迅文学奖”这样国家最高级文艺奖项，实现了零的突破。书画、舞蹈、美术、民间文艺等方面也有显著进步，似乎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

下基层是我们始终关注的重点，除了送戏和送歌舞下乡，书法家、画家、摄影家们也深入到五指山等１１个市县和60个文明生态村提供免费服务。

今年我们对贫困乡村的数十名少年文艺人才提供奖学金，给一些市县文联装备电脑等设备，加大了扶持力度。汶川大地震以后，海南文艺界以最快速度为灾区募集捐款近70万元，尽了自己的一点心意。

记者：在海南省文联今年主办的活动中，有一个特别受到关注的，就是“海南省十大文化名镇（村）”评选，怎么会想到开展这样一个活动？

韩少功：这个活动是由省文联牵头，联合《海南日报》和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来主办的，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和利用海南文化遗产。

现在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光网上投票总数就达600多万，创建省二十年来投票纪录第二，证明群众已被充分动员起来了。100多个申报村镇收集和整理文物，大力清污除垢和栽花种草，实效超出了我们预料。我们就是要用这一类方式来强化国民的文化意识，让他们不要吃了酒肉以后就只知道搓麻将，形同“经济动物”。

记者：《海南历史文化大系》是近来海南省委宣传部主持的一个重要项目，作为分卷主编，您能介绍一下这套书的编撰情况吗？

韩少功：我主编《海南历史文化大系》第三卷，即文学艺术卷。这差不多是一项系统梳理和总结海南文艺成果的“抢救工程”。

从现在１０部书稿的完成情况来看，琼剧、临高人偶戏、儋州调声、海南民歌民谣、海南音乐和舞蹈、海南书法和美术、海南文学等方面的成果都得到了初步的研究，为下一步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记者：今年６月，您新任海南省文联作协党组书记，不知对将来的工作有何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