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记者问我：“你最感幸运的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是赶上了好时候，能够选择我所喜爱的写作，先是新闻写作，后是文学创作。”记者没往深里问，我也没再多说。其实就这个话题我还可以多说几句。

    一个人生命有限，一辈子能干好一件事情就不错了。至于干什么，因受社会分工制约和种种客观条件所限，人们往往并不能自主选择自己所喜爱的工作，常常要听从于命运的安排。拿我自己来说，与种地相比，我比较喜欢写作；与挖煤相比，我更热衷于挖掘我自己。可是，在我初中毕业后的十来年里，我只能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压抑着，天天用锄头在土里刨食，或扛起大锨到井下掘煤。但我喜爱写作的心并没有死。在农村，我只能以贫农社员的名义给县广播站写点大批判稿，以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到了煤矿，我也愿意利用业余时间看书看报，写点表扬稿什么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一位到煤矿采访的省报记者，记者的工作和风度让我羡慕极了，我觉得当记者真好，可以到处采访，不断写稿。我萌生了一个想法，自己什么时候能当上记者就好了。我很快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可笑，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只是一个妄想，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实现。

    机会开始眷顾我是到了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这年春天，我从煤矿被调到北京一家产业工人杂志社当编辑。杂志改成报纸后，我就成了报社的编辑和记者。这是真的吗？不是做梦吧？我问自己。这是真的，有你的记者证可以为你作证。你不是早就想当记者嘛，好好干就是了。我自己回答。我当了近20年编辑兼记者，几乎跑遍了全中国，写的稿子数不清，新闻作品奖也得了好几个。

    人是不容易满足的，当记者的同时，我也在写小说。搞新闻工作时间长了，我慢慢觉出写新闻稿的被动性和局限性，一篇新闻稿写完，有时会觉得意犹未尽，该表达的感情和想法不能充分表达。而写小说就好一些，小说这种文体为我们提供了自由想象的巨大空间，我们可以通过小说中的形象，尽情表达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并再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新闻工作不重要，新闻工作当然重要，只是二者所担负的社会功能不同，不能互相代替。作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我必须把主要精力用在新闻事业上，写小说只能是忙里抽空，小打溜地闹点儿。尽管我是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还是怕别人说我不务正业。问题还不在这里，让人着急的是，当我构思了一篇稍长一点的小说，却苦于没时间写。我想，什么时候我才能有大块的时间用来写小说呢？

    我原以为要等到退休之后才能踏踏实实写小说，不料机会再次降临在我头上。2001年，我被北京作协吸收为驻会专业作家。我大喜过望，深感幸运。打个比方，我正要划船呢，作协就送给我一支桨。不，这个比方还不大准确。人的生命过程就是一定的时间量，有什么比时间更宝贵呢？就在我需要时间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北京作协及时地给了我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时间多了，我突然很紧张，生怕自己会虚度光阴。我告诫自己，一定要抓紧生命的缰绳，让时间更有效。还好，当专业作家七八年来，我每年都发表二三十万字的作品，仅长篇小说就出了四部，中短篇小说也写了近百篇。其中，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获得了第三届老舍文学奖提名奖;长篇小说《红煤》获得了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

    一个人喜爱什么工作，不仅是天赋方面对这项工作比较敏感，也是出于内心深处的一种需要，性情与这项工作比较投合。喜爱是什么？喜爱本身就是持久的动力，就意味着自觉的投入，并预示着事业的成功。有人把人生的诉求分为从低到高的五个层面，从生存、安全、爱情、尊严，到人生价值的实现。如果我们所倾心做的是我们真正喜爱的一项工作，那既是我们的幸福，也有可能通过辛勤劳动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不是每个人都能干上自己所喜爱的工作，而我却一次再次如愿以偿。这决不是我本人有什么特别的能耐，只能说我赶上了好时候，或者叫好时代。

    好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喜爱和选择，并为个人的才能发挥提供广阔的舞台，帮助人们实现人生的价值，满足人们对幸福的追求。而不好的时代是不把人当回事，压制人，摧残人，毁灭人。萧红是我所敬仰的作家之一，我常常想起萧红在旧时代的悲惨遭遇。萧红多次说过，她对环境没有别的要求，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个安定之所，能够安心写作。可在那战乱年代，她颠沛流离，从北跑到南，从东跑到西，连生存问题都很难解决，何谈安心写作！最后，萧红还是死在被日军侵占的香港。想想萧红的遭遇，我们深感幸运的同时，应该倍加珍惜现在的创作机遇，抓紧时间，争取多写一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