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振奋的第一次文代会召开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消息，我是在外地得知的。《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的大会文件和报道，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毛主席的讲话，朱总司令代表党中央所致的祝词，周恩来副主席的政治报告，使我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者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更加明确了当前文艺工作的前进方向和目标。这次文代会的确是我国各民族、各地区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是我国文艺界建设新中国人民文学艺术的总动员，也是献给新中国的一份厚礼，表明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将伴随新中国前进的脚步，与人民群众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跨进新的时代，创造新的辉煌。

    在这次文代会期间诞生的我国第一个包括文学艺术各界的全国性联合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也引起我的关注。大会选举出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的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都是在文艺工作上成绩卓著、素为人们仰望的著名作家、艺术家、理论家和文艺活动家。我想，由这些同志组成的中国文联，定是一个有很高声望和很强感召力与影响力的人民团体，必将与同时成立的各个全国文艺家协会和各地文联一起，团结和带动广大文艺工作者不断做出新的贡献。因而，我对文联的发展前景满怀希望和信心。

    果然不出所料，中国文联很快就结合我国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积极开展了工作，发出时代的最强音。比如，朝鲜战争开始后，中国文联就及时发出关于文艺界展开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号召，要求全国各协会和各地文联组织文艺工作者创作演出具有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作品，加强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组织各种文艺团体义演、举办各种艺术义展、义卖，并捐献稿费、出版税、上演税等；协助政府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组织作家、艺术家到朝鲜前线，以文艺为武器，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共同战斗。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运用各种文艺形式编演文艺作品，投入抗美援朝运动的热潮，在文艺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同时，中国文联和各协会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积极推动文艺创作、文艺评论和文艺报刊等方面的工作。

    我原以为中国文联和各协会都有主要领导人驻会，设有若干工作部门，有若干专职工作人员，办公条件也会是比较好的。1951年，我到中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工作，才得知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中国文联和协会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兼职，文联只有几个专职工作人员，协会除文协外，专职工作人员也极少。文联和文协一起在东总布胡同22号办公，其他协会分散在各处办公。中国曲协和中国音协在吉兆胡同31号一处四合院里，曲协有3间办公室，音协有两间办公室，至于工作人员宿舍、食堂就更谈不上了。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大家竟能做好许多重要工作，如果没有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如果缺乏服务的热情和艰苦奋斗的作风，那是不可能的。我感到惊奇和钦佩，留下很深的印象。

    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方针

    我至今难忘的一件大事，是1953年9月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作为协会工作人员，我有幸聆听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所作的《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的报告。更难忘的是，10月6日大会闭幕那天下午，胡乔木同志讲话、茅盾同志致闭幕词后，大会执行主席宣布：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大会，并将在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接见全体代表。全场立刻沸腾起来，响起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当毛主席从怀仁堂缓步走出的时候，我和一些年轻的同志挤在人群的前面望着毛主席，慢慢后退，同毛主席保持着很近的距离，只见毛主席神采奕奕，面带微笑，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显得十分亲近。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毛主席，感到非常亲切，无比幸福，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大会闭幕后，中国文联举行第二届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组织和推动文艺界认真学习总路线、努力宣传总路线的决议，文联和各协会以及各地文艺组织都积极投入宣传总路线的活动；陆续采取多种措施和方法，积极推动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深入工农兵群众，努力创作优秀文艺作品，开展文艺评论和文艺竞赛，发展群众性文艺活动，促进国内外艺术交流，并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斗争，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在“左”的思潮日益泛滥和干扰的情况下，工作中也有失误和教训。尤其是在政治运动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伤害了一些同志，给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但大家还是顶着压力，克服种种困难，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1959年之后，党的政策逐步调整，中国文联党组和文化部党组起草了《关于当前文艺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即《文艺八条》），经党中央批转后，在各地起到很好的作用。

    中国文联经常关心作家、艺术家特别是一些容易受到冷落的文艺界人士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尽可能帮他们解决困难，并将访问他们的情况整理成简报，送给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阅。三年困难时期，中国文联和协会还在河北省怀来县办了一处文艺农场，组织文联、协会工作人员轮流参加劳动，生产点蔬菜、粮食和副食品，一部分分给工作人员，解决点生活上的困难；一部分送给文艺界人士，聊表心意，许多同志都很感动，把这看作是党的关怀。

    中国曲协在文联关怀下成立

    中国文联成立17年来，在支持、帮助和指导各协会工作方面，也付出不少辛劳，功不可没。据我所知，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期间，周扬同志就对成立中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表示积极支持，而且是牵头发起人和筹委会成员之一。1953年夏天，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讨论文联和各协会设置问题时，在曲协是单独成立还是与剧协合并的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有的同志认为，曲艺与戏曲关系密切，曲协应与剧协合并，以便于艺术交流，也有利于精简机构。有的同志认为，曲艺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是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又有很大的一支队伍，应当成立曲协，不宜与剧协合并。最后也是由周扬同志与大家商定，先成立中国曲艺研究会，以后再成立协会（舞蹈、民间文艺、摄影等方面也是先成立研究会或学会，之后再成立协会），并对中国曲艺研究会的宗旨、任务提出指导性意见。中国曲艺研究会的章程（草案）、理事会名额和理事建议人选、正副主席建议人选，也都报经周扬并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审定，其中有两位理事建议人选还是周扬同志提名的。中国曲艺研究会成立大会在第二次文代会期间召开，周扬同志赶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充分肯定了中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委会四年来的工作，强调指出了改革和发展我国曲艺艺术的重要意义，对中国曲艺研究会今后如何做好曲艺创作、研究等方面的工作，提出希望和要求。10月5日，中国曲艺研究会主席王尊三同志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全体大会上发言，通报了中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四年来的工作情况和中国曲艺研究会成立后的设想，大会执行主席周扬同志又当场给予赞扬。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也是在周扬、阳翰笙同志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阳翰笙同志致开幕词，周扬同志作重要讲话。协会举办纪念清代伟大文学家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红楼梦》曲艺专场演出时，阳翰笙同志还邀请周总理出席观看演出，并同齐燕铭、阿英、赵树理、陶钝等文艺界、曲艺界人士进行了座谈，对传统曲艺整理工作和艺术革新问题作了重要指示。郭沫若、茅盾同志也对曲协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郭沫若还先后为《曲艺通讯》和《中国曲艺作品选集》题写刊名、书名，指导传统曲艺研究和整理工作。茅盾同志还曾发表诗作和评论文章，热情赞扬优秀的曲艺表演家和优秀的曲艺作品。1964年1月22日至2月4日，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在北京联合召开曲艺创作座谈会，周扬、阳翰笙、刘芝明、老舍、赵树理、陶钝等同志与代表们一起讨论了曲艺创作问题，并举办了新曲艺观摩演出和公演，各方面反应很好。为了引起人们对曲艺工作的重视，阳翰笙、刘芝明同志还要我起草了一篇社论稿，经林默涵同志审定，由《人民日报》以《积极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曲艺》为题作为社论发表。新华社把这次座谈会作为文艺界的一次重要活动向国内外做了报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都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和新华社报道，有的还配发了评论文章。这次座谈会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的曲艺工作。

    第四次文代会吹响春天的号角

    然而，人们万万没有想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犹如一场大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文艺界首当其冲，中国文联和各文艺家协会遭到空前的大灾难。林彪、“四人帮”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把中国文联和各文艺家协会诬为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反动团体，强行解散。许多同志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些领导同志和作家、艺术家被打成黑帮，关进“黑屋”或监牢，备受折磨，有的被迫害致死。据初步统计，先后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或因患病得不到救治而逝世的著名作家、艺术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就有170多人；早已去世的一些杰出作家、艺术家，也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诬陷和凌辱。文联和协会工作人员统统被赶到“五七”干校劳动，接受教育改造，历时十余年之久。回想起来，像是一场恶梦，真是不堪回首！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1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建议，经党中央批准，中国文联和各文艺家协会恢复工作，并由林默涵等同志组成恢复工作领导小组进行筹备工作。党中央的决定，标志着林彪、“四人帮”强加的种种罪名被推倒，许多冤假错案将会彻底平反，文联和各协会将重新获得生机与活力，为我国文艺事业贡献力量。消息传来，我和大家一样,莫不感到欢欣鼓舞。然而，恢复工作又何其艰难！文联和协会的工作人员已被分配到北京一些单位或外地工作，有的领导同志尚未恢复工作；王府井大街的文联和协会办公楼早已分配给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其他办公地方也被改做他用。真是要人缺人，要办公没有办公的地方。经过文联和协会筹备组和同志们多方努力，才调配了少许工作人员；文联在沙滩搭建了两座木板房办公，曲协和其他协会或找地方搭建木板房，或租借一些地方办公，工作条件极差，但大家都表现出很强的责任心、事业心和很高的工作热情，使筹备工作逐步有所进展。

    1978年5月中国文联召开全国委员会第三届三次扩大会议，正式宣布文联和各协会恢复工作，大家百感交集，激动不已，愤怒地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及其推行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周扬同志带头检讨了“左”的错误，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向受过伤害的同志赔礼道歉，化解了一些矛盾，增强了团结。会议就今后的工作特别是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准备工作，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各协会主办的文艺报刊也相继复刊，积极开展了各项工作。党中央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也逐步得到落实。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国人民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和鼓舞下，解放思想，振奋精神，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文联和协会的同志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起来向前看”的号召，把文联和协会工作推向前进。文艺界早就盼望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把遭受林彪、“四人帮”摧残的文艺队伍重新组织和调动起来，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力量。这一天终于盼来了。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1979年10月30日下午2时许，出席文代会的3000多位代表怀着喜悦和兴奋的心情，陆续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其中有成绩卓著的文坛老将，有初露锋芒、朝气蓬勃的后起之秀，有各民族的作家、艺术家，也有台湾和香港、澳门进步的爱国文艺家。大会堂里一片欢声笑语，喜气洋洋。有许多代表久别重逢，倍感亲切，有说不完的话语；提起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同志和朋友，大家深感痛惜和思念，更激起对林彪、“四人帮”的愤恨。大会会场布置得庄严、朴素。开幕前10分钟，全体代表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静候大会开幕。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莅临大会。当邓小平同志刚刚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全体代表便自动地站起来，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小平同志连连挥动双手，让大家落座，但大家积蓄在心中的难以言表的激动而又复杂的心情，还是久久不能使掌声回落下来，一直到大会主席宣布大会开幕，请代表们坐下，大家才坐下来。我和许多代表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过多次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大会，但极少见到如此热烈、如此感人的情景。大会主席请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时，会场里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祝词肯定了新中国成立17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推倒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文艺界的诬蔑不实之辞，赞扬了近三年来文艺工作者所做的新贡献，阐明了新的历史时期文艺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和党的文艺路线、方针，高瞻远瞩，实事求是，论述精辟，特色鲜明，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感召力，又极为亲切感人。他深情地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他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等等，等等，讲得多么好啊！真是句句都讲到人们的心坎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不时为大家的掌声所打断。当小平同志最后讲到“我们相信，大会以后，同志们一定会拿出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艺术成果，向祖国和人民汇报。谨祝大会成功”的时候，全体代表又一次站立起来，长时间地热烈鼓掌，以表示对他的敬重、爱戴和感激之情。大会主席宣布休会后，大家的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我同许多同志的感觉一样，祝词犹如春风化雨，温暖和滋润着人们的心田；犹如指路明灯，照亮了人们前进的方向和道路；犹如进军的号令，鼓舞和激励着各路文艺大军，团结奋进，不断攀登社会主义文艺的新高峰。

    随后，各代表团对祝词进行了热烈讨论。曲艺方面的代表和其他方面的代表一样，争先恐后地发言，衷心拥护小平同志的祝词；一致认为，祝词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指导新时期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一定要认真学习，认真贯彻执行。曲艺界的代表还激动地说，小平同志在祝词中不但热情赞扬了粉碎“四人帮”三年来曲艺所取得的成绩，而且把曲艺放在重要位置，表明了小平同志对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民间文艺的重视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使人感到格外亲切。

    我在大会期间与许多同志和朋友交谈，一致认为这次文代会和各协会代表大会，是一次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大会，是一次团结、民主的大会，是各路文艺大军为争取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大繁荣的誓师大会。有些老同志回忆起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情景，深情地说，如果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开创了新中国文艺的新纪元，那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1月19日，中国文联在西苑旅社召开工作会议，周扬、夏衍、巴金、傅钟同志和各文艺家协会、各省市自治区文联负责人就今后工作和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周扬同志在文代会上的报告中已经讲过中国文联和各协会的职责，在这次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说：中国文联的任务是“联”，对各协会是“联”，对各省、市、自治区文联是“联”，对国际有关团体是“联”。文联不领导各协会，各协会是独立的。文联和各协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中国文联与地方文联不是垂直关系，地方文联由地方党委领导。文艺团体工作人员不要太多，不要成为庞大的官僚机构。文联要虚，人员更要少。各协会要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今后工作的重点，要转移到作品的建设、理论的建设、人才的建设上来。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逐渐把风气变过来。这次文代会的方针，还是解放思想，首先是领导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还会遇到很多阻力，还要经过斗争，做很多艰苦的工作。

    为了加强党的工作，1980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文联设党组，由下列13位同志组成：周扬同志任党组书记，陈荒煤同志任党组第一副书记，冯牧、袁文殊、赵寻同志任党组副书记，陆石、张僖、华君武、孙慎、贾芝、盛婕（女）、罗扬、徐肖冰同志任党组成员。周扬同志要求党组认真按照党章规定的任务和文联、协会的情况做好工作。他又一次强调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创新和加强创作、评论及人才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要求大家抓紧抓好。那时，文联和各协会困难很多，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党组的同志深感任重道远，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

    全国文代会后，中国文联和协会的同志们立即按照邓小平同志的祝词精神以及协会章程规定的宗旨、任务和要求，积极地开展各项工作，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努力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任务。

    （罗扬为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曲协名誉主席）

（编辑：李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