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35岁,面临着人生和事业的再选择。
作为就读于沈阳音乐学院的“太学生”(校方对我等干修生的戏称)还真是“香饽饽”。临近毕业,学校希望我留校任教;辽宁电视台欢迎我到他们文艺部工作;省文联要调我到剧协或曲协任职;铁岭地区领导希望我回去再干几年。我该怎么办?
请几个朋友帮我拿主意,大家见仁见智各有高论。有人说应该把去电视台作为首选,到那里既有前途又有钱图;也有人说留校任教也可以考虑,教书育人著书立说评职称,轻轻松松当教授;还有人说回铁岭也没亏吃,地方虽小,人熟为宝,宁当鸡头不做凤尾,整好了弄个一官半职的也算值得。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最好不要去文联,一个群团组织没权没钱,地位不高干啥都难,搞点活动到处化缘,适合养老不利于实现个人价值。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当辽宁电视台和沈阳音乐学院分别派员到铁岭协商调我的时候,省委宣传部领导已经先于他们打去了电话,明确提出:省文联缺少年轻干部,让崔凯到省文联工作比较合适。
于是,我于1986年7月初到辽宁省文联报到,分配到省曲协协助秘书长工作。
其实,我对省文联非但不陌生且怀有感恩之情。“文革”结束后,省文联和各艺术家协会先后恢复,也许是“蜀无良将”之故,我作为铁岭地区文艺界的代表分别当选了省剧协和省曲协理事,参加省文代会时我被称为“小字辈”,还上了《辽宁画报》。当时,省剧协、曲协经常组织创作培训班、学术报告会和理论研讨会等活动,几乎每次都有我。我的一些获奖作品如《摔三弦》、《攀亲家》、《闹鱼塘》等也都是在省文联和剧协、曲协的领导和专家帮助指导下完成的。因此我知道文联和各艺术家协会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织。命运差遣我走进文联,我就该无怨无悔地爱文联、爱协会,怀着感恩之心努力工作。
到省曲协报到不到10天,我就在铁岭组织召开了全省曲艺创作笔会,抓出了《一加一等于几》、《理解之歌》等一批新作品,两个月后,在东北三省首届民间艺术节上一举夺得了6个一等奖(此届艺术节的全部一等奖)。年底,省曲协联合沈阳电视台举办了《迎春曲》春节晚会,田连元、赵本山、黄宏、王志涛等曲艺名家悉数登场,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当年(我到文联工作不到半年),我被评为省文联先进工作者。次年,省曲协秘书长马力(二人转专家)执意要退居二线,力荐我担任秘书长。就这样我在省曲协先后担任副秘书长、秘书长,一干就是12年。在此期间,我们省曲协先后组织了辽宁省业余相声大赛、东北三省现代评书故事大赛,承办了全国“星海杯”专业相声大赛,主办了婚礼主持人大赛、幽默笑话大赛、“赵本山杯”二人转大赛、喜剧小品大赛。同时还组织了相声创作、小品创作、二人转创作笔会和各类艺术研讨会20多次。辽宁曲艺事业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新人新作不断涌现,评书、相声、小品、二人转各领风骚,“曲坛辽军”誉满全国。
1998年我被选为省文联副主席,2003年被任命为党组副书记,先后分管过省音协、美协、书协、舞协、曲协、杂协、画院、美术馆、文联办公室、组联部、老干部处等单位和部门。工作量大了,接触面宽了,这使我有机会更加广泛地熟悉各艺术门类的情况,从而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增长了才干,工作更加得心应手。
在省文联工作的11年里也曾有过调转的机会,我均未动心。文联对于想升官发财的人来说不算是个好地方,可是对于要干一番事业的作家、艺术家来说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十几年来我参加策划和组织文联和各艺术家协会的活动几百次,团结和带领艺术家深入生活,繁荣创作,开展学术研讨和对外文化交流等活动,文联工作有声有色、红红火火,在建设先进文化和繁荣发展辽宁地域文化方面文联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受到了省委、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和赞誉。我们以扎实的工作和有效的作为证实了文联组织有为就有位。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文联工作期间不但没有耽搁个人创作,反而拓宽了我的创作领域,十几年间我创作的《牛大叔提干》、《红高粱模特队》、《过河》、《说事》、《送水工》、《不差钱》等喜剧小品流传全国,同时还创作了《红灯绿灯》、《男左女右》等多部电视剧,投拍了《明天我爱你》、《贵妃还乡》等3部电影,发表文艺评论文章30多篇,获得国家级和省级奖励40多次,还获得了国际演剧联盟亚洲分会、日本富山县艺术文化协会、韩国马山艺术总会颁发的“国际文化交流特别贡献奖”3次。先后被评为辽宁省德艺双馨文艺家、辽宁省优秀专家,担任了省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还在全国曲代会上当选为中国曲协副主席。
以上罗列出如此多的个人业绩绝无张扬炒作之意,我只是想以我的亲身经历说明在文联工作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同时我也想对当前正在文联工作,特别是从政府或其他重要部门转岗过来的朋友们说:文联虽然不是什么有权有势的机构,却是一个适合做事的地方,从某种角度说文联还是个比较圣洁的地方,也是最适合文人生存发展的好地方。
(作者为辽宁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编辑:李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