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1912-2005),字元白,也作元伯。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满族,爱新觉罗氏,是清世宗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的第八代孙。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自北京汇文中学辍学后,发愤自学。稍长,从贾羲民、吴镜汀习书法丹青,从戴姜福修古典文学,刻苦钻研,终至学业有成。1933年经傅增湘先生推介,受业于陈垣,涉足学术流别与考证之学;后聘为辅仁中学国文教员;1935年,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1938年后,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1949年,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副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协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等职。2005年6月30日病逝于北京。其主要著作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汉语现象论丛》、《论书绝句》、《论书札记》、《说八股》、《启功书画留影册》等。
一代大师启功先生离开我们有几年了,但是每一个和他有过交往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他的音容笑貌依然还在,而且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头。现代人在实践中逐渐学会了反思,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当然,一种现象的出现是复杂的,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释开来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主流和非主流的方面。人们怀念启功先生的主要原因,应该来自人格、书艺和思想三个方面。
无穷的人格魅力
这几年,我们经常谈论起启功先生,首先谈起的往往是人格方面的。记得著名书法家佟韦先生曾经充满深情地说过:“人无完人,但是启功先生例外。”如果局外人听到此话,也许会认为有恭维之嫌,但是作为启功先生的学生,却从未听说有一个人提出异议,抛开感情色彩,严谨地从人品上讲,启功先生真是太完美了。
大家都说他乐观,谈吐幽默风趣,而且还说是他天生的性格。一开始,我也这样认为。后来,随着跟启功先生交往次数的增加,对先生的了解加深,这个观点也渐渐发生了变化——虽然不是质的变化,起码也是有了转变——人的性格固然有天性的一面,但是后天的改变也不可忽视。启功先生论根上可以说是出身名门望族,但是到他的童年时,家道就已经没落了。后来,一连串的不幸与打击,众所周知,不再赘述。面对逆境人们的态度往往不同,有的悲观,有的达观;有的颓废,有的坦荡。启功先生显然是达观、坦荡者,他以乐观冲淡悲哀,谈吐是一种方式,而且是有力的方式,或者说是潜意识里的一种技巧。日久天长,方式也好,技巧也罢,渐渐融入了性格之中,甚至成为其中有机的组成部分。到后来,环境改变,心情舒朗,性格中的这一属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逐渐成为他性格中的主要属性。正因为这样,他的幽默,也是带有层次的,是有品位的,绝不同于一般调侃味道的说笑。
比如,近些年出现了一种“攀高枝”的风气,就是有些人总要在自己的同姓中找一个古代的卓有成就者,然后煞有介事地说是人家的多少代孙。有人就此现象问启功先生有何感想,他不假思索地说:“孙子是肯定的,就不知道是多少代了。”听者无不捧腹,真是妙语惊人。高明之处在于他不置可否,却从另外位置扎了一锥子。这里边的意思多着呢,够人琢磨一阵子的。
还有,改革开放以来,姓“爱新觉罗”的人雨后春笋般地多了起来。有人问启功先生这事,他说自己姓启名功,爱新觉罗不是姓。有人用“爱新觉罗·启功”给他写信,他不收,还在信封上写道:“查无此人,退回。”有死心眼儿的追问,他就说:“不信请到派出所户籍处去查,保证没有此人。”如果有人当面称他这个“姓”,他就板着脸说:“运动里我经常挨斗,叫我‘爱新撅着’还差不多!”他特别欣赏清代学者袁枚的两句诗:“万选皆凭辞赋力,半文不受祖宗恩。”
启功先生的幽默也好,诙谐也罢,总是能自然地避开低俗,而且和时弊密切相关。你有什么现象,他就有什么言论。近些年,社会上博士多了起来,各个学科或者门类都有。于是乎,博导的身价就日益高涨起来。启功先生由于在北京师范大学创建文献学博士点,被评为博士生导师,简称博导。他对这个桂冠式的称谓并不以为然,别人这样称呼他,他总是说,我不是那个博导,是“驳倒”,一驳就倒,不驳也倒。他还说:“我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哪知道什么博士、博导,我只知道果导。”果导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是通便的药,闻者无不捧腹大笑。
还有“大师”的称谓也一时间风靡起来,动不动就冒出几个“大师”来,有些简直到了滑稽的地步。启功先生成大师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他仍然对这事嗤之以鼻。别人叫他大师,他就说,你少说了一个“犬犹儿”,我是那个“狮”,而且进一步说:“宋人笔记中说,有人看到园内铁笼子里养着狮子,还能吃肉,羡慕它比人生活还好,说它是‘园内狮’,而自己是‘园(员)外狼(郎)’。我就是那个大‘狮’。”说得何等深刻、真切,真够让那些“大师”们脸红脖子粗的。启功先生的话还能引经据典,恐怕有些“大师”还听不太懂。
启功先生的人格魅力在他的谈吐中自然流露出来,绝非常人可比。他的一些妙语,简直也可以称为格言,经常被人们谈起,生命力真是强矣。
精妙的书法技艺
说到启功先生,大多数圈外人还是说他是书法家,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启功先生的书法得到书法界、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公认,都说他的字好。好在什么地方,我曾经问过一位非文化人士,他回答得很干脆:“看着舒服!”这句话如果到了理论家口里,就会上升到理论上来剖析。那是审美意识在人的思维中的具体表现,或者是艺术的表现力直接刺激了人的感官而随之产生的愉悦等等。我们不去在那些理论的境界里徜徉,且听一听他自己在一首自作诗后的注解吧:
余六岁入家塾,字课皆先祖自临《九成宫》以为仿影。十一岁见《多宝塔碑》,略识其笔趣。然皆无所谓学书也。
廿余岁得赵书《胆巴碑》,大好之,习之略久,或谓似英煦斋。时方学画,稍可成图,而题署板滞,不成行款。乃学董香光,虽得行气,而骨力全无。继得上虞罗氏精印《宋拓九成宫碑》,有刘权之跋,清润肥厚,以为不啻墨迹,固不知为宋人重刻者。乃逐字以蜡纸勾拓而成影摹之。于是行笔顽钝而结构略成。此余学书之筑基也。
其后杂临碑帖以于历代名家墨迹,以习智永《千字文》墨迹最久,功亦最勤。论其甘苦,惟骨肉不偏为难。为强其骨,又临《玄秘塔碑》若干通。偶为人以楷字书联,见着殷勤奖许之曰。此深为诒晋斋法者,而余固未尝一临诒晋斋帖也。
这段文字非常简洁而明了,使我们知道了启功先生学习书法的大致途径与志向,真的应验了那句古老的俗话,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后来见到他的行书流畅健劲,没有丝毫的尘俗之气,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书卷气。透过字里行间,我们清晰地看到他的人格,换言之,其字之风完全是他人格的真实写照。我们知道,这风格不是偶然形成的,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是靠天分和勤奋得来的,是有一个长期的过程的,是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
他的老朋友、学者王靖宪非常熟悉他的人格与书品,在为《启功书画集》作序言时,也把这点含蓄地表达出来。用启功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有“筑基”的。前一阵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说启功先生的字是“大字报体”,对此我极为反感。有人还理直气壮地说:“启功先生自己说的呀!”是的,启功先生是说过这样的话,那是一种表达的技巧,是一种调侃。其实,大家都明白,同样的话要看出自谁人之口了。就像有一次,一个朋友去看望启功先生,正赶上一阵风雨,朋友就说:“真是最难风雨故人来呀!”启功先生笑着说:“这话应该是我说的啊!”他们之间带有玩笑的意味,但是说明我们的语言是很有讲究的,什么时候,谁该讲什么话,虽然没有正式的文件下达,但是由于约定俗成,已经形成规矩。
话说回来,启功先生“文革”时受到冲击,被剥夺了做学问的资格,奉命去抄“80后”、“90后”没有见过的大字报。他正好借这个机会摆脱了一些不必要的纠缠,静下心来一笔一画地去抄写那些令人反感的内容。我们相信他写着写着就不在乎内容是什么了,心里依然有他的“筑基”,他心里依然有着自己的目标。也许他最终风格的形成是在写大字报的过程中,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看,和大字报本身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的。在日久天长的修炼中,他的书法艺术是借助特殊的修炼,在那特殊时代完成的。他的苦闷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又是天生加后天的开朗,于是就自己说是“大字报体”,别人说,就是欠思忖了。这就好比一位老者可以自称“老朽”一样,别人能这样叫他吗?所以说,启功先生的字绝对不是什么“大字报体”。他的字是有出处的,用笔严谨,可以说一笔不苟,圆润健劲和端庄姿媚中融合进了古人许多经典,特别是智永的韵味,尤其明显。启功先生的书法还可以说是法度森严,和现代许多书家相比,这点是他绝对的优势。但是,他又不墨守陈规,而是善于变化,使他的书作始终充满着自由的情趣。在这种守法和变化的过程中,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风。我们欣赏启功先生的书风,就是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清新可人,即使圈外人也会感到“舒坦”。
不朽的学术思想
大家都知道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有一句常用语,说的是“用事实说话”,启功先生的学术价值也可以体现在这句话上:他给我们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通过他的著作讲述的。这里说的著作是离开书法而言,指内容上的深刻剖析和表达形式上的轻松。坦率地说,他的文字并不难理解,而表达的含义却不是轻易得来的,即使用“深入浅出”,也不能确切地表达准确。就像一家科研单位遇到一个难题,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另一位科学家来了,在图纸上画了一道线就解决了。有人不服气地说,原来只是画道线的问题。科学家说了,问题不在于画线,而是在于线画在哪里。说到这里,似乎有离题的感觉,只是学术不仅仅在书法的范畴里,启功先生经常告诉我们线应该画在哪里。
“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这本是江苏镇江焦山上的一副楹联,其意大概是写月夜观江赏月的所见,抄在本子上多年并未留意。不知怎么,近日开卷一读,我却一下子和启功先生联系起来。启功先生虽然离开我们有数年了,可是他就像空中的明月、扑面而来的清风,依旧和我们在一起。他的笑谈依然在耳,他的笑貌仿佛就在面前;特别是他留给我们的学术成果,愈加显得珍贵,这无形而又巨大的财富是足够我们终生受用的。
启功先生曾经多次做报告,内容十分丰富,但是最著名的还是《破除迷信十三讲》。从某种意义上,我认为那是他书学思想的一个很亮的亮点。他结合多年的经验,在学习古人的过程中,提出了“不可盲目相信模仿”的观点,诸如执笔、临帖、读参考书各个方面,共13个问题,所以叫做“十三讲”。难得的是,他把深奥的问题讲得非常轻松,正所谓“深入浅出”。他的语言生动自然,而且风趣,让人在轻松中受到了教益。
他在谈到“执笔”这个问题时,有非常精辟的描述,我们不妨重温一下:
苏东坡有篇文章说到王献之小时几岁,他在那儿写字,他父亲从背后扯他的笔,没扯掉。这个事情苏东坡就解释说,没扯掉不过是说这个小孩警惕性高,专心致志,他忽然抬头看,你为什么扯我的笔呀?并不是说拿笔捏得很紧,让人扯不掉。苏东坡用这段话来解释,我觉得他不愧为一个文豪,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这个话到现在还仍然有人迷信,说要写字先学执笔,先学执笔看你拿得怎么样。你拿的好了,老师从后边一个个去扯,没揪出去的你算及格,揪出去的就是不及格。包世臣是清朝中期的人,他就说我们拿这个笔呀,要有意识地“捏碎此管”——使劲捏碎笔杆,这笔杆跟他有什么仇啊!他非把笔杆捏碎了,捏碎了还写什么字啊!想必包世臣小时侯一定想逃学,老师让写字,他上来一捏,“我要捏碎此管”……连包世臣都有这样的荒谬言论,那么你说他那《艺舟双楫》的书还值得参考吗?还有参考价值没有?我觉得苏东坡说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而现在这句话的流毒,还仍然流传于教书法的老师头脑里,他还要小孩捏住了笔管不要被人拔了去。总而言之,古代讲书法的文章,不是没有偶然有些议论是有用的,但是你要看,越写得华丽的文章,越写得多的成篇大套的,这个你要留神。他是为了表示我的文章好,不是为了让你怎么写。
什么叫一针见血?什么叫入木三分?我觉得读了启功先生这段文字,对这两个成语会有深刻的理解。写字要用力,但是怎么用,用到什么时候算恰当,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自然掌握的火候也不一样。但是这段文字告诉你怎么用,一个最基本的法则,说的已经清楚明白了,下一步就是我们去领会和运用的问题了。读这段文字,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启功先生的高明,一个真正的理论家,寥寥数语便道出无穷的奥妙,而且是那么让人信服。
纪念启功先生,是我们书法界、学术界同仁的共识。其实最好的纪念莫过于行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启功题跋书画碑帖选》,分上下册,收集了启功先生几十年来对书画、碑帖所作的题跋。最早的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说是“题跋”,实际上含金量很大,有的挥洒上千言,有的不过寥寥数语,或长或短的文字都是先生对书画、碑帖独特的见解、精辟的考证;有的是经过多年探索的积累,有的也许是心血来潮的灵感火花的闪烁。
题跋在中国书画和碑帖中并不罕见,但是有许多是应酬或云应景之作,不过是记叙观看的年月或同观者而已。而启功先生的题跋则是有感而发,言之有物,在看似平和的文字中,往往有着犀利的词锋。有对前人成果的发挥,也有否定,与其说书卷气浓郁,不如直截了当地说是严谨的学术阐述。“行文短浅显”是启功先生一贯提倡的,能在这样的文字里说明自己的观点和深刻的道理,那才是作学问的要紧所在,也是一些人望而却步的原因,不管怎么说,书中所辑题跋仅是先生此类文字的一小部分,但也是大家对民族文化艺术厚赠的回报,是他毕生著作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诚如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先生所说,启功先生“最令人心折赞叹的研究成果产生于传统文化的深厚素养与敏锐准确的艺术鉴赏眼光的完美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使他能透过外表,深入内容,看到别人熟视无睹的问题,发出别人所不能发的卓见,独树一帜,居当代鉴定大师之前列,为同辈所推重,为后学所景仰”。启功先生的题跋涉及到苏轼、黄山谷、王石谷、沈周、董其昌、文徵明、邢侗、八大山人、翁方纲、刘墉、查士标、洪亮吉、郑燮等名家,对近现代的张大千、齐白石、吴镜汀等大家的各类作品也有涉猎。范围之广和见解之鲜明,都是前所未有。
当今书坛有一股气甚盛,那就是披着所谓现代的外衣,肆无忌惮地展现自己的个性。个性是真的,但是和书法精髓真谛相去却甚远,只是一种无知幼稚的表现而已。我们今天理直气壮地纪念或云宣扬启功先生,其实就是对那股风气的回击。我们实在是没有必要和他们去争论,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平时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道理也正在于此。你说你是书法家,代表潮流,那么你的真货、硬货又在哪里?请你翻开《启功题跋书画碑帖选》好生一阅,必然是脸红心跳。看看启功先生这字字珠玑、行行锦绣的文字,即使读上一万遍,我们还是肃然起敬。学问就是这样,好比窗纸一层,一点就破,问题是要用哪个手指、点在何处、用多大的力气合适,这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
近年书法理论家也日益见多,大都是夸夸其谈,其宗旨无外乎是把简单的问题无限地复杂化。明明是书法艺术,却非要联系到宇宙,涉及到新科技,真是上穷碧落,下及黄泉,前后5000年都关系到了。虽然说洋洋万言,却找不到和书法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那么效果呢?看起来,不由使人眼花缭乱,听起来,叫人头晕目眩,只觉得如在五里云雾之中,然而稍稍冷静下来,就会得出结论,那便是“空洞”二字。
但如果我们信手翻开《启功题跋书画碑帖选》,读一读其中的文章,就会感到振奋,并且感受到其中无穷的魅力。我们再次认识到“书法家”一词的深刻含义,那绝对不会是“信手涂鸦”一词的特殊解释,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问题。启功先生作为一名书法家,他不仅对技法有着精深的研究和表现,而且对于书法史、理论、书画鉴定都有着超越常人的地方。谁都记得他的著名论述《破除迷信十三讲》,那里边讲述的都是看似寻常的问题,诸如执笔、临帖等,可他却道得清楚、说得明白,把多年的定论推翻,更重要的是叫人心服。我们说要否定一个东西容易,但是要理论、立论一个新的东西,却不是谁都可以办得到的事情了。别看那“十三讲”类似家常话,可那都是在长期的认可中,产生疑问,再寻找出答案的。
行文至此,还是坚持我们的观点,不再对别人评头论足,先把自己的气静下来,像启功先生那样,耐住寂寞,好好地做做学问。
以上是对启功先生人格、书艺、学术三方面的回忆和认知,谨作为对启功先生的怀念和追思。
(编辑:晓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