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1903-2002），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我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创始者和奠基人之一，被国内外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曾任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民协主席、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出生于广东海丰，五四运动前后投身于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研究。１９２７年到中山大学任教，与顾颉刚等组织民俗学会，编辑《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丛书。参加创办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１９５３年开始招收我国首届民间文学研究生，１９５５年组建了我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其领导的民间文学学科曾被确定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点，此后又成为国家重点学科。

    几十年来，著作等身，成果丰硕，先后出版了《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学述》等10余部著作。１９９７年以来，亲自领导和从事中国民间文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建设，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俗学概论》、《中国民俗史》等研究；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新学说，给民俗学学科注入了新的生机。他还多次主持国际、国内民俗学学术会议和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担任《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主编。

    钟敬文是２０世纪中国民间文化界的学术巨匠，在８０余年的学问生涯中，他亲手建立了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这两大学科，在其晚年，还以非凡的学术自信，倡导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钟敬文生前曾任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民协主席、名誉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一级教授、研究部主任，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所长。钟敬文是一位挚爱民族文化、有着强烈爱国感情的学者与诗人，思想学术的纯正与诗歌散文的精彩，成就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钟敬文常讲自己是“五四的儿子”，他常读《罗曼·罗兰传》，并以罗曼·罗兰为精神偶像，我们今天常读钟敬文先生遗著，先生的思想、学问与人生情趣也同样成为影响与促动我们进步的精神动力。

    五四春雷 唤醒对民俗文化的挚爱

    钟敬文，原名谭宗，一字静闻，１９０３年３月２０日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公平镇一小商人家庭。１９１９年，是永远值得记忆的年份，五四的一声春雷，惊醒了沉睡的赤县神州，其中就有躲在古屋小楼角里用朱笔圈点《唐宋诗醇》、《渔洋精华录》，学做“子曰”文章的钟敬文。钟敬文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五四的雷鸣使自己有如触了电似的，沉睡着的思想、感情被唤醒了。直到晚年时，他仍然坚定地说：“五四，我一生都不能忘。”

    心系祖国的人，自然对祖国的文化有着特别的关注。在五四新风的感召下，钟敬文自觉地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之中，如他自己所说：“五四的智慧醒觉运动把我的心眼撞开了。”他在家乡起劲地搜集民间故事、民歌、民谣，家里的嫂嫂、邻居老伯、店里的工人都成为他访问的对象，他将搜集来的民间文艺材料进行整理之后，投寄到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当被一些人讥之为“破铜烂铁”的“野生”文艺公然频频刊登在中国第一学府的校刊上时，他由此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顾颉刚就是重要的一位。这对生活在偏僻的东南海滨的钟敬文来说，不仅是鼓舞，而且意味着此生将与民众的文化结缘。

    广州：民俗文化研究的起点

    １９２２年，钟敬文于陆安师范毕业以后，无钱继续升学，在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但他对新文化的兴趣不减，通过邮局从上海、汕头等城市邮购新的文化书籍、期刊，如《尝试集》、《女神》、《呐喊》等，并动笔创作新诗、散文，记录、谈论民间文学。地方的偏僻、环境的狭小，使急切盼望新知的钟敬文感觉到寂寞与苦闷。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终于走出了故乡的天地，来到了华南的大都市广州，这是钟敬文走上学术之路的关键一步。在岭南大学工作、学习之余，钟敬文利用图书馆开始了民间文化的研究工作，整理了《粤风》等民俗文献，并结识了冼星海、刘乾初等进步人士，开始阅读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革命书刊，给《少年先锋》写稿。

    １９２７年秋，钟敬文转入中山大学，担任中文系助教并教预科国文。这时，一批在北京大学从事歌谣研究与风俗调查的教授，如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等南来中山大学，他们觉得应该继承发展在北方开始的新学术事业，而钟敬文更是积极的参与者与组织者。他协助顾颉刚等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倡办民俗学讲习班，编印《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丛书，对民俗学这门研究民间文化的新学问极力进行宣传与推进。年轻的钟敬文经常是身兼编辑、校对、联系印务等职，忙得不可开交，但却有滋有味，因为这是他喜爱的事业。在广州期间，钟敬文出版了《荔枝小品》、《民间文艺丛话》、《民间趣事》等文艺与学术专集，在文艺界、学术界崭露头角。

    杭州：民间文化研究的新开拓

    １９２８年夏天，正醉心于学艺进步的钟敬文，遭逢了涉世以来的第一次打击，早就对进步学者不满的假道学校长，借钟敬文经手付印的《吴歌乙集》中有“猥亵”的语句，而将他解除教职。但他并没有沉沦，在钱塘江潮水高涨的时候，应朋友刘大白之邀，乘船到了杭州。

    西湖秋色安抚了这位远来的异乡游子，催发了他的文学情思。在杭州，钟敬文除了在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任教外，还热心于散文、小品写作，出版了《西湖漫拾》、《湖上散记》等散文集，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较大成功。钟敬文的散文创作成就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如果他沿着这条文学之路走下去，中国也许会多了一位文学大师，但就会少了一位民众文化研究的大学者。

    钟敬文没有忘记五四精神的滋养，没有忘记自己研究“草根”文化的使命，在文学与民间文化两条道路的比较中，他选择了后者。在杭州，他团结了一批同志，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编印了《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及民俗学丛书。那是钟敬文学术上迅速成长的时期，他不仅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写下了多篇民间文学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至今仍然为学界所引用），而且注意吸取国外的理论研究成果，同外国同行建立学术联系。一时间，杭州成为继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之后的民俗研究重镇。

    为了充实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底蕴，１９３４年钟敬文东渡扶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研究院学习。学习期间，他在《艺风》杂志主持《民俗园地》，向国内介绍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发表民俗与民间文学的记录资料，并为此刊编辑了几期学术专号。１９３５年，钟敬文撰写了《民间文艺学建设》这篇重要学术文章，首次创用“民间文艺学”这一学术概念，提出建立独立的民间文艺学的构想，并就其对象特点、建立的社会条件、所应当采用的方法及主要任务等进行了论述。这一学术创见，因为后来中国时局的关系，没有进一步展开与落实。直到２０世纪末期，钟敬文才有条件多次论述建立独立民间文艺学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并为建设中国自己的科学的民俗学学科体系作出了特殊贡献。

    １９３６年夏，钟敬文从日本回到杭州，继续从事民间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民众教育》月刊编辑了《民间艺术》专号和《民间文化》专号。他与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同事施世珍一道举办了民间图画展览会，展出了３０００件从浙江及其它地方搜集来的民间绘画、木刻艺术品，此举在当时得到了社会各界好评。将民众固有艺术展示给世人，对于保存与传承民族文化是一有力的促进。

    北京：５０年建立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两大民间文化学科

    １９３７年抗战时期，钟敬文投笔从戎，参加抗战宣传工作。抗战后期，钟敬文重返中山大学，任文科研究所指导教授，讲授民间文学、文学概论、诗歌概论等课程。１９４７年，因思想“左倾”他再次被中山大学解职，后任教于香港达德书院。１９４９年５月，响应党的号召，他回到北京筹备并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之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副教务长、科研部主任、中文系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了，钟敬文终于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在民间文化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学术奠基与学科建设工作，其在民间文化研究上的贡献，主要集中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前期与７０年代末至２１世纪初两大时段。

    一、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６年，昌明人民文化新学科夙愿的实现

    标志性工作一：参与筹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创办民间文艺研究期刊。

    在钟敬文等学者的积极建议与周扬同志的热心关怀下，上世纪５０年代的第一个春天，第一个全国性民间文化研究组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宣告成立，郭沫若任会长，老舍与钟敬文当选为副会长，钟敬文主持该会的日常工作。经历了数十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有了研究民间文艺的专门机构，钟敬文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他心身畅快地工作着，先后参与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文学遗产》等刊物，为民间文艺研究者、采录者提供发表园地，同时组织动员各地民间文艺工作者进行民间文艺的搜集与整理，着手计划民间文学丛书的出版。

    标志性工作二：创建全国高校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招收第一批民间文学研究生。

    上世纪５０年代初，钟敬文任教北京师范大学，并兼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教职，讲授民间文学（后改名人民口头创作）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当时名为人民口头文学教研室）。１９５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了第一个民间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班，为新中国培养民间文学领域的高级人才。

    标志性工作三：发表《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的理论宣言。

    钟敬文在组织全国性民间文艺研究、培养学术人才的同时，始终重视提升民间文化的理论研究，编辑出版了《民间文艺新论集》，在《民间文艺集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口头文学—— 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理论文章，将民间口头文学提升到民族文化遗产的高度，这既是对五四以来新传统的继承，也是由新中国政权性质决定的，钟敬文的学术研究先进性由此可见。直到今天，我们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时，仍然受益于他的启迪。

    二、１９７６年至２１世纪初，宏思竣想与学术青春

    标志性工作一：呼吁成立中国民俗学会，推动中国民俗学研究。

    １９７９年，钟敬文亲自邀集顾颉刚、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白寿彝、罗致平等著名学者联名倡议建立中国民俗学会。１９８３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钟敬文当选为理事长。为了推动和协助各省市此类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从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末，他北至丹东，西至兰州、四川，南至两广，东至上海、杭州、宁波，参加成立大会，参与学术讨论，进行学术演讲，举办民间文学、民俗学研讨班。他说：“只要有利于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建设与发展，而我的体力还能支持，我都不会放弃自己的责任。”

    标志性工作二：领导中国民协开展民间文学集成编纂工作，为抢救保护民间文化竭尽心力。

    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钟敬文有条件继续他５０年代未竟的民间文学事业。１９８４年，钟敬文被推选为中国民协主席。当时中国民协的重要工作之一是编纂民间文学集成，这是一个有“文化长城”之誉的浩大工程，钟敬文的任务是组织、领导并具体参与全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搜集与编纂工作。他将这项工作视为传承与保存民族文化的重大职责，并竭尽全力组织推进。作为民间文学集成的常务副总编、故事卷主编，他在这项工作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全国各省故事卷的终审工作中，钟敬文不顾年迈体弱亲临每一次审稿会，跟同仁一道认真审读文稿，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在他的带动下，几位编委与集成办公室的同志精诚团结，在民间文学集成工作上取得了重大成果。为了表彰钟敬文在主持艺术学科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编审工作和为弘扬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１９９７年文化部给他颁发了文艺集成志书编审工作特殊荣誉奖，２０００年中国文联、中国民协给他颁发了首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终身成就奖。

    标志性工作三：重视大学民间文化教育，培养专业人才，先后主编《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概论》两部经典教材，稳定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两大学科在高校的学术地位。

    钟敬文十分看重大学教育中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为了推进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教学与研究，除了主持全国性民俗学会工作以外，他先后多次组织全国高校教师研讨民间文学、民俗学课程，编写出版《民间文学概论》（１９７９年出版，１９８８年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民俗学概论》（１９９８年出版，１９９９年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作为专业教材与理论的普及读本。在钟敬文等老一辈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民俗学在１９９８年被列入国家二级学科目录，民俗学从一个民间的学术门类上升为国家学位教育的规划学科，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钟敬文为之奋斗了近８０年的民俗学事业终于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作为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第一批文科博士后流动站的合作导师，钟敬文为了培养学科建设所需的教学科研人才，坚持亲自授课，他传授的不仅是知识学问，还有人品与献身学术的精神，为此他曾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一等奖。

    ２０世纪最后２０年，是钟敬文获得巨大丰收的时节。在北京师范大学，他先后领导创建了２１１工程重点学科与国家重点文科研究基地，培养了近５０位博士、博士后，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俗访问进修学者，他们绝大部分成为全国民俗学、民间文学教学研究的骨干力量。钟敬文领衔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创建与实践》的教学改革项目，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和教育部教学成果一等奖。

    标志性工作四：晚年倡导建立中国民俗学派，推出６卷本《中国民俗史》煌煌巨著。

    志存高远的钟敬文，并没有因已取得的成绩而满足，他不断思考着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１９９９年，他终于推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理论新著，提出了建立多民族一国民俗学的新主张。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民俗学，对有着深厚文化渊源的中国民俗学进行深入探究，２０００年年近百岁的钟敬文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亲自组建了《中国民俗史研究》的写作班子。他去世后，课题组成员秉承先生遗志，艰苦奋斗，２００６年课题以优秀成果结项。由钟敬文主编的６卷本《中国民俗史》（４００万字）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２００８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标志性工作五：喜欢马克思名言“为人类工作”，将民族文化视为“命根子”，献身民间文化事业的精神不断鼓舞后人。

    钟敬文曾经说过：“一个知识分子不能仅仅为自己活着。我喜欢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为人类工作。”钟敬文就这样为民族文化的进步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当他病重住院，还时刻挂念着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带着１４名博士生的他主动安排好了新生的课程，对一些博士生论文的开题报告也十分关心，多次约请他们去病房商谈。年近百岁的老人仍在指导博士生，这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但这确是事实，是钟敬文的学术生命的传奇。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２日，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举办了民俗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钟敬文十分兴奋，他在医院会见来自全国各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代表时说：“这是我住院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也是我８０年来最高兴的一天！”钟敬文面对民俗学学术队伍的壮大与学科建设的发展，有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他郑重地嘱咐民俗学工作者：“大家要有一种民族的自觉，将中国的精神视为‘命根子’，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也视为我们的‘命根子’。”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我希望大家努力，努力，再努力！民俗学是一种重要的学科！”这是钟敬文面对民俗学同仁的最后一次郑重谈话。他就是这样一位毕生挚爱着民间文化事业，将自己的学问人生与我们的民族文化血肉相连的伟大学者。为了表示对他的崇敬，在他去世之后，人们以“人民的学者”称呼我们敬爱的钟先生，真是实至名归！

    ２００１年９月，钟敬文在《拟百岁自省》中以诗铭志：“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曾抱壮心奔国难，犹余微尚恋诗篇。宏思竣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

    钟敬文先生离开我们７年了，他参与创建的中国民协、中国民俗学会两大学术组织机构依旧生机勃勃，他所开创的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学科在高等学校也有了新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的民俗学学科通过了新一轮的学术评审，仍然保有国家重点学科的荣誉，我想先生在遥远的天国会感到欣慰的。

（编辑：李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