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1898—1968），原名寿昌。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文艺批评家，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

    1898年3月12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

    1916年，得易象之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1919年，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翌年，创作了剧本《梵峨璘与蔷薇》、《咖啡店之一夜》。

    1924年，发表独幕悲剧《获虎之夜》，上海各学校竞相上演。

    1927年秋，任上海艺术大学文科主任，不久被推举为校长，编写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年底，会同欧阳予倩、唐怀秋、周信芳、高百岁等举行艺术鱼龙会演出，影响颇广。

    1928年，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任院长兼文学科主任；同年秋，成立南国社。

    1930年3月，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以鲁迅为首的7人执行委员之一。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剧联”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这期间，他创作了话剧《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等大量作品；同时又和夏衍、阳翰笙等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的女性》、《青年进行曲》、《风云儿女》等一批进步电影文学剧本，使电影文学从思想到艺术均出现了新面貌；此外，他还创作了由聂耳谱曲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著名歌曲。

    1937年春，据鲁迅小说改编五幕话剧《阿Q正传》，由中国旅行剧团首演。

    1944年春，与欧阳予倩等在桂林主持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

    1946年春，回到上海，写作《丽人行》、《忆江南》、《梨园春秋》等戏剧和电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积极推动戏曲改革，促进了传统戏曲艺术的发展。与此同时，还写出了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改编了戏曲《白蛇传》、《谢瑶环》等作品。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剧协主席；并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1979年4月平反，在北京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雄壮激昂的旋律，将一次又一次在我们锦绣山河的大地和天空自豪地回荡。田汉和聂耳两个永不泯灭的身影将于歌声中显现在我们面前。作为我们民族心声的代言者，他们的名字将和我们的祖国同在。我们有义务知道他们的事迹，将他们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下去。

    一

    田汉是伟大的五四运动所产生的一位文化巨人。他以不竭的精力和不息的激情创作出数量惊人的作品。据现在粗略的统计，他存世的作品有：话剧剧本63部、戏曲剧本27部、歌剧2部、电影剧本12部、诗歌2000余首，更有各种对于当时和今后颇有指导意义的文论。各种文字竟有1000多万言，可谓丰硕。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中能超越他的文艺家怕是不多。

    夏衍先生曾经说过：“田汉是现代的关汉卿，我私下把他叫做中国的‘戏剧魂’。”这并不是过誉，恰恰是最准确、公正的评价。田汉一生追求理想和光明，他满腔热情地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写诗作文，创演话剧，宣传新思想。上世纪20年代，他开创和领导了南国社的戏剧运动，引导和影响了一批热血青年奔向反帝反封建的战场；30年代他是左翼戏剧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与反动独裁统治进行针锋相对、不屈不挠的斗争；40年代，他又成为抗日民主戏剧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卓越的功勋。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民族不朽的战歌；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呕心沥血地领导了新中国戏剧事业的改革、发展。终其一生，他为中国戏剧而奋斗，也为中国戏剧的命运而殒折，他是历史为中华民族而选定的“戏剧魂”。

    1968年12月10日，那个阴沉的冬天，这个永远鲜活的灵魂在冷寂悲戚中飞升天国。41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忘记这依旧活在中国戏剧事业和民族心中的“灵魂”吧？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3月12日（农历二月二十），田汉生于湖南长沙县东乡田家塅茅坪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原名寿昌，乳名和儿。这一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戊戌变法之年。那位愿为变法而第一个流血的刚强的谭嗣同，就是湖南浏阳的硬汉。6个月大的和儿，自然不会听见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斩首前谭嗣同慷慨的呐喊，但是他为改变祖国命运、拯救危亡的呼声，穿越时空，在少年寿昌的心中回响。他永远记得谭嗣同在牢狱墙壁上的题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田汉永不泯灭的爱国情操和热烈如火苦干到底的性格，其源泉有自，但湖南硬汉的精神，也是其一吧。

    田汉是浪漫的，为了自由、民主和理想的人生与社会，义无反顾地踏上自己选定的路。1911年，他13岁，辛亥革命前，为了进入风气良好的学校，改名田汉。这名字并不包含“革命”的意思。但是巧得很，他们4个改名报考同一学校的同学都被录取，按照成绩的顺序，从后向前读，他们的名字竟然是“英雄怀汉”，暗合了“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辛亥革命的宗旨。推翻了皇帝所带来的空前兴奋，让激情如火的年轻田汉投入到时代的潮流中，他参加学生军、编演新戏，向往着一个全新的国家和人生。但他很快就失望了，没有了皇帝，而一切旧有的秩序并没有改变，有的反而变本加厉。1916年8月1日，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的田汉，在校长徐特立的推荐下，跟随被任命为湖南留日学生经理员的舅舅易象（字梅园）赴日留学。他在日本阅读各种书刊吸收新鲜的思想。他曾经用文言文写过一篇长文议论俄国的二月革命和中国的前途，大胆预言中国“不十数年，且将有社会之大革命也”。文章由舅舅梅园先生推荐给李大钊，颇受李大钊的赏识，发表在其主编的《神州学丛》1917年1月号上。他还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成为该会东京分会最早的4位成员之一。但他对戏剧的迷恋，远超于政治，他坚信自己的使命就是做一个戏剧家，做“中国未来的易卜生”。1907年，欧阳予倩等人组织的春柳社在东京演出根据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黑奴吁天录》。这个日子就成为中国话剧史的开端。在这批中国话剧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就有田汉的名字。那时他看过在东京上演的许多名剧，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霍普特曼的《沉钟》等，沉浸在艺术和爱的梦中。

    1919年暑假，田汉回国省亲，在舅舅的支持下，和自己16岁的表妹易漱瑜“智逃”日本，处在清纯而热烈的恋爱中。那时又和宗白华、郭沫若结为莫逆，使他的艺术和爱之情思都得以尽情地张扬。于是埋首疾书，连续写出四幕话剧《梵峨璘与蔷薇》和三场话剧《灵光》。《梵峨璘与蔷薇》的主题可以说是田汉一生剧作永恒的主题，只是由于时代和思想的变化，这个主题有了不同的含义和升华。这个主题就是艺术和爱情。他称此剧为“四幕新浪漫主义悲剧”。可惜，由于22岁的田汉对于生活的体味比较肤浅，而他对于新浪漫主义的理解也失之偏颇，在剧本的写作技巧、情节设置上，都表现出难免的幼稚。这剧本好读不好演，也未曾上演。但对于田汉一生的戏剧创作，乃至中国话剧史却有着非常独到的意义。

    1919年的五四运动将“中国向何处去”、“怎样改造中国的社会”这样的大问题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因此学习易卜生成为时代之盛。社会问题剧大兴，凡是爱情和妇女题材的剧本都难逃《玩偶之家》中娜拉出走的框架。在这次学习西方戏剧的第一课中，我们所选择的现实主义，那时已不是西方戏剧的主流，代之而起的是属于现代主义的新浪漫主义。田汉敏锐地选择了这最新的潮流。有学者论道：田汉这出不成熟的出世之作因此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这是公平之论，为中国现代戏剧史做了补白。新浪漫主义是主张超乎悲喜，去写出离了悲喜的心境，塑造更深更久远的艺术美。而“超悲喜”的境界正是大悲深深之悲的结晶。我们不应忘记在学习最新的戏剧哲学和理论的洪流中，田汉是走在最前面的一位。田汉后来很不满意这《梵峨璘与蔷薇》，而把自己修改过的《咖啡店之一夜》作为出世之作，这体现了他自我批判的精神。但中国话剧史，不可不记下那个幼稚却新颖的足迹。田汉的戏剧创作也始终践行着“写心境”、“写自我”的新浪漫主义之路。

    二

    1925年1月14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只有22岁的易漱瑜，在田汉怀里溘然长逝。这对他是难以接受的打击。易漱瑜不但是他青梅竹马的爱人，而且是志同道合的伙伴，甚至是他心中的女神、艺术的缪斯。她的离世，再加上国家、社会的现状，“旧的已去新的还未来”，使他的心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加以他和黄大琳的短暂婚姻又在社会上引起飞短流长（黄大琳是易漱瑜的好友，易漱瑜临终前嘱咐田汉以黄大琳代自己），更让田汉心情沮丧。1925年夏，田汉和三弟田洪回到上海，期望在新的领域施展才智，走出精神的困境。这个时期田汉最精彩的事业，便是他硬干起来的南国社戏剧运动和艺术鱼龙会的演出。他先是应陈望道之邀去复旦大学教书，又应邓中夏之请去上海大学兼课。1927年8月，田汉应黎锦晖邀请受聘于上海艺术大学任文科主任。他成立了以陈白尘等为代表的校务委员会，一批艺术青年学生为骨干，成为南国艺术运动的基础。田汉邀请周信芳、高百岁、郁达夫、徐志摩、徐悲鸿、洪深、欧阳予倩、唐怀秋等各路文艺名家到校授课、座谈，后来又举行演出活动，名之曰“艺术鱼龙会”。龙者，各路名角，如周信芳、欧阳予倩等；鱼者，各位学生也。演出剧目有田汉的剧作《苏州夜话》、《江村小景》等，唐怀秋的《烧鸭子》以及一些日本、英国剧作家的作品，欧阳予倩带来自己新编的京剧《潘金莲》，周信芳也有拿手好戏。

    艺术鱼龙会的演出自1927年12月17日至23日。演出虽然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进行，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奠定了田汉和一批同志创立艺术学院的志向。后来，他们脱离上海艺术大学，成立南国艺术学院，后又将南国电影剧社一并归入南国社，集合和培养出一大批中国现代戏剧运动和各种文艺的中坚力量，如陈白尘、吴作人等。（顺便提一句：1928年，洪深加入南国社，在一次集会中，田汉、洪深等商议将新剧、爱美剧等，正式定名为话剧。）田汉提出“民众的戏剧”这一口号，遂于1928年4月利用春假率学生们做了一次“团体的西征”，在被称为Drama King（戏剧之王）的“大孩子”田汉的率领下出发了。男生一律西装兰绸领带，女生一律旗袍米色绸围巾，这班风华倜傥的一群，巡游在春风细雨翠绿的江南，演出颇为浪漫的新剧，这是多么令社会惊诧而又引无数青年心仪的举动啊。他们的演出反响强烈，虽有小的周折，却也增加了他们走出去的信心。在“走向民众”的口号下，他们又进行了几次这样的巡演，杭州、苏州、南京都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还南下广州，甚至下乡到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办的晓庄师范学校去演出。演出的剧目除了先前的剧作外，还有《获虎之夜》、《南归》、《落花时节》、《古潭的声音》、《名优之死》等。这些剧作虽然依旧是艺术与爱情的框架，依然洋溢着浪漫主义甚至唯美主义的色彩，但是悲伤和颓唐渐渐减少和消逝，对社会不平的抨击、对光明的渴望和希冀却渐渐加强而有力。在“我们的生活，马上就是我们的戏剧”的观念下，田汉正一天天直面现实。他的戏剧正为广大的青年所喜爱，迎来中国话剧史初始阶段最辉煌的风景。相信今日我们话剧界的所有同侪，心里都保有这不会褪色的画面。

    但是田汉依旧在艺术上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写心境”、“写自我”，而且将这与“写现实”紧密结合。对于新浪漫主义的理解与运用渐次深刻而且成熟。《获虎之夜》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名优之死》则更是中国话剧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获虎之夜》写出了“超悲喜”的艺术之美的境界，正是大悲的结晶；《名优之死》则以非同寻常的办法写出艺术家内心独特的苍凉与悲怆。2008年，为纪念田汉先生110周年诞辰、殒折40周年，田汉基金会邀请一个由青年业余演员组成的民间剧社演出田汉的剧作，其中就有《获虎之夜》和《名优之死》。在简陋的舞台，以最直白的方式和难免幼稚的表演，竟然让观众唏嘘落泪，落幕时刻，掌声骤起。这说明田汉的戏剧具有不会衰老的生命，说明今日的戏剧爱好者和观众，看得懂也需要田汉的新浪漫主义。

    三

    田汉是率真的。夏衍先生曾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倘以黄金论人，田汉起码在九成以上。”这是对田汉人格的公允之论。

    南国社的戏剧运动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是中国话剧史上颇为精彩的一页。但是也招来一些批评，甚至颇为尖锐的指责。田汉极为重视这些批评。他审视自己总是沉溺于灵与肉的纠缠中，艺术和爱情的主题虽然已经开始从天宇向地面人生降落，但还是离民众和现实颇远，他的声音还像是从遥远的空中朦胧传来。而上世纪30年代的国情正面临急剧的变化，民族的危机正一天天加剧，爱国诗人田汉内心已经在自我搏斗。他认识了共产党人夏衍、冯乃超等，结成了终生的好友。中国共产党又派蒋光慈、钱杏邨（阿英）加入南国社，帮助他“转向”。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的“普罗列塔戏剧（无产阶级戏剧）”也给予田汉巨大的启示。1930年2月13日，上海成立自由运动大同盟，田汉认识了鲁迅先生，并且被一同选为执行委员；同年3月2日，上海又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田汉又与鲁迅先生、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等一起被选为常务委员。无疑，这都在促使田汉思想的转化。而安娥的出现对于田汉的“转向”，有着巨大的助动。这位从莫斯科归来的美丽又豪爽的“红色女郎”，那热烈的革命情怀，对革命理论深刻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深深打动了田汉的心。他更加仔细深刻地解剖自己的内心。1930年初春，田汉决定南国社“转向”为无产阶级服务，投入到左翼戏剧运动中去，获得了全社同仁一致的赞同。田汉“转向”的第一个舞台剧是《卡门》。这是对Del Rio主演的影片《卡门》的颠覆性和革命性的“改编”。那部影片也背离了梅里美的原著，将追求爱情自由的吉普赛女郎卡门写成荡妇。田汉则将卡门写为为了追求自由而与不平的社会以及爱情的束缚做拼死斗争的姑娘。这恰好与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的社会状况相合，同当时中国的民气相契。演出极为哄动。这戏虽然有难免的直白的政治色彩，却也是田汉将自己的艺术同社会的需要相结合的宣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民众抗日情绪高涨。田汉立即投入抗日的左翼戏剧运动之中。这时他以《乱钟》一剧表现出将自己的艺术化为民众心声的决心和功力。《乱钟》在暨南大学的演出成为一次激情的民众誓师。这是中国话剧史上激昂的篇章。

    1932年2月，田汉加入中国共产党，瞿秋白以中共中央宣传部代表的身份为其亲自主持入党宣誓仪式。在党的领导下，田汉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领导了左翼戏剧运动，又和夏衍、阳翰笙等人领导和组织左翼电影运动。许多杰出的电影艺术家都团结在党的周围拍出许多优秀的影片。田汉还同小他14岁的音乐家聂耳成为至交，他们合作的歌曲一直到今天还回响在祖国的舞台。其中《回春之曲》是个代表性的作品。依旧是艺术和爱情的纠葛，依旧是荡气回肠的情感，但艺术和爱情都冲出个人的牢笼，升华为对祖国民族之爱。这戏从今天的观念来看，也难于超越。剧中插曲《梅娘曲》，有着永恒的魅力，令歌者和听者时时都能潸然。这戏的艺术力量永远是难以企及的。我们真的应当仰视田汉这位中国的“戏剧魂”。后来，田汉又投入组织和领导抗日演剧队的工作，一队队热情奔放的青年戏剧家，投身抗日战场和大后方，掀起中国话剧史上的又一次高潮。

    是什么力量使得将戏剧视为生命的田汉，浪漫主义甚至有些唯美主义的大艺术家田汉，全身心扑向时代，将自己的心灵融进中国的大地，将激情同现实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应当仔细思考的问题。我以为，先向先贤低下头，奉上敬意，我们才有希望走出新路。

    四

    田汉的思想是深刻的。他早就在思考用什么形象来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最合适，他想到了长城。在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中，田汉就已经写到：

    “苦力们，大家一条心！

    挣扎我们的天明！

    我们并不怕死，

    （白）不用拿死来吓我们

    我们不做亡国奴，

    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

    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

    向着自由的路。

    前进！前进！”

    但是他总觉得单单一个长城，似乎还不能反映开始觉悟了的中华民族的群体形象。中华民族已经开始铸造一座心中的长城，这座长城是万众一心、空前团结、同仇敌忾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要求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弱德之美，从不主动攻击、侵略别的民族。这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群体性格。我们不是主动地去战胜别人，而是“谁也不能把我们战胜”。于是，田汉的思考渐渐凝为“血肉”、“长城”、“最危险的时候”、“最后的吼声”、“飞机大炮”、“万众一心”、“前进”这一系列的形象和理念。他在许多讲演中，许多作品中，不断丰富“长城”这个形象的新的内涵，终于在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中，将自己的思考完整地喷发而出。

    这首歌，不但完成了一位爱国的、激情澎湃的浪漫诗人、戏剧家，向民族代言人、民族心声呼号者的彻底转化，而且为中华民族、所有华人后裔，竖起了一座语言和灵魂的不朽纪念碑！据说，由于灵感突发，田汉来不及在稿纸上书写，这首歌词是匆忙中写在香烟的锡包衬纸上的。写完后的三四天，他就被反动派政府逮捕，歌词是由他的妻子林维中女士交给夏衍的。聂耳主动请缨为这首歌谱曲，完成后，受党组织委派东赴日本，以避反动政府的迫害，但不幸在游泳时溺亡。一位天才的民族音乐家在异国的海浪中夭折了。他和田汉都没能在第一时间听到《义勇军进行曲》激昂的旋律。但是，这首歌仿佛长出了翅膀在中华大地飞扬。当时世界第一号男低音歌唱家、美国的保罗·罗伯逊在世界巡演，每次都用汉语高唱它。历史和民族早已选定它是我们的国歌、战歌，呼唤和平、正义的民族之歌，警钟长鸣的居安思危之歌，我们的灵魂之歌。

    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时，我以为应当抱有深切的感谢之情。没有如田汉和他们那一代艺术家们的奋斗，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成就。我们或者曾经误解过、委屈过他们，或者今日仍然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估他们的业绩，但我们至少应当知道，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攀登的。田汉和聂耳是两个不朽的名字，我们应当为有他们而自豪！当我们唱起国歌时那就是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编辑：李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