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巴老的大哥。我是巴老的侄子。

    一般人只知道巴老是四川人。四川人多是外省移民去的。我们李家的祖籍是浙江嘉兴，清朝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巴老的高祖父李介庵入川定居。到巴老这辈，是入川的第五代；我这辈是第六代；我的两个小孙女则是第八代。

    巴老诞生的时候，李家是一个封建大家庭，共三大房。我们这一大房以巴老的祖父李镛为首，他有5个儿子。巴老的父亲叫李道河，是李镛的长子。巴老的大哥即我的父亲，叫李尧枚。巴老的三哥叫李尧林，即翻译家李林。巴老还有两个胞弟：一个叫李采臣，在银川；一个叫李济生，在上海。

    １９２３年，巴老与他的三哥离开成都去南京读书。在阔别家乡１８年后，巴老于１９４１年首次回成都。当时，原来的大家庭早已崩溃。加上日本侵略中国，生活困难，巴老回来，住在我们这个小家里。

    １９４２年巴老第二次回家，住了４个多月，当时，不少青年请巴老题字，我也拿了本子请他写。他毫不推辞，用毛笔给我写了四句话，即：“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随着年龄增长才加深理解，这四句话影响我一生，我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一辈。

    １９５５年，巴老路过重庆，打电话找我，时隔１４年得以相见。以后这十年，无论我在重庆、成都和北京，巴老经常寄书给我，帮助我在藏书上“先富起来”。巴老给我有５０多封信，可惜这些信后来被造反派弄丢了。“文革”迫使我们中断联系达６年之久，直到１９７２年才重新通信。

    我是巴老的侄子，但更重要的是，我是他的忠实读者。我是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成长的。我喜欢读巴老的书，尊重他的人品。我信仰他的主张：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去年，有位年轻记者问我：巴金的侄子这个身份给我带来什么？我说身份不能带来什么，是巴老的文章和人品教育了我。巴老一贯重视做人。２０多年来，我在这方面写了一些散文和随笔。去年，为庆祝巴老百岁华诞，三联书店为我出了一本书，名为《我的四爸巴金》。

    巴老很看重做人。１９４１年，他教我“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事隔５２年，１９９３年我去杭州看巴老。临别前一天下午交谈，他第一句话就说：“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巴老这句话，我当成家训，请人书写为横幅挂在墙上。

    巴老对我，除了言教，更多的是身教。我讲一些主要的感受：

    一是巴老“即使饿死也不出卖灵魂”的骨气。我１９７３年悄悄去上海看望巴老，最使我吃惊的变化是：巴老满头白发。我问巴老生活上有无困难？他说：“已经告诉姑妈，必要时可以像我早年在法国一样，只吃面包。”这次见面，令我最宽慰的是：巴老身体健康，精神未垮。虽然我们不敢深谈，但我能感受到他十分关心国家民族的未来。他在家里翻译赫尔岑的书——明知无法出版，只为送给图书馆，供人参考。巴老当时平静从容的态度，表现了他“威武不能屈”的硬骨头精神，也就是他重新提笔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所说：“我即使饿死，也不会出卖灵魂，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

    二是贯串巴老一生的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粉碎“四人帮”不久，巴老患帕金森氏症，几次骨折，举笔重千斤。巴老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同时，一直坚持写作。我工作过的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四本《巴金近作》和《巴金选集》（十卷本），最后一本近作结集《讲真话的书》，包括了他重新提笔后的全部著作（共80多万字），我深知他所付出的心血。80年代末，巴老曾对我说，在他做完工作以后就认真休息，好好地看武侠小说。可是，天知道何年何时才是他做完工作的时候？他实际上仍像“春蚕”吐丝一样地工作，说自己“已死丝未尽”，编《全集》和《译文集》，艰辛地为此写跋。

    巴老是作家，完全靠稿酬养活自己。他对自己的物质生活要求不高，有了稿酬常去帮助有困难的读者和亲友。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今天，他不领取工资。“文革”中被冻结的存款，其实是他的稿酬。存款解冻后，仅１９８２年一次即捐了１５万元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对“希望工程”和救灾，他也常请家属或工作人员隐名捐款。当时，巴老在四川出书，不要稿酬，出版社为他翻洗照片，他却亲自到邮局寄还洗照片的垫款。他的另一巨大“财富”即大量藏书，分别捐给了国家的图书馆。

    三是巴老经过认真的反思，坚持独立思考和主张讲真话。“文革”结束后，讲真话的主张，受到广大读者和作家的欢迎，但也受到若干指责。巴老对这些指责十分坦然。１９８７年４月２９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上说：“对我来说，我按计划写完《随想录》，而且出齐两种版本，想说的话都说了，不管怎样，我提出来：大家要讲真话，为了这个，子孙后代一定会宽容地看待我的。我只能尽力而为。”１９８８年冬，又写信说：“……（我）又老又病，活下去总有些痛苦，但对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有感情，我始终放不下这笔。”

    去年，《中华读书报》记者祝晓风问我他们三兄弟之间，感情为什么这样深？我认为除了深厚的手足之情外，还因为他们都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正如巴老所说：“（五四运动）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被忘记的青春也给唤醒了。我那时不过十四岁半，我也跟着大哥、三哥一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使我们的心非常激动。我们觉得它们常常在说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大哥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他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去那里取一些新到的书报回来。……当时在成都新的书报很受欢迎，常常供不应求。”“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出一些时间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有时我们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姐，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新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五个人又组织了一个研究会。”

    巴老的大哥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正如巴老所说：“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步变成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大哥支持巴老和三哥去南京读书，继又帮助巴老去法国留学。后又鼓励巴老写小说《春梦》（即小说《家》）。大哥在家撑持一房人的生活，他实在承受不住各种压力，终于在１９３１年服大量的安眠药自杀。没想到，当巴老“激流”的总序在上海《时报》4月18日第一版上发表时，告知大哥服安眠药自杀的电报19日下午就到了。大哥不仅一个字不曾读到，连巴老开始写小说《家》也不知道。巴老读完电报，怀疑自己在做梦，像发痴一样过了一两个钟头。他不想吃晚饭，也不想讲话，一个人到北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灯火辉煌的路上走来走去……

    上世纪３０年代，巴老写过一篇《做大哥的人》，记叙了大哥的一生。巴老说：“我不能不痛切地感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１９５６年，巴老在《谈〈家〉》一文中提到他大哥，又说：“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巴老小说《家》中的大哥高觉新，以大哥为模特儿，大家都熟悉这个人物，我不多说。不同的是：高觉新没有自杀。我理解巴老的心：他既要给读者以希望，更不忍心觉新在他笔下死去。

    （本文系2004年作者在上海“走近巴金”系列讲座上的讲演摘要）

（编辑：李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