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因为他的家乡有两条河，分别叫沫水和若水），四川乐山人。现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

    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科。1919年，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

    新中国成立后，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及多部诗集。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及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为中国文联主要组织者之一，并任第一任主席。

    1921年8月，一本题名为《女神》的诗集在上海出版。《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天狗》、《匪徒颂》……光是这样一些篇题就足以震撼人的心灵了，这是由一首首如天马行空般自由不羁的诗文辑成的新诗集，它让五四文坛立刻记住了一个新的名字：郭沫若。

    郭沫若此时还是一位在日本求学的留学生，所学专业为医学。当初他是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热切愿望东渡日本，并选择了医学专业的。但是随着时代大潮的推动，郭沫若毅然弃医从文，吹起诗歌这只“芦笛”，用文学进行人的现代思想启蒙。

    《女神》中的大部分诗篇创作于1919年至1920年前后的几年间。这正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五四运动爆发，古老的神州大地进入一个革故鼎新、充满破坏与反叛精神，追求希望和理想主义的时代。郭沫若充分地感受到了这一时代的脉搏，把它熔铸在自己的文字中。毁坏与创造成为《女神》反复歌咏的主题，爱国主义是《女神》的诗魂，郭沫若用热烈的理想主义激情为“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

    在郭沫若的《女神》之前，中国文坛虽然已有新诗创作，也有新诗集出版，但《女神》一问世，立即引起新诗坛热烈关注，因为它所表达的，“完全是时代底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女神》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雄奇瑰丽的浪漫主义风格和完全摆脱了古典诗词格律束缚的自由体形式，使它成为一部开一代诗风的作品。这是新诗历史的一个重要起点，郭沫若则被称为“时代的肖子”。

    在创作《女神》的同时，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一起成立了文学社团创造社，先后创办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等文学刊物，出版了“创造社丛书”等系列丛书。郭沫若是创造社的核心人物，他在《女神》之后又陆续创作了诗集《星空》、《瓶》、《前茅》以及大量小说、散文、文艺论著等。郭沫若与创造社作家在文坛上高举浪漫主义大旗，一时风靡于青年之中，这使得创造社成为五四文坛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瞿秋白称：“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

    1924年，郭沫若在翻译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的过程中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他开始思想和人生方向的转换，从尊崇个性本位意识转向争取“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他与创造社作家一起开始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五四新文学的发展由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左翼文艺运动的阶段。郭沫若更走在前面，直接投身于社会革命运动之中。1926年，他投笔从戎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1927年，他因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径而遭国民党当局通缉，后参加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

    流亡日本的10年间，郭沫若以唯物主义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思想，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金文甲骨之学，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等10余部著作，在历史学、古文字学领域开创了一片新的学术天地，也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毁家纾难，毅然回到国内，投身于全民抗战的滚滚洪波之中。他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主持文化工作委员会，从事抗战文化的组织领导和宣传工作，同时继续他在历史学领域的研究。作为文学家，郭沫若在抗战期间的历史剧创作，迎来了他创作生涯新的辉煌。

    早在开始创作新诗的时候，郭沫若就开始尝试戏剧创作，先是写诗剧，后创作舞台剧，成为早期中国话剧创作的实践者之一。话剧艺术在传入中国之初的那个时期，还没有原创作品，李叔同、欧阳予倩和春柳社所演剧目多改编自外国文学名著。到郭沫若、田汉等人进入这一领域，才开始有了原创的剧本。上世纪20年代初，郭沫若创作了以反封建专制主义为主题、统称“三个叛逆的女性”的《卓文君》、《王昭君》、《聂嫈》3个剧本，很快即被搬演，在大革命时期广州的话剧舞台上非常引人注目。

    抗战爆发后的上世纪40年代初，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的文化专制愈益严厉，直接针砭社会现实，特别是抨击专制腐败、投降分裂势力的文艺创作受到钳制，进步的作家们于是转向历史题材，借古喻今，以古事鉴今事。郭沫若率先整理创作了历史剧《棠棣之花》，继而连续创作了《屈原》、《虎符》、《南冠草》等6部大型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等剧作的每一次上演，都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有力地抨击了社会现实中的黑暗势力，传达出广大民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心声。其他许多进步作家也纷纷有佳作问世，国统区的话剧舞台呈现一片繁盛局面。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读过《虎符》的剧本后，在给郭沫若的致电文稿中写道：“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不久后，毛泽东又致信郭沫若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郭沫若的抗战历史剧创作，在《女神》之后，成就了他文学创作领域的又一高峰。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抗战历史剧创作，促生了一个历史剧繁荣的局面，这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根据创作实践，郭沫若还总结、阐述了一系列关于悲剧、浪漫主义历史剧创作的戏剧理论。这些理论，对于当代的历史剧创作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在整个抗战期间，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实际上成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一个领军人物。在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及50岁生辰之际，重庆、延安、桂林、新加坡等地的文化界都举行了纪念和庆祝活动。周恩来特意写了《我要说的话》，对于郭沫若所走过的道路及其在新文化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有一个十分精辟的评价。他说：“郭沫若创作生活25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25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郭沫若被推选为大会总主席，并做了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在报告中，郭沫若充满信心地展望了新中国的文学艺术事业。7月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宣告成立。7月23日，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当选为主席。从“革命文化的班头”到中国文联主席，这是历史对于郭沫若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负了更多、更重要的领导责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务。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我今天接受了无上的光荣，也接受了庄严的使命。”郭沫若的身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无论对于一个文学家、诗人还是一位学者，都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光荣，当然也就意味着时代赋予了他更多的历史使命。在担负起新中国文化事业领导者职责的同时，郭沫若仍然笔耕不辍，创作有诗集《新华颂》、《骆驼集》、《长春集》、《东风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文艺随笔《读随园诗话札记》等；整理校勘古籍《管子集校》、《再生缘》等；撰写学术论著《奴隶制时代》、《李白与杜甫》等。

    身为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非常关注其它各种艺术门类的发展，话剧、京剧、地方戏曲、电影、民歌民谣、书法艺术，乃至民间工艺，都在他关注的视野之内。他同许多艺术家有密切的交往，像梅兰芳、常香玉、关肃霜、白杨等等，关心他们的艺术创作。他自己尝试创作了电影剧本《郑成功》，也曾主持民歌民谣的收集整理，并且专门撰文为民间歌谣“摇旗呐喊”。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郭沫若怀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做了许多实际工作。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已确立为党的科学文化工作的基本方针，但由于不时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在很多时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而郭沫若在各个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反映了他一直以自己的文化活动，努力在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领域促成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1958年，借毛泽东诗词发表之机，郭沫若撰文，为文艺的浪漫主义精神，为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张目，力图纠正只讲现实主义的偏狭。紧接着，他创作了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的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并藉此引出为曹操翻案、围绕武则天功过是非展开的学术讨论，引出关于历史学与历史剧的关系、科学与艺术的关系的讨论。这之后又有关于陈端生和《再生缘》的讨论、关于郑成功的讨论、关于王羲之《兰亭序》真伪的争鸣等等。事实上，郭沫若发起或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学、历史学领域几乎所有的学术讨论，由于他的学识、声望，每一次的学术讨论都有众多学者参加，言路广开，显示了民主讨论的学风，形成了热烈争鸣的局面。

    1978年5月底，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是“文革”后文学艺术界各个协会恢复活动所举行的首次会议。郭沫若作为中国文联主席却已经卧病在床无法与会了，但他在病中约见周扬的时候特别说到，应该研究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一直是他所心心系念的。

    “百花齐放百鸟鸣，贵在推陈善出新。看罢牡丹看秋菊，四时佳气永如春。”郭沫若的这首诗一直题留在他生前最后居住过的院子里。在中国文联成立60周年之际，诗中所描绘的文艺园地的那番盛景，当然早已经实现了。

（编辑：李钊）